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海大学龚鹏程】龚鹏程|书法由来大艰辛
这一大批学王羲之风格的写本,足以证明南北朝政治和地理上的睽隔,完全没影响到王羲之家族书风的发展。后来出身陇西的大唐李氏政权,正因这样的渊源,而深喜王羲之。 二、大唐李氏王朝和王羲之家族,还有一层特殊的渊源:他们都信仰道教。
王家是众所周知的天师道家族。其奉道不知起于何时,但至少从王衍开始就酷好道家言了。王衍也工书法,尤擅行书,《宣和书谱》有其作品《尊夫人帖》,但是人最印象深刻的还是他的清谈老庄。 曹魏正始年间,何晏、王弼等人清谈玄学,一时风靡。
王衍就是其后劲,影响非常大,以致后来桓温甚至批评:“遂使神州陆沈,百年丘墟,王夷甫诸人不得不任其责!”也就是说像他这样的高官,掌握国家命运的人,都整天清谈,不管庶务,国家难怪要亡。
这种批评之是非,暂且勿论。他有两点是直接影响家风的。 一是他的名士风度,特显一种美感。当时竹林七贤之一的王戎曾赞叹他:“神姿高彻,如瑶林琼树,自然是风尘外物。”这类评价,当时是众口一词的。
其家族晚辈显然也很欣赏,所以王导说他“岩岩清峙,壁立于仞”;王敦说他“夷甫处众中,如珠玉在瓦石间。”后来王羲之、王凝之、王徽之、王献之等等都能显示出这种名士风度,留下坦腹东床、雪夜访戴、看竹不问主人等佳话韵事。
其次是超脱的人生态度、精神状态。虽是大臣,却有出尘之槪。后来的名士,无不学他。王羲之在老丈人家来选女婿时,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坦腹东床,表现的就是这种潇洒超脱之精神。他字逸少,“逸”正是他书法的风格,而这种风格,又是从生命内里透出来的。
王家许多人都如此,显示了生命的“逸格”,如前文提及的雪夜访戴、看竹不问主人都是。孙恩攻打会稽郡时,王凝之负责守城,而悠哉游哉不放在心上,托言天神已答应来帮我们守城,其实也是如此。
超旷事外,对政务当然有影响,所以王衍、王凝之会受到指责。但从艺术角度说,却是难得的。书法中“逸格”之说,起于唐代,李嗣真《书后品》最早标举“逸品”并把王羲之王献之书法放在这一品。
可是王羲之他们老早已将这种格调表现于他们的思想、生命状态和书艺之中了。后世学二王的人千千万,可是这“逸”之一字,却是可望不可及。原因在哪?在于从笔法、结构、姿态等处去讲求,而生命根本不能超然物外、潇洒出尘!
这种气质,通于隐士、高士,而明显与老庄或道教思想有关。 它与隐士之气质和生命形态相通,不用多做解释。王子猷雪夜访戴,即是因为夜雪酌酒,“咏左思《招隐》诗”,忽忆戴安道。而王家是著名的天师道世家,更是现在大家都知道的了。
三、道教,从这里看,也可为我们提供一条解开魏晋六朝书风奥秘的线索。因为王羲之家族并不是孤例。 葛洪家族就是一个参照。这家族,最主要的是葛洪、其祖葛系、其父葛悌以及从祖葛玄。
葛洪祖、父历仕吴、晋,也是重要官员,但更为世人所知的却是道教。从祖葛玄就以炼丹著名,被称为葛仙翁。葛洪虽未亲见葛玄,但葛洪师从郑隐(郑思远),郑隐便是葛玄的弟子。后又师从鲍靓,鲍靓也是葛玄弟子。
葛玄对葛洪的影响显而易见,《抱朴子内篇》中多处提及葛玄也是明证。 现在能看到的葛家书迹虽然远不如王羲之家族多,但那是因为六朝人已经锐意收集保存王家墨迹,而葛家书法今都散失了。可是宋代米芾曾在《书史·海岳名言》中写到:"葛洪‘云台之观’飞白,为大字之冠,古今第一。"可见葛洪之书亦不可小觑。说到大字,那当然又不能不提《瘗鹤铭》。
米芾推葛洪“云台之观”为大字之冠,黄山谷则认为:“大字无过《瘗鹤铭》”。后世学写字的人,偏向黄山谷的还更多些。《瘗鹤铭》是一位隐士为死去的鹤所撰的纪念文字。摩崖石刻号称华阳真逸撰,上皇山樵书。然而对于书者,历来争论不休。
