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继尧与钱秀芬子女】 孙渡与唐继尧家庭关系

1909年,同盟会员唐继尧带着播撒革命火种,推翻清廷光复云南的宏图大志,结束了在日本四年多的留学生活回到云南。在昆明家中,唐继尧十分关注三个妹妹的学习教育,除了关心三姐妹的学习生活外,还在家里给她们讲解时事要闻和留学趣闻。

他还特别谈到日本军校岐视中国留学生,促使得他和几位滇籍学子在毕业后,放弃半年的见习期毅然回国的事。在讲述的故事中,有抗金英雄岳飞“精忠报国”的传奇故事,有文天祥《正气歌》所体现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旷世绝唱,还有能代天公削不平的神奇的“刘琨剑”等等。

由于有哥哥唐继尧的这样一位讲武堂教官和新军军官的言传身教,三姐妹在关键时候能“召之即来”乐于奉献,以她们做“秘密工作”的微薄之力,支持哥哥他们这样一批有着共和知识分子特质的新军军官,发动和领导了云南“重九起义”,结束了清王朝在云南的封建专制统治,使云南成为孙中山领导建立的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的一个重要省份。

第四次会议是护国首义前夕最重要的一次会议,从会议所讨论商议的问题来看,其复杂性和艰巨性远超辛亥“重九起义”。彼时的敌人只是云贵之督,此时的敌人则是一国之君。会议最后宣布:出师讨袁大计已经定好,计划开始实施。一场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护国运动”就此拉开序幕。

从唐家三姐妹开始,在唐家首位革命者唐继尧言传身教的带动下,爱国精神成为传世家风。在上世纪上半叶,凡在时代的潮头和国家命运的关键时刻,总能见到唐家人的身影。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占领东三省后,云南的抗日救亡运动兴起,唐家人都是积极的参与者和支持者。

从云南发起的护国战争到滇军出省北上及“镇守滇南”的抗日战争,“自发”的爱国精神一脉相传。一首由人民音乐家冼星海谱曲、田汉夫人安娥作词的《60军军歌》诠释和弘扬了这种精神,鼓舞了千千万万的抗日将士。军歌唱道:

我们来自云南起义伟大的地方,

走遍了崇山峻岭,

来到抗日的战场。

弟兄们:

用血肉争取民族的解放,

发扬我们护国、靖国的荣光!

走 进 大 时 代

从19世纪末开始,中外批评家将女性缺乏教育和裹脚这两点提出来,作为传统中国落后的象征。这一问题被留学回国注重调整研究的唐继尧注意到了,这才有了他注重对三个妹妹的家庭教育和文化学习的努力,虽然有限却有效。

民国初始,唐继尧即鼓励三妹、四妹(二妹裹脚已定型)率先放脚,于是俩姐妹都成了大脚,成为以妇女解放为目的的“天足运动”的先行者。如果说,三姐妹在辛亥革命和护国首义中曾与革命者唐继尧同过生死,共过患难,且爱国家风代代传的史实,一般人会不相信;再加上建国后有关方面“不准宣传唐继尧”的政策及极左时期的贬唐行径,还有至今未消退的把“争议人物”唐继尧“妖魔化”的暗流,使这段历史几近湮没。

但在今天经她们后人细细说来,人们就知道了一段否定不了的历史细节。

2010年6月下旬,为了能更多更真实地了解到一些唐氏三姐妹的个人情况,我几经辗转,联系上了家住新迎小区的唐二妹(唐菀赓)的二女儿曾星华老人。首次与曾老联系,听到电话里传来的声音时,我还以为是曾老的女儿呢。

到了文艺路市工会宿舍附近我又打电话问路;曾老执意要下楼出门来接我。在百米开外,当我就看到85岁高龄的曾老穿着短袖夏衫,甩着有力的双臂兴冲冲地向我走来时,我急忙迎了上去,心头则生出“女兵的后代是女兵”的感慨。

寒暄时我赞叹老人身轻体健的精神状态,曾老说她80岁前还天天骑单车外出呢,现在仍坚持与一群文体爱好者一起跳交谊舞。家中订有《生活新报》,除关注时事外,还喜欢参加报纸文体版上的“填字”智力游戏,真是人老心不老啊!

曾老是四十年代金陵(成都)女子文理学院的高材生,现在是昆明市盲哑学校的退休教师。曾老特意谈到了她的两个女儿,大女儿是师专的教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专家;小女儿是师专的副校长,两个女儿的突出成就是曾老的最大安慰。

曾老的母亲唐菀赓文化不高,但能看书,喜欢看《聊斋》并以此讲故事给女儿们听。曾老告诉我说,唐家人并未因为唐继尧当了省长而仗势压人欺人。曾老说,大舅母(唐继尧的原配夫人)袁氏有个小兄弟染上了抽大烟的恶习,家里人背地里都叫他“小烟龙”。

这个小烟龙看上了一所学校的“校花”姚萤,但这位校花并不喜欢他。唐家人认为在这件事上不能仗势压人,不能强迫婚姻,于是唐继尧出面制止了这件事,挽救了姚萤一家人,后来,姚萤找到了她的如意郎君——龙云的秘书杨竹庵,一时传为美谈。

