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闻生:我只是伟大事业中的一个工作者

(纪实)毛泽东、周恩来的英语翻译唐闻生:我只是伟大事业中的一个工作者9月25日,当我接受一项紧急任务——专访来粤参加中国侨乡旅游节的全国侨联副主席唐闻生女士时,我脑海里一下子浮现小时候在电影《新闻简报》中常见的那个端庄简朴的女翻译,只要毛主席、周总理接见外宾,她大概都会在场。

在中国外交沉闷单调的“文革”期间,最令人振奋的外交事件莫过于毛泽东主席与美国总统尼克松的历史性会面,而这位出生在美国的女性恰恰亲历了这段风起云涌的历史时刻。唐闻生才从侨乡恩平回到广州,就被我们“围追堵截”进行了访谈。

□寻根问祖

第一次回到故乡,她如饥似渴地跑遍了五邑侨乡。乡音难懂,但亲切悦耳,听着听着,似乎回到了哼唱童谣的外婆怀中。

记者(以下简称“记”):您第一次回故乡寻根问祖收获大吗?

唐闻生(以下简称“唐”):这次出来并非专程寻根问祖,而是到云南和广东参加侨联的活动。在江门出席侨乡旅游节开幕式以后,就到五邑走一走,了解侨乡侨情,只是顺便回了一下家乡。

不过,这次我个人的收获很大。爸爸的出生地我一直很清楚,知道是恩平的塘龙村,就直奔那儿,见到了爸爸的乡亲,还走进家族的雕楼。但我不知母亲的家乡在开平什么地方。母亲现在90岁了,说不清楚。当地政府却替我找到了,我意外地回到她的故乡,将根儿寻齐了。除了雕楼,我还参观了周文雍和陈铁军纪念碑、华侨进行抗日斗争的南楼、华侨和港澳同胞新捐建的学校和医院等等,形象地认识了华侨与侨乡割不断的历史。

记:这些地点及其事件在广东都相当有名。

唐:走在雕楼里,我很有感触:包括我爷爷在内的华侨,人在海外谋生,却始终放不下故土,寄回钱来盖屋,以系牢自己的根。

□异国岁月

她的父亲唐明照先生、母亲张希先女士,自小从广东移民美国,对“中国强,华侨才站得稳”这句话体会颇深。唐明照在率全家归国20年后,又以新中国第一任驻联合国副秘书长的身份重返纽约。

记:您家里有几个兄弟姐妹呢?

唐:就两个,我妹妹在纽约的联合国秘书处工作。她是北京生的,现在纽约工作,我是纽约生的,现在北京工作。

记:您姐妹俩都这么有成就,您妈妈一定很注意对你们的培养吧!听说她是幼儿教育学硕士,连现在外交部新闻发言人章启月也受过她的教导。在那个年代,她为什么会选择这样一个专业。

唐:她也是很小就去了美国。按照当时中国家庭的传统观念,孩子是要送回国来读书的。我外公了解到南开学校很好,她十几岁时,就把她送回国了。

我妈妈在天津南开女中读书时,我爸爸也从美国来到南开男中,两个广东人就认识了。他俩的生长经历和生活环境有些相似。后来我妈妈上了燕京大学,参加过“一二·九”学生运动。她觉得中国妇女要解放,而解放妇女要从幼儿教育开始。于是,她在燕京大学毕业后就去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读幼儿教育的硕士,后来就在美国从事幼儿教育工作。

记:您父亲是中共的老党员,在美国创办过华文报纸。

唐:我父亲在1931年就入党,1940年和同仁在美国创办了《美洲华侨日报》,反映华侨的生活和心声,介绍祖国的情况,特别是当时激烈的抗日斗争形势,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方针。这正是华侨们所需要的精神食粮,因此他们将自己洗衣挣的钱捐给报社,父亲他们则不领工资。

□风云激荡

人们对唐闻生特殊年代的特殊经历抱有浓厚的兴趣。但在采访前,她就和我们约定:莫谈过去。可谈着谈着,我们自然而然地将话题拉回到30多年前。她“中招”了。可惜的是,在她一吐为快的时候,因为其他活动安排,正浓的谈兴戛然而止。

