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其仁演讲 周其仁在中国绿公司年会的主题演讲(全文)

谢谢,我讲一点书生之见。我们知道一个物体要往前移动,第一要有动力,第二要克服摩擦力。经济运动是一样的,今天的中国经济,我一直是这样的看法,不会缺动力,因为这是一个人口大国,长期贫穷。今天虽然总量占世界第二,但是我们的人均水平还在全球80位以后。从中国的一代一代的企业家来看,不会善罢甘休的,一定会继续抓机会的。所以中国的经济要很好研究,怎么能够有效地降低经济往前走的摩擦力?

这个摩擦力用术语来讲就是成本。因为我们想实现一个东西,你就会有东西来把你拉住,这个把你拉住的东西,让你的雄心、愿景、期望的目标难以实现,或者实现的不如愿,就是成本。分析这个摩擦力或者这个成本,它有好多的层次,第一层次是每个企业可以对付自己的问题,家家企业,不管出来多么鲜亮光彩,都有一本难念的经,都有一个对付,就是刚才马云提到的,准备付出多大代价,有一个问题,这是一个层面。

第二个层面,企业之间可以互相交流经验,我们处理摩擦力如果力量不够,看看别的企业做的怎么样,行业做的怎么样,有哪些先进的经验可以学。我相信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以来,这两方面的力量是足够强大的。

但是还有第三种摩擦力,是我今天发言的一个主题,就是我们这个系统性的、制度性的摩擦力,它不是个别企业就对付的了的,它也不是企业互相学习学习,就能够有效的把它降低的。这件事情,恐怕要引起在座各位高度的重视,我们聚到一起的时候,不能光对付前两种,还要研究怎么来对付第三种。

那么什么是系统性的摩擦力,或者叫制度性成本呢?我举一个例子,最近李克强总理在一次座谈会上,就点到了一个关键问题,中国的上网资费为什么这么贵呢,网速为什么这么慢呢,你这个问题是一个上游问题,现在一讨论“互联网 ”,谁都要跟网速和上网资费打交道。

但是这个费不是在一个完全的市场环境里面形成的,因为如果说市场环境资费高,有人就会冲进去竞争。但是到了像我们这种非常基础的电信,或者它的附加价值服务,我们这个市场的开放程度还是有限。

不是说你看见它资费高,就可以提供一个商务服务进去,跟它竞争,把资费降下来,造福于整个市场、整个消费者,是要有总理出面去点。问题我们13亿人口就一个总理,这种制度性成本,弥漫在我们整个商业活动的底部。

如果不能有效的降下来,有人说资费高一点、低一点,有什么关系吗,上网速度快一点、慢一点,有什么关系吗,有很大的关系。对成熟企业,资费高一点无所谓,因为他们有能力消化。但是对于所谓万众创新,刚开始的企业,那个资费高一点点,很多愿望就难以实现了,很多起步就起不了了。

对于很多企业,好的时候资费高一点,资费可以消化,下行的时候,市场吃紧的时候,这个资费高一点点,有的时候就是生死过不去。至于速率高低,这个更大,我看过《乔布斯传》,最打动我的是一个故事,有一天乔布斯走到工程师面前,跟他讲,苹果开机速度慢,能不能让他的开机速度降10秒,这个人不理解,有什么意思吗?乔布斯说如果能够救人一命,你愿不愿意把速度降下来?工程师说那可以。

全球当时500万人用苹果,如果每次开机都慢10秒,算到一起,3亿秒,等于是一年里头有100个人,100个人的终生生命就耗费掉了。

这个工程师一听就懂了,再过两个礼拜去,这个工程师已经把苹果的开机时间,缩短了28秒,我当年就是看了这个故事去买苹果的,多活好多年。

我们现在上网速度,它会变成国民经济的战略问题,因为各行各业都要遇到这个问题,但是这个资费怎么调下来,是一家企业能够对付的吗?是我们开开会,互相交流经验就能降下来的吗?它涉及到整个所谓体制改革,涉及到大型企业、市场准入,涉及到在维持国家安全的情况下,怎么让我们一些基础性的服务,物美价廉。

这件事情要引起我们在座各位的注意,我们今天“互联网 ”已经是一个响彻大江南北的口号,“互联网 ”早就开始了,我知道中国第一个“互联网 ”的故事,发生在1997年,就是用IP去打电话,最早完成商业应用的是福建福州马尾区的一家民营企业,他注册了上网,也买了电信服务,他加到一起,这个IP电话为什么有竞争力,它不是传统电话,一通话就叫占线,这条线就被占死了,IP电话语音数据包,可以在网上走,有空就发一个包,到那头再把数据还原为语音。

所以它的资费可以便宜得多。

当年这样的事情过不去,当年我们是有国家电信部门供应国际长途,一分钟国际长途,一分钟是28块钱人民币到35块人民币。马尾的企业家自发的是4块8,结果我们这个供应28的,把机器没收了,说它谋取暴利,最后交了钱人才释放,两兄弟打官司,终审败诉,上诉。

当时的主审法官应该叫徐永东,在中国的法制市场有一席之地,他第一次开创这种复杂的问题请多方专家论证,将清楚IP电话和传统的电话有什么不同,他援引了一个法律道理,当初制定的时候还没有IP技术,那个法律怎么能管住一个新冒出来的技术呢?“法无禁止皆可为”,这个事件对IP电话加速市场化,起了巨大的作用。那是哪一年,1997、1998年,所以中国很快推出国家供应的IP电话。定价多少?一分钟4块8。

最近还有一个“互联网 ”的故事,用互联网跟出行结合起来,打的难是很多城市的困难,你仔细研究传统出租汽车是挺难的,你说用价格他很难用,你说马路上劫一个车跟他砍价,不想去就贵一点,做不到,每辆车都砍价,城市就瘫痪了。所以出租车,全世界都一样,就是窗口家,一公里10块钱、12块钱,定死的。

这种模式应对需求的变动就不灵便,因为城市出行有峰,高峰、低峰,闲的时候很闲,忙的时候很忙,互联网一来,就可以把价格机制用到出行的需求上去,而且他可以增加安全。因为原来说不准随便办出租车,不知道司机干吗的。

现在看滴滴打的,我去访问过,谁来接你,接的是谁,都有手机,背后都有信用考核。但是这个在各个城市引起的反应不一样。有的人觉得你触犯我既得利益,你怎么可以搞这个业务,你搞了这个业务,过去发那么多牌,出租车公司份子钱怎么办哪?所以不要认为“互联网 ”仅仅是一个技术问题,是一个商务模式问题,是一个算法问题,它也是一个体制问题。

而这个体制问题的改革,它绝不是说企业家可以身在世外。现在实现全面小康,企业是这个当中的主力,一定要参与到降低系统性成本的过程当中来。

刚才我听王珉书记的讲话,我很有感触,欢迎各界来监督政府的服务,欢迎大家提出批评和建议。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到一个地方,不仅仅跟地方政府一起怎么搞投资,怎么帮助这个地方,把这个系统成本降下来,把这个个别企业努力也没有用的那个摩擦力降下来,他就会推进这个地方的发展。当然现实比理想总是有距离,因此我们要为此去努力而奋斗。

我最近调查一家企业,人反应的情况、概括的情况,我觉得挺传神,他说现在的局面叫做大领导控油门,中领导挂空挡,小领导就是不松刹车。我希望这不是普遍的,但是只要有个别存在这个局面,我们共同和政府合作,来把小摩擦系数给它降下来。因为这些摩擦系数降下来,中国经济的动力足够,我们就能克服这个短期的下行,克服中期转型的困难,继续把中国的经济推向一个新的成长阶段。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