曾老还谈到了她母亲的两个妹子的轶事,她说三孃唐蕙赓有“洁辟”,最爱干净,如果有客人来坐过她的床铺,她一定要重换一床垫单。三孃与东陆大学(云南大学前身)首任校长董泽结婚后,6年中生了4个娃娃(三男一女),扮演了贤妻良母的角色。

支持董泽成就了一番大事业,成了云南的教育、金融、航空及交通先驱。三孃于1932年去世,去世前不能吃东西,曾老的母亲唐菀赓于1943年因心脏病去世。四孃唐芸赓小时候在一副文静的表象下,却是一个会爬树和男孩子一道四处“打野仗”的主。

四孃在婚姻上是一个挑剔的主,她嫌追求她的龙云个子长得小,嫌卢汉长得黑,最后是非孙渡不嫁,因为孙渡是一个美男子,又是唐继尧一手栽培和提拔起来的滇军高级将领。

她和孙渡于四十年代初在抗日前线结了婚,那时孙渡任滇军58军军长,率部队转战湘鄂赣一带。俩人结婚时,蒋介石还打来祝贺电报,并派代表来主持婚礼。婚后不久,孙渡即率58军(第4、第20军配合)参加了于12月5日晨打响的著名的常德会战(第二阶段)。

打了近一个星期的常德会战终于取得重大胜利,显示了滇军“国之劲旅”的军威和国威!参战官兵受到了国民政府的嘉奖,英、美、苏等国际舆论认为常德大捷是同盟国国家的共同胜利!陪伴在孙渡身边的唐芸赓也因此经历了战火的洗礼。

据60军的一位后代子女云南省设计院退休建筑设计师何锦女士2006年所写的个人《随笔》记载:“抗战胜利后,唐四姑太与丈夫集团军总司令孙渡为我的父母亲主持过婚礼,还与父母亲一起照过像,他们在江西九江住在一个总部,关系亲密极了。

”当时何锦的父亲何崇是60军184师的一名中校副团长,曾参加过“滇军血战台儿庄”的战斗。据何崇先生回忆,滇军在转战湘鄂赣期间,纪律严明,军风正派,与当地老百姓打成一片,军民关系十分融洽。最提得一提的是孙渡的夫人唐芸赓女士,率领随军家属在江西上高县瀚塘区的一所祠堂中,办起了滇军总部家属缝纫工厂;还亲自为战士们缝制军衣;加上部队战士还自己种菜养猪,真可谓“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三十年代中期,宋美龄首次随蒋介石来云南,外出视察时常爱戴一顶阔边大草帽,从此,“宋美龄草帽”就风靡省城。昆明追求新潮的中青年妇女常爱戴“宋美龄草帽”外出或照像,继而还模仿她的穿着举止,风行一时。1937年抗战爆发,宋美龄也成了中国抗战的第一夫人,她的一言一行,影响着一代中国妇女。

岂不说她在建设空军和战时外交方面的贡献,只讲她亲自踩缝纫机为战士们缝寒衣,亲自到医院为伤员包扎伤口,亲自奔赴抗日前线慰问部队官兵;在一次赴前线慰问中,遭遇日机轰炸,宋美龄乘坐的吉普车因躲避轰炸而翻车,宋美龄也因此跌断了几根肋骨……唐四妹也仿效着宋美龄的这些行为,成了家属援军的标兵和模范。

抗战时期,昆明每年都要举行“七·七,献金”活动,每次活动唐氏三姐妹及唐家人都是积极的捐赠者。1937年“七·七”事变,一些南方城市相继沦陷后,西南联大师生与大批南迁民众进入昆明。位于北门街的“唐公馆”(又称“唐家花园”)接纳了一批文教科技界的名流学者和西南联大教授。

曾先后在唐家花园居住过的学者教授有:朱自清、陈岱孙、金岳霖、吴宓、浦江清、李继桐、陈省身等。建国后曾任北京市市长的吴晗教授曾到位于黑龙潭公园附近山青水秀的罗梭坡村的“唐家祠堂”居住过,这还是擅长“门外”考古的云师大的余斌教授告诉我的。

在西南联大师生的心目中,五省联帅的唐继尧是他们所崇敬的护国英雄!凡遇开欢迎会或照毕业像留念,都要约到大观公园的唐继尧铜像旁举行。他们认为,在这座闪耀着共和光辉的铜像前做活动,是非常有意义的。

著名作家沈从文1946年在那篇《怀昆明》的中建议将唐公馆“好好修整一番,作为云南人和湖南人对争取民主和平牺牲者一种共同努力的象征”。沈从文认为唐公馆和它对面的蔡锷住过的蔡公馆都有价值,因为它们都与昆明重九起义的和护国运动有关,与推翻帝制有关。

非常可惜的是,这两所公馆都在上世纪九十年代被地方政府与开发商拆除了。凡考察过唐公馆的人士都认为,凭唐公馆的建筑质量,再存在个两百年都没有问题。真不明白,当时的人们是着了什么魔了?硬是把一座好生生的唐公馆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