或说为王羲之,唐人孙处玄《润州图经》、黄庭坚等主张。主要的理由是自太好了,感觉应该王羲之才写得出。同时王羲之妻子是镇江人,王是镇江女婿,在焦山岛上《瘗鹤铭》出于其手,有一定的可能性。
二说是为南梁天监十三年(514年)刻,南朝道教领袖陶弘景所书。此说最早由北宋书法家黄伯思提出,他认为陶弘景隐居茅山时,晚年自号“华阳真逸”,而铭文也颇有道教口风。此说宋代即得到大批学者认可,明清也有许多学者赞附。
其字,苏舜钦说:“山阴不见换鹅经,京口今存瘗鹤铭,潇洒集仙来作记,风流太守为开亭。两篇玉蕊尘初涤,四体银钩藓尚青,我久临池无所得,愿观遗法快沉冥。”王澍说:“萧疏淡远,固是神仙之迹。”都强调它有仙气。
陶弘景即丹阳人,远祖乃三国时期“三让徐州”的陶谦,祖父陶隆善和父陶贞宝也均是书法名家。陶弘景五岁学书,得齐高帝赏识,后隐居于句容华阳,晚号华阳真逸,为梁武帝所重,武帝每有征伐或书法鉴赏之事,多与之商量,故有“山中宰相”之称。
陶弘景曾编《真诰》,整理东晋杨羲、许谧、许翙等人的"通灵"记录。此书在陶弘景前,顾欢也整理过,编成《真迹》。陶弘景再加搜访并注,编成《真诰》,后来成为上清道的重要经典。
许谧与其兄许迈,亦道教世家。许迈于永和二年,移居临安西山,登岩茹芝,眇尔自得,作诗十二首,论神仙之事。王羲之每造访,未尝不弥日忘归,相与为世外之交。羲之并曾为之传,述灵异之迹甚多。《真诰》里常提到的“许先生”便是此人。
《真诰》在收集杨羲、许谧、许翙等人文字时,也很推崇其书艺,可见这是当时修道人所着重之点。陶弘景本人更是当时收集、整理、鉴定王羲之书法的大权威。《瘗鹤铭》作者问题,之所以在王羲之和陶弘景之间疑此疑彼不能遽定,也由于他们书法有其内在精神气貌的相似性。
四、在以上所述这些家族之后,影响书法史最大的,当推颜真卿家族。 颜真卿五世祖颜之推,曾写成《颜氏家训》一书告戒子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内容丰富,体系宏大的家训,故他们也是我国家族的重要代表。
颜之推生于江陵。家世钻研《周官》《左传》,以经学礼法传家。大同八年,恰逢湘东王萧绎在江州(今江西九江)亲自讲授《庄子》、《老子》,颜之推便做了他的门徒,但后来因不喜虚谈而仍然回家自己研习《周礼》《左传》。
而这个故事,也恰好可以跟前面我们谈的王羲之、葛洪、许迈、陶宏景奉道家族相对照。颜之推由南朝入北,辗转仕宦到隋,入唐以后,其子弟以颜师古最着。
师古乃颜真卿曾伯祖,唐太宗朝官至秘书监,着有《汉书注》,是《汉书》的注本。另一部重要著作则是《匡谬正俗》,纠正诸书音读、注释的错误,是文字学史上重要著作,也可看出颜家深厚的文字学训练。颜真卿祖父颜显甫,避唐中宗李显讳,改名昭甫。
亦深于文字训诂之学。工书,擅长篆、隶、草书。伯父颜师古对颜昭甫尤为器重,每有著述,必让其参定。当时外邦献得古鼎,上有铭篆二十余字,朝臣皆未能辨识,独颜昭甫能全部读出。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干禄字书》。这是专为官吏写章奏、书启、判状时辨别字体而作,故取名“干禄”,即“求禄位”之意。书中以平、上、去、入四声为次,又以206部分韵排列。所收每字均分俗、正、通三体。
此书有颜真卿的写本。宋欧阳修《集古录跋尾.唐干禄字样模本》:“右干禄字样模本,颜真卿书。”大历九年,颜真卿任湖州刺史时书录《干禄字书》,摩勒上石,立于湖州刺史院东厅。颜书《干禄字书》通篇楷书,十分谨严;文中注释近于小楷,比较少见,笔力精劲,可为楷模。
