谢觉哉曾说过 谢觉哉曾用生命保护的沙发里的“秘密”是什么?
被誉为“延安五老”之一的谢觉哉是中国共产党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杰出的社会活动家、我国人民司法制度的奠基者之一。谢觉哉1884年出生于湖南宁乡,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年之前,他曾担任毛泽东的秘书、中央苏区内务部长、陕甘宁边区内务部长等职。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谢觉哉历任内务部长、最高法院院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1971年6月15日在北京病逝,终年87岁。
谢觉哉是清末秀才,写得一手漂亮的毛笔字,又勤于笔头,一生留下的墨迹无数,而他自己也比较注重这些资料的保存。
日记是谢觉哉最看重的财富,谢觉哉的小儿子谢亚旭曾经感慨,“父亲一辈子,最宝贝的就是日记。父亲曾对母亲说,不管行军打仗多么艰苦,有两样东西不能丢:一个是日记,再一个才是孩子。”
行军中他把防寒的毛毯都扔掉了,但日记总捆在腰间。在延安生活期间,日记中大量记载了他与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董必武、林伯渠、徐特立、吴玉章等老一辈革命家的交往、晤谈,十分珍贵。对于那段历史,现有记载中最确切、最真实的文字记录就是谢觉哉的日记。
“文革”爆发后,谢老和夫人王定国为保证日记本的安全,将日记本藏在王定国房间的空心沙发里,并用钉子把四周钉死。
1969年2月6日,王定国突然被关进北京“监四号”囚牢,已经瘫痪的谢老艰难地挪到夫人的房间,爬上那条旧沙发,日夜躺在上面不挪步,用生命保护沙发里的“秘密”。
无奈之下,谢觉哉用左手给周恩来写信,报告了当时的情况,并拖着偏瘫的身子,亲自把信送到中南海收发室。3天后,总理收到来信,立即命令有关部门:一定要把王定国放回家!
王定国回忆说,回到家时,谢老正孤独地躺在旧沙发上。王定国在谢老身旁坐下,用手抚摸沙发,谢觉哉会意,连忙小声告诉她说:“在!还在!”
大革命时期的黄竹纸,延安时期的马兰纸,记载着毛泽东的话语,周恩来的嘱咐,还有许多老一辈革命家的言论的几十本日记,在谢家人的保护和珍藏下得以保存。
谢觉哉先后在中央苏区、陕甘宁边区和新中国成立后的最高人民法院担任领导职务,是秉公执法的好法官。
谢觉哉一贯重视调查研究,反对逼供。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司法部成立不久,谢觉哉就收到亟需批复的“王观娃死刑案”。案情报告认为,王观娃当过土匪,今年又抢过一次,所以“非处死不可”。但谢觉哉反复审阅卷宗,提出了诸多可疑之处:王观娃的罪到底是什么?当过几年土匪有什么事实?今年是怎么抢人的?又是怎样活动他人当土匪的?谢觉哉批评道:死者各种事实情节都没有搞清楚,这样马马虎虎,如何判王观娃死刑?气愤之余,在报告上写了4个大字:“无从下批。
”省裁判部收到谢觉哉的批复,重新查据处理,最终以“无罪释放”结案。
“王观娃死刑案”处理后不久,谢觉哉又看到了更加恶劣的“田崇山等四犯死刑案”。因为这次是先斩后奏,田崇山等人不足死,但都已被杀掉了。谢觉哉气愤地说:“先斩后奏这种草菅人命的作法,本是旧社会的病,我们不能再害这种病了”。他强调:“死刑必须报司法部批准,才能执行”。并指出:“判决案件,都应该告诉他,不服可以上诉,即使被告不声明不服,也应给他上诉的权利和机会。”
尽管年事已高,但谢觉哉仍然以身作则,带头阅卷办案,时常看卷到午夜之后。不仅亲自办案,而且深入到全国各地法院,查大案要案。有一次,谢觉哉阅卷发现了一件8年的冤案,亲自主持纠正。当被平反之人写信道谢时,他却认为法院让人家坐了8年冤狱,不仅不该接受感谢,而且要向人家道歉。
所以,他强调指出:“批案一定要调案卷,否则,何必要设立最高人民法院呢?杀人一定要慎重,一个人只有一个脑袋,杀掉就不能再安上,我们一定要对人民负责。”
1961年8月,他给国家领导人写信,报告法制秩序混乱的情况:农民偷一筐土豆判十年,这是无法无天,人有几个十年?
