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占豪陈钢谁说了谎】何占豪谈为何55年只出了一部《梁祝》
何占豪:为什么55年了,还是只有一部《梁祝》?为什么新的高雅的交响乐作品,没有一个在人民群众中生根发芽?我觉得很可能是年轻一代音乐家不重视祖先留下的宝贵的民族音乐。
人物介绍
何占豪
中国杰出的音乐家,著名作曲家、指挥家,上海音乐学院教授、上海音乐家协会副主席,中国金唱片奖评委、中国音乐金钟奖评委。
主要作品有: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交响诗《龙华塔》,弦乐四重奏《烈士日记》,二胡协奏曲《别亦难》《乱世情》《英雄泪》,二胡与乐队《莫愁女幻想曲》等。
回忆
两个多小时的演讲,81岁的老先生没有喝一口水、没有坐一秒钟。台下的观众都竖着耳朵,时而拍手大笑,时而掌声雷动。音乐响起时,不少人沉醉地闭上眼睛,一边陶醉,一边听老先生分段讲解……
这是昨日在娇子音乐厅内的生动场景,“金沙讲坛”迎来一位特别的艺术家,《梁祝》小提琴协奏曲的创作人之一何占豪先生,他为大家带来了《梁祝》创作背后的故事。
贝多芬听不懂 群众想听民乐
何占豪上台时步履轻盈,神态轻松,一件红色衬衣把他映衬得年轻不少,当得知他有81岁时,观众都难以置信。“下次我可以再开一个讲座,给大家讲讲怎么养生。”台下都乐了。
杭州解放那一年,何占豪才17岁,考入浙江省文工团。他唱歌、跳舞、演戏,样样都在行。1952年,他转入浙江省越剧团乐队,在这里,他开始学习小提琴。1957年,他考入上海音乐学院管弦系进修班。
“我当时考到音乐学院来实际上是来学习小提琴的,希望学成之后回到浙江去,好在这方面发挥自己的作用。但当时我们学习的都是外国曲子,总觉得学的这些练习曲、乐曲,与我们家乡戏曲这味道总是格格不入。”
那阵,他们每年都要下乡给农民演出。农民很热情,但音乐学院学生拉的都是贝多芬、巴赫,演完之后他们问大伙儿:“好听不好听?”回答“好听!”再问“懂不懂?”齐声说“不懂!”“那你们要我们拉什么?”“越剧、沪剧”!
何占豪找到了方向:我恰巧是从越剧团到音乐学院来进修的,当然就想从越剧入手创作一点他们熟悉的东西。
他和几位志同道合的同学,组成“小提琴民族学派实验小组”,尝试用小提琴来拉《二泉映月》,“我们一拉之后,普通群众都喜欢,他们能听懂。所以我们走这条路了。”这也为后来《梁祝》的诞生,打开了一扇门。
献礼国庆,校领导勾出《梁祝》
小组成立后,先后创作了一批小作品。那时候越剧最红的就是《梁祝》《白蛇传》等,何占豪就编了个小提琴四重奏版的《梁祝》,即“小《梁祝》”。没想到受到领导肯定,认为用西洋乐器来写中国的民族音乐的方式不错,希望探索下去。
而小提琴协奏曲《梁祝》的诞生有些意外。当时正值为国庆十周年献礼,学校便让老师们创作献礼作品。因为他们成立了这么一个“民族化实验小组”,所以也鼓励他们创作作品向十周年献礼。
到底要创作什么题材的作品呢?小组讨论结果是一个要写“大炼钢铁”,一个是要写“女民兵”,这两个题材都是当时的主旋律。
后来临到要交时,他们又加了个古典题材,准备将小《梁祝》改编成大《梁祝》。选好三个题材之后,何占豪代表实验小组写了一封信给学校,“意思就是三个题材你们去挑吧。”
何占豪记得,当时学校的党委书记叫孟波,是延安来的老作曲家。没想到,孟波毫不犹豫地在《梁祝》上画了一个勾,“在勾的时候他说何占豪既会越剧,又会小提琴,只有这个有希望,另外两个可能希望不大。”
“没有这一勾,也就没有《梁祝》。”何占豪向台下观众感慨说。《梁祝》1959年5月在上海首演,获得空前成功,演奏者便是小组成员俞丽拿。
取材越剧 原创是“浙江的农民”
台下观众好奇的是,《梁祝》中那些优美的曲调,究竟是怎么创作出来的呢?
何占豪说,创作前几个月,他是跟小组的丁芷诺合作的,丁芷诺是上海音乐学院副院长丁善德先生的女儿,但她也不是作曲专业的。两人就构思了“三载同窗”“草桥结拜”“楼台会”等等。但他们还缺配器的知识,只会拉小提琴,而写交响乐需要有技术平台。正好作曲系学生陈钢在老师的动员下,加入进来。何占豪认为,陈钢不光是配器,在创作过程中也提供了很多的设想。
不过,何占豪最感激的却是“浙江的农民”。“这首曲子并非一个或几个作者写的,它是我们浙江的农民原创的!因为里面很大部分运用了越剧的表演因素。”何占豪说,越剧是哪里来的?是袁雪芬、范瑞娟、傅全香、尹桂芳等等一大批表演艺术家,以及一大批琴师联合创造的,他们都是农民的儿女,这才有了越剧。
场内响起《梁祝》,何老向大家讲解,哪部分取自于越剧,哪些来自昆曲、京剧。“一开头你们觉得很好听吧,但这不是我创作的,这是越剧里面很常见的过门。”何占豪说,《梁祝》中的小过门也是来自越剧里一种“百搭过门”,“我只是切了一刀稍加改变。”
专访
“老百姓有音乐习惯,
新交响乐没在群众中生根发芽”
一曲《梁祝》,余音绕梁55年。自1959年5月在上海首演以来,小提琴协奏曲《梁祝》已成为中国交响乐的经典之作,几乎可以说是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有《梁祝》。昨日上午,何占豪先生接受了成都商报的专访。他带着浓厚的浙江诸暨口音,讲起趣事来不禁抚掌拍笑,神情和蔼可亲。
振兴民族音乐 就像“蚂蚁搬骨头”
成都商报:当时您创作《梁祝》时才26岁,这个年龄就创作出这种举世震惊的曲子,当时对一个年轻人来说,意味着什么?
何占豪:现在人家把我们两个作曲家看得很伟大,其实我们当时是两个知识不完整的学生,在老师们的策划和领导下完成作品。我们一群青年要振兴民族音乐,就像“蚂蚁搬骨头”。我也好,陈钢也好,俞丽拿也好,包括很多教授,当年就是小蚂蚁,但是我们有志气,所以我们很多小蚂蚁抬出来一块大骨头,梁祝就是集体智慧的结晶。
就我个人而言,首演当天我在乐队中拉琴,只觉得总算完成了任务。那时不像现在要考虑演出会不会成功等等因素,当时我就一年轻的学生,说真的这一千斤担子压下来有些吃不消。当时就想,哇,这个演完了,完成任务谢天谢地。观众一鼓掌,我觉得轻松了,领导不用找我了!我第二天就下乡去劳动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