颜真卿书《干禄字书》时巳六十六岁,和他晚年的《颜勤礼碑》《颜氏家庙碑》等作品一样,“年高笔老,风力遒厚”,是书法史上的剧迹。宋黄伯思《东观余论》评云:“持重而不局促,舒和而含劲气,乃尽鲁公笔意也。
” 颜真卿为什么要写这本书呢?他自幼丧父,由伯父颜元孙抚养长大,而这本书正是颜元孙所作。 据颜元孙说:“元孙伯祖故秘书监,贞观中刊正经籍,因录字体数纸,以示雠校楷书,当代共传,号为《颜氏字样》。
”他这位伯祖即是颜师古,贞观年间就作有《字样一卷》,影响很大。后来学士杜延业又续修了《群书新定字样》,影响自然更大。颜元孙《干禄字书》在这个基础上写出,其业绩真可以显示颜真卿他们这个家族共同的努力方向。
这方向,就是颜师古另一本书的书名:《匡谬正俗》。 《干禄字书》举了一千六百余字例,字数本身并不多,可是实际所提供的辨识文字的范围,不限于此。因它《干禄字书》收字有一原则:“偏旁同者不复广出”。就是说:如果字的异体发生在偏旁上,那么只举一个字以代表所有同偏旁的字。读者举一反三,便可推而广之。
字体分列俗、通、正三体。所谓俗,是指世俗籍帐文案、券契药方使用的文字。这种文字既是通俗使用,错了也无大碍,能沟通就好;但若能改正,不就更好吗?所谓通,是指已长期使用的异体。这本来也以通行,不能算错,可是用在表奏栈启、尺牍判状上,如能改正,亦可免遭诋诃。
所谓正,就是可以施诸著述文章、对策碑碣上的了。 如此这般,其能匡谬正俗,是无疑的了。这些书,加上石刻,可看出由唐初到开元期间几百年的努力。后代称此为“正字学”或“字样学”。
其内容,就是整理和研究异体字,确定文字的标准形体,促进文字的统一。唐代,就是秦朝书同文之后,正字学有了成效显着的发展之时代。 其影响,最显著的有两点,一是后来几乎每个朝代都在做同样的事,视为政府施政要务,一直到现在,台湾大陆都仍在做,建立“规范字”或“正体”。
二是楷书渐渐成为汉字的代表性字体。 这些,可以看成是颜真卿及其家族的整体贡献,一般人谈颜真卿,却都忽略了这一点,只就颜真卿几篇书迹和碑刻立论。
五、由这个角度看,颜真卿家族跟王羲之家族似乎就可以当成是一种对照。一显道家高士逸气,主要表现于行书;一有儒家刚大正俗之风,主要表现于楷书。 然而,事情还不能只这样看,颜真卿同样有道教渊源。 颜真卿的书法,除了家学之外,还深受张旭影响。
张旭,在同时代人眼中是颇有道家气的,例如李颀《赠张旭》诗:“张公性嗜酒,豁达无所营。皓首穷草隶,时称太湖精。露顶据胡床,长叫三五声。兴来洒素壁,挥笔如流星。下舍风萧条,寒草满户庭。
问家何所有?生事如浮萍。左手持蟹螯,右手执丹经。瞪目视霄汉,不知醉与醒。诸宾且方坐,旭日临东城。荷叶裹江鱼,白瓯贮香粳。微禄心不屑,放神于八纮。时人不识者,即是安期生。”其为一道教人物是无疑的。
杜甫《饮中八仙歌》中将他列为一仙,绝非无故。 明白此理,才能知道今传张旭《古诗四帖》中,第一、第二首为什么都是庾信的《步虚词》不仅他本身是道教中人,他的书法也取法王羲之。故颜真卿《怀素上人草书歌序》说:“羲、献兹降,虞、陆相承,口诀手授,以至于吴郡张旭长史。
”南唐李煜也说:张旭得右军之法。 那么,颜真卿的道教渊源即是由张旭来的?恐怕也不止如此。因为颜真卿字清臣,取名本身就颇具道教意味。《太平御览》引《登真隐诀》云:“三清九宫,并有僚属,例左胜于右,其高总称曰道君,次真人、真公、真卿,其中有御史、玉朗诸小号,官位甚多。
”杜光庭《墉城集仙录》卷一:“食四节之隐芝者位为真卿。” 《太平广记·颜真卿传》还记载,真卿年十八九时,卧疾百余日不愈。
有道士北山君出丹砂栗许救之,顷刻即愈,并说:“子有清简之名,已志金台,可以度世,上补仙宫,不宜自沉于名宦之海;若不能摆脱尘网,去世之日,可以尔之形炼神阴景,然后得道也。
