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林格知乎 反思“对塞林格的怀想”:另一种“谬托知己”?

2017-0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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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简介:本来,一个著名人物离世,正是历史留赠我们的反思契机.对于塞林格,并不是要炒文学史的冷饭,而是可以反思当下.现在一些媒体一窝蜂转向娱乐化,却淡忘了许多迫切而重要的话题.另一种"谬托知己"今年1月29日,美国作家塞林格去世,享年91岁.塞林格当然非同小可,他不仅是美国文学,还是世界文学的关键人物;不仅文学史,当代思想史也绕不开他.然而看近期国内媒体的报道,我们得到了怎样的印象?如果问一个不了解他的人,也许会这样说:这是个长期不愿与外界接触的人,写过一本含有很多脏话的书,书很畅销,他有过情人

本来,一个著名人物离世,正是历史留赠我们的反思契机。对于塞林格,并不是要炒文学史的冷饭,而是可以反思当下。现在一些媒体一窝蜂转向娱乐化,却淡忘了许多迫切而重要的话题。

另一种“谬托知己”

今年1月29日,美国作家塞林格去世,享年91岁。塞林格当然非同小可,他不仅是美国文学,还是世界文学的关键人物;不仅文学史,当代思想史也绕不开他。然而看近期国内媒体的报道,我们得到了怎样的印象?如果问一个不了解他的人,也许会这样说:这是个长期不愿与外界接触的人,写过一本含有很多脏话的书,书很畅销,他有过情人,据说很好色……如此而已。

这与我们报道的娱乐化倾向有关,也与报道的陈陈相因有关;对塞林格及其作品的价值作深入探讨的报道,可说很少很少。这令人悲哀。

这不免让我想到张中行先生。2006年2月张先生去世,享年97岁。如仔细回望上世纪90年代后的中国文学,应能看出,他是个非同一般的人物。中国自古就是散文大国,离开了对散文的研读,是写不出像样的文学史的,同理,如跳开了张中行,就无法全面了解上世纪90年代后的中国文学。

他的一本《负暄琐话》,1986年出版时仅印几千册,未作任何宣扬,却因内容扎实独特,“文格奇高”,像滚雪球一般,影响越来越大。随后的读书随笔、学者散文在全国各类报刊风行,多少都与张中行的“风起青 ”有关。

他并非独创了一种文格,而是接通了当代与现代的联系,把“五四”以后的一种优美文学传统带回了文坛。可是在他逝世后,大报小报到处在说的,多是他当年与女作家杨沫同居又分手的事,也有的给他冠以一顶时髦的“国学大师”高帽然后再说琐屑的八卦,真正讨论他后期重要文学贡献的并不多。这同样是很可悲哀的。

鲁迅曾说:“文人的遭殃,不在生前的被攻击和被冷落,一瞑之后,言行两亡,于是无聊之徒,谬托知己,是非蜂起,既以自炫,又以卖钱,连死尸也成了他们的沽名获利之具,这倒是值得悲哀的。”(《忆韦素园君》)我们的一些媒体虽未托言生前知交之类,但把各类逝者均视同娱乐中人,惯以自己的娱乐八卦心态发掘花边新闻,借以填充版面迎合部分读者,却不顾故去之人更“本真”的方面,这是否也属“谬托知己”?

坐标意义在哪里

塞林格作品不多,最重要的就是《麦田里的守望者》。这到底是一部什么样的书?

从文学史上看,西方现代派文学的发展,有三个坐标式的人物,即陀思妥耶夫斯基、纳博科夫和塞林格。他们不走非写实的、变形的路子,写法上可与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相延续,但在精神实质上却渐渐分道扬镳,概言之,就是有一种日益浓重的“厌恶”渗透于作品。

也许可以说这些作品有不同程度的“病态”,但在它们出现之后,再去看传统的文学,却的确能读出一点贵族式的虚饰和不踏实来。如借用“起承转合”来说这一流派,陀思妥耶夫斯基是“起”,纳博科夫的早期创作(二战前)就是“承”(很可惜,他的主要贡献多为后来那本《洛丽塔》所掩),而塞林格则是“转”。

直到塞林格《麦田里的守望者》在反复遭禁后终于登上经典的宝座,这一派文学才真正在世界文学史上站稳脚跟。虽然19世纪的现实主义也是“批判”的,但它们对世界和人生总体上还是乐观的;现代派作家却不再具有这种乐观,他们更多的是茫然和绝望的心态,他们的否定动摇了传统价值观的根基。

在当代思想史上,塞林格笔下的霍尔顿也是个坐标式的人物。不妨参看一本曾在中国思想界产生过重要影响的书——美国学者L·J·宾克莱的《理想的冲突》(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这是评述现代西方哲学、伦理学演变的专著,由哲学界前辈洪谦先生推荐,经汪子嵩审定后,译介给中国读者的。

此书的总论部分,专门有一节讲到塞林格(当时译作萨令格和《裸麦中的捕捉者》)。塞林格的小说写出了二战后的青年“不能够委身于成功和幸福等传统价值”的现实——这在当时已是无可回避的时代病,“他们识破了他们的长辈的伪善,但自己还没有找到任何能够对之委身的东西。

”这部情节平淡的小说会在读者中产生如此巨大的反响(小说初版半月内即再版5次,平均3天一版),正因为它代表了一代美国青年的心声。这么多年来,它的影响始终巨大。

直面塞林格式的追问

本来,一个著名人物离世,正是历史留赠我们的反思契机。对于塞林格,并不是要炒文学史的冷饭,也不是炒30年前的《理想的冲突》的冷饭,而是可以反思当下。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说过:“人们对传统的文学深感厌倦和不满时,便张开手臂欢迎现代主义;正如需要更换全身衣服的人,必须使自己赤裸起来一样;但人不能永远赤裸,赤裸而绝望的现代主义也不会永远统治文坛。

”塞林格名著问世已近60载,文学史家为何不能借此契机,好好探寻“起承转合”的“合”呢?

如果说,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人读《麦田里的守望者》还不免有些隔,那现在,霍尔顿式的情绪则几乎无处不在。小说里有这样一段话:

“律师倒不错,我想……你干的全是大赚其钱、打高尔夫球、打桥牌和买汽车以及喝马丁尼酒和装扮成大人物。再者,即使你确实四处走动搭救人们的生命等等,你怎么会知道你这样做是因为你真的想要搭救人们的生命,还是因为你真正想要的是当一个了不起的律师,在法庭上,当讨厌的审判结束的时候大家都亲热地拍你的背,向你道贺,记者们和大家……你怎么会知道你不是一个骗子?困难的是,你不会知道。”

这种对于人生目的和价值观的追问,在此间,是不是越来越迫近了?我们已无法逃避这样的追问!那么,为何不能借此契机,认真面对年轻一代的价值观的探寻?

现在一些媒体一窝蜂转向娱乐化,却淡忘了许多迫切而重要的话题。如果主流媒体不是牙牙学语地跟在网络后面说几句“妈妈叫你回家吃饭”,那它其实有很多事情可以做。至少,我想,能够做好上述塞林格话题的媒体,它在当下,将是无可取代的,它一定不会很快消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