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觉哉日记 谢觉哉:日记和孩子都不能丢
五六年前,慢慢闲下来的谢飞开始阅读父亲的日记,并发现了一些很珍贵的信件。两年前,他开始整理这些信件,从中挑选写给家人们的书信,编选出版了《谢觉哉家书》。最近新出版的《谢觉哉家书》首次呈现了谢觉哉写给家人、乡亲的百余封书信。
谢觉哉是湖南宁乡人,1905年考中晚清秀才,1925年,41岁的谢觉哉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年之前,他曾担任毛泽东的秘书、中央苏区内务部长、陕甘宁边区内务部长等职,其间主持起草了中国红色革命政权最早的《劳动法》《土地法》《婚姻条例》等一系列法例。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谢觉哉历任内务部长、最高法院院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1971年在北京病逝,终年87岁。
《谢觉哉家书》纵贯近半个世纪,集亲情、乡情于一体,也从一个家庭的变迁映射出一个时代的动荡与革新。
家书的接力
《谢觉哉家书》分为三个部分,第一辑是1920年代至1960年代,谢觉哉写给宁乡第一任夫人何敦秀及子女的书信,书信中除了表达对家乡妻子的惦念、对子女的谆谆教导与对乡亲故友的感怀之外,还涉及了当时的历史事件与时代变迁,包括军阀混战、延安生活以及建国后的土改政策等。
第二辑是1950年代至1970年代谢觉哉先生写给王定国夫人及子女的书信,体现了老一辈革命家严于律己、以身作则的优良作风。
第三辑是1950年代至1960年代谢觉哉写给家乡干部和友人的书信,通过书信了解家乡的情况与变化,对于当地干部的浮夸风等不良行为多有批评教育。
谢飞找到的第一封家书写于1919年5月2日,谢觉哉写给自己的妹夫王养吾的,至今已经近百年。最晚的则是1963年,谢觉哉中风以后,用左手艰难写就,给家乡湖南宁乡县沙田大队的书记谢岳云,讲的是护林的益处。
1927年,常年在外教书、办报的谢觉哉,因为“马日事变”离开湖南长沙。此后,从湖北洪湖、江西苏区再长征陕北,因国共对峙,无法寄送家书,谢觉哉便与家人断绝了音讯。直到1937年国共联合抗战,谢觉哉被派到兰州,任党中央驻兰州办事处代表,才与家人恢复了联系。
除去这十年,谢觉哉与家人的书信再没有中断过。
在谢飞母亲王定国老人位于北京四环的公寓里,谢飞将这些已经泛黄变脆的书信仔细地保存在一个半人高的金属文件柜里。翻开装订而成的文件夹,谢觉哉当年用毛笔书写的家书被仔细地贴在一张张白纸上。由于时代久远,这些保存用的白纸也有些微微变黄。
在饱经动荡的百年里,这些泛黄、变脆的家书带着历史的记忆几经易手,从谢觉哉与第一任夫人何敦秀的儿子谢放,传给谢觉哉与王定国的儿子谢飘,最后交给了谢飞。
1984年,谢飞去湖南拍摄《湘雨潇潇》时,曾经路过父亲的家乡——湖南宁乡。在那里,谢飞看到了何敦秀的照片和一些家书的复印件,但是并没有原迹。直到这个时候,谢飞才第一次看到父亲的手记。
湖南老家的何敦秀和那里的兄弟姐妹们保存的家书,时间主要集中在1920年代和1930年代。谢放过世后,他的夫人将放在家里的资料全部交给了谢飘和谢飞兄弟。为了避免二次损害,谢飞把贴在白纸上的家书直接粘在宣纸上,装订成册。
旁边的空白处,偶尔会有几处用蓝色圆珠笔标注的日期和备注,当时很多的书信只写了日月,没有年份。谢放和谢飞在整理这些书信时,根据其中的内容、家人的记忆将年份推测出来。比较遗憾的是,这些墨迹主要是谢觉哉离家以后的,青年时期谢觉哉给父母的书信,并没有保存下来。
记忆的守护
谢觉哉是清末秀才,写得一手漂亮的毛笔字,又勤于笔头,一生留下的墨迹无数,而他自己也比较注重这些资料的保存。
谢觉哉14岁就开始写日记,21岁中了秀才以后,成为当地有名的文人,更是常常到处去题诗,主持一些活动,留下很多文字内容。之后他开始教书和办报,也写了很多东西。谢觉哉曾经把他的日记和一些文章,留在家里,让家人保存在阁楼上。