”复以丹一粒授之,戒之曰:“抗节辅主,勤俭致身,百年外,吾期尔于伊洛之间矣。”此后真卿亦常留心仙道。 另,《唐语林》卷六也记载颜年轻时曾得方士丹药,服之如少壮,遇害前还自谓“受箓服药皆有所得”。
这些记载未必属实,但可肯定其与道家道教亦自有渊源。 颜真卿后来也发展了这种渊源,写了许多与道教有关的碑帖。如《华盖山王郭二真坛碑铭》《东方先生画赞碑阴记》《华岳庙题名》《晋紫虚元君领上真司命南岳夫人魏夫人仙坛碑铭》《浪迹先生玄真子张志和碑铭》《麻姑仙坛记》《有唐茅山玄靖先生广陵李君碑铭并序》等等。
颜真卿《麻姑仙坛记》局部图
颜真卿当然也颇有释家因缘,文集中《与澄师帖》《文殊帖》《爱寺重修记》《抚州宝应寺翻经台记》《抚州宝应寺律藏院戒坛记》《东林寺题名》、《西林寺题名》《靖居寺题名》《湖州乌程县杼山妙喜寺碑铭》等都是明证,还写过许多佛寺的碑铭。
但他明言:“予不信佛法,而好居佛寺,喜与学佛者语。人视之,若酷信佛法者然,而实不然也。……目予实信其法,故为张侈其事,以惑沙氓,则非知予者矣。” 这种态度与他跟道教显然异趣。所以他写的道教碑铭也常有更多史料价值。
如《东方先生画赞碑阴记》记录了东方朔故乡河北乐陵对他的崇拜活动。《华岳庙题名》是颜真卿在唐肃宗干元元年拜谒华山神金天王庙的题名碑。史载唐玄宗开元三年封华山神为金天王。欧阳修曾收集华山题名有五百余人。
与颜真卿同行者有监察史、华阴县令,可见当时朝官拜谒者甚多。 《晋紫虚元君领上真司命南岳夫人魏夫人仙坛碑铭》所记魏华存史迹,则比《太平广记》第五十八卷“《集仙录》魏夫人条”、《太平御览》第六七八卷《南岳魏夫人内传》以及明代编辑的《顾氏文房小说》都要详细。
唐代道教类书如《三洞珠囊》和《上清道类事项》关于魏华存也有小段引文,《道家金石略》收录唐代路敬淳写于武则天垂拱四年的《木涧魏夫人祠碑铭》,也引用了魏华存传记的少许文字。
可是颜真卿的碑记仍是内容最多、年代较早的。尤其是记载了魏华存受张道陵“明威章奏入静存祝吏兵符箓之诀”,十分重要。 另外,《登岘山观李左相石尊联句》是颜真卿任湖州刺史文人雅聚时的集体作品。
道士吴筠也参加了这次聚会。 《浪迹先生玄真子张志和碑》则是对张志和事迹的最早记录。他和张志和有私交,所以碑记堪称录。后来《新唐书》本传的文字也大部分来自此碑。《续仙传》称张志和与颜真卿等人聚会,首唱千古名句《渔父辞》,即今人传诵的《渔歌子》,其余人共唱和二十五首。
碑记又记张志和著作《玄真子》十二卷,凡三万言。此书至陈振孙时已仅存三卷。据碑记说韦诣曾为此书作“内解”,可见张志和在世时已颇受人关注了。
碑记又称“玄真又述太易十五卷,凡二百六十有五卦,以有无为宗。”以有无为宗,可知这是以道家解易。 他与颜真卿的交往,则更可以证明颜氏与道教的关系。 正因为颜真卿与道教关系密切,所以宋代以后,颜真卿更被道教奉祀为神。
《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卷三二:“白玉蟾云,颜真卿今为北极驱邪院左判官。”被尊崇为道教雷部的神灵,负责驱恶鬼邪魔。 总之,颜真卿不只有其儒家家学传统,也深受道教濡染。
其书法,既有由张旭那里得到的羲献笔法,也有与张志和吴筠一类道门人士交游而拥有的出尘之慨。故刚正之外,一样有凌云之气。此为世人所不知者也! 后世学颜,往往刚直而近于、鲠正而流于俗,不僵不俗,就还要从颜真卿生命中与道教相关处寻其机括。
龚鹏程
龚鹏程,1956年生于台北,当代著名学者和思想家。著作已出版一百五十多本。
办有大学、出版社、杂志社、书院等,并规划城市建设、主题园区等多处。讲学于世界各地。现为美国龚鹏程基金会主席。擅诗文,勤著述,知行合一,道器兼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