记:当时我们在纪录片中时常见到您干练的样子,就将您作为女性的成功典范。

唐:谢谢你还记得。那时我只是普通的工作人员。也许因为在那个特定的时期,我给中央领导担任过主要的翻译,在重要的外交场合露面较多,才会那么受到关注。

记:我们注意到,从见到您起,您的笑声就一直不断,似乎是一个有话敢说、性格开朗的人,但是听说您在第一次见毛主席的时候,居然吓晕了。

唐:不是吓晕的。我从头告诉你。我在大学只念了三年半,就在22岁那年进外交部工作,自己总觉得知识很不够用。1966年初,在中国召开的亚非记协会议需要同声传译,而当时国内还没有多少同声传译的人才,所以我们那一批年轻人经过几个星期的培训,就匆忙上阵了。

那年7月份的一天,我突然接到通知:次日赶到武汉,为毛主席接见这些外宾作同声传译。要在这么重要的场合上阵,我紧张得不得了;又听说毛主席的湖南口音很重,我就更担心,连他老人家的话都听不懂,怎么完成翻译任务?同声传译本身就要求反应快,不管听没听懂,时间就过去了。

“文革”期间那可是一句顶万句啊,要是译错一句就是罪过啊。虽然廖承志等老同志会帮助我们,但我还是紧张得不行,就向领导提出换老同志干,可被否决了。

7月中旬的武汉,天气很热,屋里就那么一个懒洋洋的吊扇,我早上起来就感到手脚冰凉。大家老给我打气,但我精神还是放松不下来。吃完早饭,我走着走着眼前就发黑了,被法语翻译齐宗华等扶住。幸亏不是栽倒在工作现场。别人就说:“你可不能晕了,英语翻译可只来了你一个。”我想,晕了的确也没用,而且还会影响工作,就硬挺着去察看同声设备。结果,我是白紧张了一回,主席那天没有坐下来讲话,只是合影。

记:您第一次见到毛主席,有什么特别的感觉?

唐:当时,各国代表排好队,准备照相,毛主席就进来了,一边向大家招手一边走,灯光一打,我产生错觉,以为是毛主席在发亮,因为他一进来,房间就亮堂了,而且他特别高大,现在想想,也许是因为他旁边的护士较矮。

记:那次接见就是在毛主席畅游长江的前后。后来您还会觉得主席的口音很难懂吗?

唐:也可能是因为有了这一次的经历,我开始试着去适应,其实用心听还是听得懂的。主席对我们这些年轻的工作人员很亲切、很关照。我们在听不懂的时候可以问他,他会再说一遍。在他晚年时期,说话不是很清楚了,我们实在听不懂时,就会直接问他:“你是讲……吗?”如果对了,他就点点头,如果不是,就摇头,还拿起笔写下来。

记:主席他老人家对年轻一代真是细心、耐心。

唐:是的。我们曾有一批新的翻译,有一个后来做了驻韩国大使,他开始的时候也是紧张得要命,主席看他很紧张,先跟他聊了几句,主席问他:“你是哪里人啊?”他说:“是北京人。”主席就指着火柴问:“这是什么?”他反应很快地回答:“取灯儿!”那时我真不

知道北京土话管火柴叫取灯儿,还以为是韩国话哩。主席说:“对啦!”大家一笑,气氛也就平和多了。

记:你与周总理相处的感觉怎么样?他的脾气很好,是吗?

唐:总理对我们的工作要求比较严格,很多同事最怕在他面前出错,因为他在英文翻译方面会提出具体要求。但是我觉得总理和主席一样,这些老一辈的领袖是把我们当作晚辈来看待、爱护的。

记:所以您胆子特大,敢当着外宾的面阻拦总理喝酒哩。

唐:我当时并不是像别人写的很凶的样子,而是希望给总理解解围;而且,是他的医生叮嘱的。本来总理很能喝酒。我听老一辈同志讲,在重庆谈判的时候,别人敬主席的酒全是总理代喝,酒量不错。可是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劳累过度,当我们在他身边工作时,他的身体已经不太好了,大夫告诉我们:他不能再喝酒了。不过,外国客人不大了解他的身体状况,老是上来和他干杯,我觉得这个时候要有人出来挡驾,他才有借口不喝。

记:当时访华的外国政要觉得您很活泼开朗,形容您的词儿是“ S WEET(甜蜜)”。连基辛格也在回忆录中提到您,他称您是“难对付的南希·唐”(注:南希是唐闻生在美国出生时取的英文名),还羡慕您因为在美国出生,符合参加美国总统竞选的基本条件呢!好像对你印象很好。

唐:其实,这不全是因为他对我印象好,怪他自己不在美国出生,不能参加总统竞选嘛!(大笑)(据10月11日《南方日报》林亚茗、余映涛、吕静茹文欧阳德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