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衡的参数 马衡、王国维对金石学的卓越贡献

2017-0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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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简介:内容提要:马衡在传授.总结金石学及其历史方面做出了很大贡献.他不但率先在北京大学开设金石学课程,还对这门学科进行比较全面的总结,并试图作理论建设.在这个过程中,他与在金石学个案上取得超越前人成果的王国维进行了历时数年的探讨,涉及铜器.石经.石刻等诸多领域.马衡接受了王国维的很多观点,并予以推进和完善.他们的共同特点是,正确对待史料新发现,及时开拓金石学的新领域,并利用出土材料进行史学研究,以小见大,解决了不少悬疑问题,取得了古史研究的重大突破.在他们身体力行下,不同学科之间相互影响和促进,有利于

内容提要:马衡在传授、总结金石学及其历史方面做出了很大贡献。他不但率先在北京大学开设金石学课程,还对这门学科进行比较全面的总结,并试图作理论建设。在这个过程中,他与在金石学个案上取得超越前人成果的王国维进行了历时数年的探讨,涉及铜器、石经、石刻等诸多领域。

马衡接受了王国维的很多观点,并予以推进和完善。他们的共同特点是,正确对待史料新发现,及时开拓金石学的新领域,并利用出土材料进行史学研究,以小见大,解决了不少悬疑问题,取得了古史研究的重大突破。在他们身体力行下,不同学科之间相互影响和促进,有利于相关学术研究的重大进步。

关 键 词:金石学/马衡/王国维/探讨

项目成果: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王国维年谱长编”(2012BLS001)。

作者简介:房鑫亮,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金石学的创立及马衡之总结

金石学虽然与现代考古学有某些共同之处,如研究对象都是古器物,但二者有着本质的不同。金石学的对象多为传世品,即使出土品也非经科学发掘,与以科研为目的的考古学不同;但是,在利用器物及铭文从事史学研究、考证名物等方面,又有共同之处。

近代由于考古学的传入及其科学性,金石学的功能被其涵盖,因此无法继续发展。至于如果没有外来的考古学,金石学是否能独立发展为考古学,李朝远认为没有这种可能,因为“金石学并不是中国考古学的前身,主要是说它们是两门不同类型的学科”[1],笔者深以为然。

北宋时期古器物大量出土,于是出现收集和研究的热潮。欧阳修《集古录》是现存最早的金石学著作,随后又出现众多有关著作,在描摹器形、纹饰,著录、训释铭文,考订器名、用途等方面取得了很多成就,金石学由此产生。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于殷墟甲骨、西域汉晋简牍、敦煌文卷等新材料的发现,金石学的范围大大拓展。

不过,由于现代新学科的影响,此时对新发现材料的研究已经越出了金石学的藩篱。例如,王国维在《流沙坠简·屯戍丛残考释》中,注意到简牍的出土位置,并制《烽燧图表》一一标示,说明已经具有考古学的意识。

由于新史料的研究成果解决了不少悬疑问题,使金石学影响日大,加之当时它与考古学的畛域在绝大多数人的心目中并不明晰,在这种背景下,我国学术界仍然十分重视金石学,大学也开始设置有关课程,其中,马衡率先开设中国金石学课程,并在讲义中对金石学及其历史作了比较全面的总结。

马衡1922年任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考古学研究室主任,曾任故宫博物院临时理事会理事、古物馆副馆长、院长。抗战期间,他主持故宫博物院内迁,胜利后,又负责回迁工作,为大量文物的安全迁移作出了巨大贡献。建国后留任故宫博物院院长,后转任北京文物管理委员会主任。

他长期从事古器物及相关的历史研究,在青铜器、石鼓文字、书册制度、历代尺牍、汉魏石经等方面均有建树,撰有《中国金石学概要》(下称《概要》)《铜器》《度量衡制度》《石刻》《石经》《书籍制度》等论著,并由后人汇辑为《凡将斋金石丛稿》,还编有《汉石经集存》。

《概要》述及的金石学内容比较完整,不但有铜器、石刻和其他小件器物等众多研究对象,还有与之相关的文献、研究方法,具备了一门学科应有的要素。但是,实际上书中不少内容并未撰写,尤其是涉及理论的部分全部空缺。这既反映了作者的思考尚未完成,也说明理论部分比研究对象部分的难度更大。不过,作者对金石学还是做过一些理论表述,而且比前人的认识更为深刻。

例如,作者对金石学的概念作了如下界定:“金石者,往古人类之遗文,或一切有意识之作品,赖金石或其他物质以直接流传至于今日者,皆是也。以此种材料作客观的研究以贡献于史学者,谓之金石学。”“至于今日,古物出土之种类日益滋多,殷虚之甲骨,燕齐之陶器,齐鲁之封泥,西域之简牍,河洛之明器等,皆前人著录所未及者……故今日之所谓金石学,乃兼古器物学、金石文字学而推广之,为广义的学科名称,非仅限于狭义的物质名称已也。

”[2]这个表述,跳出了以往只重传世珍贵器物的窠臼,注意到了种类繁多的新出土古器物和共存物,尤其强调为史学研究服务,反映了作者视域的拓宽和认识的深化。

当时,对新出土的甲骨文之真伪存在争议,章太炎、黄侃等学界名流都认为是伪造,但马衡却作了极高的评价:“此为近今学术界一大发现,其价值且在商彝周鼎之上。”他从三方面论证其真实性:“出土之时地及首先发见之人,皆可得而考也”;“实物之情况及其用途,可由目验而得也”;“数量之多,刻画之精,体例之不紊,作伪者有所不能也。

”[3]《概要》能吸收考古学成果,从现代学术的视角来审视新材料,拓展了金石学范围。傅振伦对此高度评价:“不仅扩大了金石学的范围,旁及甲骨、竹木、砖瓦、陶器、玉器,还对金石学的含义、研究对象、范围、方法以及它和史学的关系等等,都作了系统的论述。

”[4]不过,由于教材性质的限制,很多问题无法展开和深入探讨,因此马衡又撰写了不少论文,对《概要》中述及的各类器物做了详细论述,以作补充,这些文章绝大部分被收入《凡将斋金石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