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汝璈的名言 一个人的遭遇和一场审判——梅汝璈的故事
一个人的遭遇和一场审判——梅汝璈的故事 东京审判结束时,辽沈战役刚刚打完。 东京审判之后,梅汝璈从香港投大陆。 1950年他成为人大代表,外交部司法顾问。 这位芝加哥大学的法学博士想跟上新的形势。 他开始学习俄语。
但是按照他自己的话:我只是一本破烂过时的小字典。 整个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他成为中日关系的晴雨表。当中日关系不好的时候,他出来发表讲话。当中日关系和好的时候,他成为双方都不愿提及的人物。
文革中他当然受了迫害。 当对历史一无所知的红卫兵想烧毁他在东京审判时所穿的法袍时,他用一句今天看来带有强烈民族主义色彩的话拯救了这件文物——大意是这是历史上中国人第一次审判外国人所穿的法袍——其实也未必正确,唐朝的官员于日本的留学生,元朝的官吏于色目人,大约也发生过类似的情形。
三十年河西,三十年河东。 1973年去世于北京,终年六十九岁。未能完成关于东京审判的著作。 他的家属把审判的原始材料还有那件法袍捐给了革博。
今天讲梅汝璈的故事,是因为刚看了一部叫《东京审判》的电影,恰巧今天是九一八。 这部电影很差,从制作手法上到主题的表达上都有许多可供商榷的地方。 不想一一列举,就说一个最明显的吧。
电影中有两条线,A法庭——梅汝璈 B小酒馆——肖南,芳子,日本人。 梅汝璈这条线拍的一般,频繁的黑屏引起人视觉的不适。 记者肖南的这条线则完全失败,还是那种幼稚,一厢情愿的出发点——日本人中也有好人。
日本人当然不全是禽兽,阿童木不是,阿信不是,高仓健也不是,宫崎骏明显也不是。故事不是这么讲的。 谈到整部电影的高潮——判处战犯死刑——必然要引起各方的争论,一不小心就滑到终极价值的判断上,实际上成为电影中法官们的争论的延续。
在我看来,可以总结成一个问题。 即,你相不相信有超越国家民族利益之上的所谓公正? 我目前的回答是:不,NO,一一也。 至于说到怎样讲这个故事,如果导演不低估观众们的智力和爱国热情,完全砍掉肖南这条线,而把精力全部放到法庭戏上会更好吧。
毕竟一个国际法庭的大法官老往小酒馆里扎看着别扭。 如果导演更高明一些,完全从一个个体——梅汝璈去拍的话,可能会获得更大的价值。当然这部片子也不能以《东京审判》为名吸引广大观众去电影院泄恨了。
这个电影的失败,恰恰反映了每当我们面对这段历史试图利用文艺手段倾诉或谴责时必然会遇到的尴尬境地。一方面是表达技巧不过关,有许多硬伤。另一方面是人文思想的积弱局限了我们的表达。
更加尴尬的是,尚未走出启蒙时期的我们,现在如何向一个各方面都比我们先进的文明在六十多年前犯下的暴行发出谴责? 想想日本的历史吧,二战后的迅速崛起受惠于明治维新不言而喻。而本该被送上法庭的天皇刚刚有了一个男性的继承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