1959年4月,谢觉哉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当选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他带头纠正错案,告诫法院的领导干部一定要亲自看案卷,他说:“我真为你们不认真看案卷,不分析案情,出现这样的错案,失去人民对法院的信任捏一把汗啊!”
谢觉哉一生造福于人民,对自己要求却极其严格。他第一次去旧居,要求宁县县委对他不要有任何特殊,也嘱咐在家务农的儿子“不要去排队为我买油买肉”,“没油菜也可以吃,只要有盐就行了”,“农民吃什么我也吃什么”。
1962年,谢觉哉语重心长地对子女们说:“现在人民还有不能安生的,我们每月却领高工资,这都是人民身上来的,因而不能不有点惭愧。”夫人王定国看到谢觉哉身体不好,穿的也是很旧的衣服,总想让谢觉哉吃穿得好一点,可谢觉哉总是说:“我们的吃穿已经很好了,再好就要过分。”
谢觉哉有次出外视察,被安排住在一个高级招待所里。他很是不安,心中挂念着许多衣食住行尚有困难的群众。谢觉哉说:“因为住在这样好的房子里,不能不想起许多人还是住的破烂房子、甚至没有房子住的问题。我们与群众比,不能走的太远。”
谢觉哉对官僚主义深恶痛绝。在担任内务部长期间,他提出部长、副部长、司局长要亲自接待人民群众来信来访。一次,一位老人来访,话还没有说就伤心地哭了。谢觉哉一边劝慰一边叫通信员给这位老人倒杯水,请他歇一会儿再讲。老人非常激动,拉着谢觉哉的手说道:“您这位老同志真好啊!一时解决不了问题,我心里也舒服啊!”
1955年6月的一天,他来到一个正在加固黄河河堤的抢险工地,紧紧握住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的手,问道:“您多大年纪了,也来修堤防灾?”那位老人热泪盈眶地抚摸着谢觉哉那雪白的胡须说:“咱俩的年纪不相上下吧,您能亲自看我们真不容易啊!”
对其子女和亲属,谢老同样是极其严格的,从不给予特权。建国伊始,谢觉哉担任了第一任内务部长。对于托请办事、找工作的亲属,谢觉哉总是回绝。
当时在湖南宁乡的二儿子谢子谷到了北京,要求他安排工作。在新政权刚成立、政府工作人员缺乏的条件下,安排一个人的工作并非难事。但谢觉哉却说:“全国刚刚解放,下头更需要人,你有文化,还是回家乡去工作好。”谢子谷遵照父亲的嘱咐,回到县里便献身于党的教育事业。后来,谢觉哉在家务农的大儿子谢廉伯也提到过工作要求,谢觉哉给他的答复是:“作田人还是要的。”他有很多亲戚在家务农,但从没有出面为他们安排过工作。
1963年冬,谢觉哉旧居附近一块山上的树木很快就要被人乱砍光了。谢觉哉的一个儿媳和一个孙媳也砍了几株。公社考虑到她们是出于有气砍树,又是偶犯,经过批评教育以后,决定不按乱砍滥伐的性质处理。谢觉哉知道后,非常生气,把在家乡工作的儿子、孙子叫到北京,要他们带着检讨书和罚款,从生产队一直检讨到县里。事情传开后,广大干部群众无不敬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