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海鹏申论 [转载]张海鹏: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有关理论与方法问题的讨论

   关于中国近代史与中国现代史的分期,是确定中国近代史学科对象的重要问题。换句话说,究竟是以1919年作为中国近代史、中国现代史的分界线,还是以1949年作为中国近代史、中国现代史的分界线,数十年来,一直是争论不休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作为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定义不能说是完整的、准确的。

   1949年以前的学者,对中国近代史和中国现代史是否区分、如何区分,并不十分在意。这也许跟那个年代里,近代中国的历史还在进行中,不无关系。如1933年在上海出版的李鼎声著《中国近代史》和同一作者1940年在香港出版的《中国现代史初编》,两者所处理的时间界限并不严格。

又如曹伯韩1939年出版《中国现代史常识》,1946年改题为《中国近代史十讲》,1947年再改题为《中国现代史读本》,检视三书,内容大同小异,显示作者对书名的改动并无定见。

换句话说,1949年前,中国近代史作为一个有独立研究对象的完整学科,还在形成过程中。唯一的例外,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范文澜的著作。1947年范文澜在华北新华书店出版了《中国近代史》上编第一分册,该书第一次给出了中国近代史的完整概念。

该书以1840年鸦片战争至1919年五四运动为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是为该书的上编;以1919年五四运动后的中国历史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是为该书的下编。

范著从革命史的角度立起来了中国近代史的框架,明确指明了中国近代史是由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历史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历史组成。这一框架虽然是从革命史的角度定义中国近代史,但它的确是1840-1949年作为中国近代史学科概念这一主张的的滥觞。

   出现中国近代史和中国现代史的明确分界,源于胡绳1954年在《历史研究》创刊号上发表《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一文。这篇文章的发表,引起了近代史学者的强烈关注和热烈讨论。

这次讨论,对于中国近代史学界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学习唯物史观,认识近代中国历史的基本线索问题,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但是,这次讨论的主题是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在讨论中国近代历史本身的分期问题的时候,胡绳的文章非常明确地把它局限在1840-1919年之间,无形之中,这次讨论把中国近代史的时限范围,限制为1840-1919年间的历史。

从这时开始,中国历史学界出现了中国近代史和中国现代史的明确分界,分界线就是1919年发生的五四运动。

此后,学术界往往把自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的历史称作中国现代史,而把1919年上溯到1840年鸦片战争的历史称作中国近代史。换一句话说,把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历史称作中国近代史,而把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历史称作中国现代史。

范文澜在1955年出版的《中国近代史》上册“九版说明”中特别指出:“《中国近代史》上册,是1945年我在延安时写的,当时原想把旧民主主义革命时代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代的历史一气写下来,将旧民主主义革命时代划归上编,新民主主义革命时代划归下编,本书则是上编的第一分册。

现在因为近代史与现代史已有明确的分期,故将此书改称为《中国近代史》上册。

”这个说明明确指出了“现在因为近代史与现代史已有明确的分期”这个事实。范著这一次改动,对以后中国近代史书的编纂影响甚大,中国近代史的时限概念几乎就定在1840-1919年。可以这样说,1999年前出版的中国近代史书,其时限都是如此。

   在历史学界百家争鸣的氛围下,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学者对上述分期主张提出了不同见解。林敦奎、荣孟源、李新、刘大年、陈旭麓等学者提出按照社会性质来划分历史时期。因为1840-1949年的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近代史应该包含1840-1949年的整个时期。

范文澜是这一主张的最初提出者。他在1955年出版的《中国近代史》上册“九版说明”中,感受到了近代史分期问题讨论的时代氛围,但在1956年7月在政协全国委员会举办的中国近代史讲座上所做的报告,仍强调1840-1949年间的历史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只是习惯上把1919年前称作近代史,把1919年后称作现代史。

他指出:“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一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在这一历史时期里,一方面,帝国主义勾结中国封建势力,一步深入一步地把中国变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另方面,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一步提高一步地进行着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在这里,范文澜强调了习惯上,表明他并不认同这样的分期是科学的。