1957年,谢觉哉离家30年后,第一次回乡,在老家的房顶上只找到了3本当时的日记,记录着1919年、1921年和1922年他所经历的种种。1920年代的一些记录当时已经被扔掉或者烧掉了。
一生爱写、会写的谢觉哉,面对丢失的笔记,抱怨留在家乡的孩子们:“让你们该务农的务农,能读书的读书,结果你们都要读书,怎么还会把我藏在家里笔记全给当废纸烧了、扔了。”
而正是这3本日记,留下了许多珍贵的记载。1921年6月29日的日记,记载了中国共产党成立的重大事件,“午后六时,叔衡往上海,偕行者润之,赴全国之招。”儿子谢飘曾问父亲5个圈的含义,父亲说是“共产主义者”,讲的是长沙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毛泽东、何叔衡动身赴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近年来同时在研究父亲日记的谢飞分析,他们坐船到上海去,没有一个礼拜是到不了的,“所以不可能是7月1日开的会,应该是7月二十多号开会”。决定把7月1日定为党的生日,时至今日,谢觉哉的日记是唯一的物证。
好在1937年,谢觉哉与家人恢复联系后,留在家乡湖南宁乡的何敦秀和孩子们将这些家书认认真真地保留下来。谢觉哉写的文章、工作记录、家书也常让秘书订成小册子。谢觉哉在1948年写给儿子谢放的信中提到,“近年写东西常留底,随笔也写了将近二十小本。告知定国不要遗失,将来儿子们可看看”。
谢放的女儿谢延仁还记得,当时湖南宁乡的家人们收到信件的珍惜和喜悦,一封家书寄来,大家都要看、都要念。
对于久未谋面的丈夫,信件是两人唯一的联系方式,何敦秀珍惜地将谢觉哉寄的家书一层一层包好,放在阁楼上干燥的地方。怕虫子咬,也怕老鼠咬,还怕纸张风化,给孩子们看或者拿出来晒的时候再一层层地打开。
“如果没有家乡的大妈妈,哥哥姐姐们,亲人们的保存,这本书也许无法出版。”谢飞说。
两样东西不能丢:一个是日记,再一个才是孩子
《谢觉哉家书》出版后,谢飞表示仍会继续整理父亲的日记。谢觉哉从14岁开始用毛笔写蝇头小楷来记日记,坚持七十多年,即使1963年中风后仍坚持用左手写日记,留下大量珍贵的史料。谢觉哉的妻子王定国曾经出版过谢觉哉在解放前的日记,谢飞希望将其中删去的二三十万字恢复,同时将解放后的日记也整理出版。
日记是谢觉哉最看重的财富,谢觉哉的小儿子谢亚旭曾经感慨,“父亲一辈子,最宝贝的就是日记。父亲曾对母亲说,不管行军打仗多么艰苦,有两样东西不能丢:一个是日记,再一个才是孩子。”
行军中他把防寒的毛毯都扔掉了,但日记总捆在腰间。在延安生活期间,日记中大量记载了他与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董必武、林伯渠、徐特立、吴玉章等老一辈革命家的交往、晤谈,十分珍贵。对于那段历史,现有记载中最确切、最真实的文字记录就是谢觉哉的日记。
今时今日,谢家的后人们将这些过往当做故事讲出来,但是能够在“文革”期间保存下这些文字,谢觉哉和王定国确是无比艰辛。
“文革”爆发后,谢老和夫人王定国为保证日记本的安全,将日记本藏在王定国房间的空心沙发里,并用钉子把四周钉死。
1969年2月6日,王定国突然被关进北京“监四号”囚牢,已经瘫痪的谢老艰难地挪到夫人的房间,爬上那条旧沙发,日夜躺在上面不挪步,用生命保护沙发里的“秘密”。
无奈之下,谢觉哉用左手给周恩来写信,报告了当时的情况,并拖着偏瘫的身子,亲自把信送到中南海收发室。3天后,总理收到来信,立即命令有关部门:一定要把王定国放回家!
王定国回忆说,回到家时,谢老正孤独地躺在旧沙发上。王定国在谢老身旁坐下,用手抚摸沙发,谢觉哉会意,连忙小声告诉她说:“在!还在!”
大革命时期的黄竹纸,延安时期的马兰纸,记载着毛泽东的话语,周恩来的嘱咐,还有许多老一辈革命家的言论的几十本日记,在谢家人的保护和珍藏下得以保存。
谢飞说,也许以后会将谢觉哉留下的大量工作本、记录本捐赠给博物馆。而作为谢觉哉的儿子,他希望在有能力、有精力的时候尽可能地把父亲的东西整理、传播、继承下去,“终究孩子们比较了解父亲,出版以后也能发挥比较大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