   进入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后,又一次经历了中国近代史和中国现代史分期问题的讨论。

   坚持1919年五四运动是中国近代史和中国现代史分界线的学者,主要以旧民主主义革命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区别为根据,为了突出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重要性,坚持主张中国近代史结束于1919年。

但是这种主张忽视了以社会性质作为区别历史分期问题的标志的意见,忽视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里,无论是旧民主主义革命还是新民主主义革命,都是民主革命的性质,都是反帝反封建,区别只是领导力量的不同、革命前途的不同。

张海鹏指出:“把中国近代史的下限定在1919年,显然是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割裂,不利于对对整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历史进程、历史特点的把握和认识,在一定的意义上可以说限制了对整个近代中国历史的完整了解。”

   《试论胡绳的中国近代史研究》指出:1950年代确立的中国近代史是1840-1919年的中国历史,主要是胡绳的意见。通过学术界的讨论,大部分学者接受了这一见解。但是,这样的分期法割裂了1840-1949年近代中国这个整体,因为这个110年是一个特殊的历史社会形态,“即在封建社会崩溃中被卷入资本主义世界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因此这种研究体系不利于了解和把握中国历史发展的全过程,不利于总结近代中国历史发展规律.

诚然,我们应该看到,当时把1919年作为中国近代史的下限,有其历史合理性。但是,随着时代前进,这一界定的局限愈发显现。“解铃还须系铃人”。胡绳在反思中曾多次建议打通1840-1949年,作为完整的中国近代史。

   1981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胡绳著《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胡绳在序言里一开始就说:“这本书所讲的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时代中的前一段,即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开始以前一段的历史。

虽然多年来大家习惯上称这一段的历史为中国近代史,但是早已有人建议,把中国近代史规定为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一百一十年的历史,而把中国民主革命的胜利,摆脱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以后,进入社会主义时代的历史称为中国现代史。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已经超过三十年的时候,按社会性质来划分中国近代史和中国现代史,看来是更加适当的。”同样的意思,胡绳在给《近代史研究》创刊100期纪念号题词的时候再次重复。

李侃、陈旭麓、张海鹏等发表文章,论证了认识中国近代史、中国现代史分期的种种理由。显然,这个认识,在中国近代史学界基本上已经达成共识。有学者指出:“学术界绝大多数人赞同的中国近代史,即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10年的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

”“随着近年来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发展,中国近代史的上下限在学术界基本上达成了共识,即应把1840年至1949年作为一个完整的时段加以考察”。

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学者也发表了意见。当代中国研究所所长朱佳木最近撰文指出:“将中国近代史的下限由原来的1840年至1919年改为1840年至1949年,并将中国现代史的起点由原来的1919年推迟至1949年。在这个前提下,再把中国现代史与国史、当代史合并。合并后,可以称之为‘中国现代史’,也可以称之为‘国史’或‘中国当代史’。”

   1999年以来,已经有数种中国近代史书采用了1840-1949年的分期方式。 其中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是全国高等学校本科生必修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材,由本书编写组集体编写,首席专家是沙健孙、马敏、张建国、龚书铎、李捷。

本书开篇的话,第一句就是:“中国的近现代史,是指1840年以来中国的历史。其中从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的历史,是中国的近代史;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历史,是中国的现代史。

”这个开篇第一句话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表示,它标志着中国近代史、中国现代史的分期已经写进了大学教材,得到了学术界的共识。这样的认识有可能成为中国近现代史学界的主流认识。当然我们也不排除在分期问题上还会有不同看法,大概那不会成为主流认识了。

   总结一句话: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近代以来中国人受侵略、受欺侮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标志着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结束,中国开始进入社会主义的建设时期。这就是说,这一事件标志着中国近代史的结束,中国现代史的开端;标志着旧时代的结束,新时代的开始。

   有人主张,中国现代史从1919年开始,一直延续下来。这种主张不仅模糊了社会性质的不同,也掩盖了1949年这个年代的极其重要性。有人主张中国现代史从1911年开始,这种主张貌似重视辛亥革命,却忽视了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较之辛亥革命更为重大的历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