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在南京公布的“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

1948年在南京公布的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名单中,随便哪个名字,都是当时中国学术界的出色人才。而这份名单的最终确立,要归功于那场耗时一年半的公开选举。

在中科院电工所严陆光院士的记忆中,平时一向少言寡语的父亲、物理学家严济慈,在谈到要去参加1948年9月在南京召开的中央研究院第一次院士会议的时候,却显得十分高兴。时任国立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所长的严济慈,在普选阶段获得25个评议员中的23票,当选为中研院第一届院士。

严济慈和中研院的关系要追溯到1928年中研院成立之初。那时,刚刚获得法国国家科学博士学位、归国效力仅一年的严济慈就当选为正在筹备中的中研院评议会评议员候选人。只是那一年的评议会因为关系复杂,牵涉太多终究未能成立。

1935年6月,中研院终于正式成立评议会,当选的41位评议员中,包括了来自高校和学术机构的聘任评议员30人,以及由中研院院长和所长组成的11位当然评议员。

当年的《科学》杂志为此发表社论说,评议员除极少数非科学家外,余皆为吾国科学界各方代表人物,极一时之选,评议会既告成立,实为该院最高策源机关,斯不仅关系该院前途之发展,亦吾国科学史上值得记载之一件大事。

首届评议员主要由学者组成,代表了当时学术界的最高水平,官僚在其间并不占据重要位置,这样他们的决策可以真正代表学术界,不至于仅仅成为政府的传声筒。上海社会科学院张剑分析道。

事实上,在院士会议举行之前,评议会一直是中研院最高的决策机构,而在首届院士的选举中,评议会和评议员无疑扮演了核心的角色。

首届院士选举15个筹委会委员,由评议员以通信投票的方式产生,分数理、生物、人文三组,每组5人,当选者需得到全体评议员半数以上的投票。

此后,每届的评议员都须经院士会议,由院士投票方可产生。

4次会议严格初审,删掉了108人

院士之议由来已久。蔡元培在最初筹备中研院时就计划特设名誉会员和外国名誉通讯员,其后由于没有充分的人才基础以及抗战的影响,只好以1935年设立的评议会作为过渡。

进入20世纪40年代中期,国内各个研究所及各个高校相继成立,基础学科已奠定了基础,同时也出现了一批在国际学术界崭露头角的科学家。加之抗战结束,百废待兴,选举院士、建立院士制度的提议自然也就浮出了水面。

1946年10月,中研院第二届评议会第三次年会作出了举行第一届院士选举的决议。1947年3月,随着选举规程发布以及选举筹备会成立,选举进入程序化操作阶段。5月16日,选举筹备会给南京以及北平、上海等地报社寄发《院士选举筹备会通告》,请报社在头版连续刊登3日。东北大学、云南大学、中国地质学会等50个机构积极响应。

正式提名结束后,选举筹备会相继召开4次会议进行严格初审。结果在所提的510人中删掉了108人,原因主要是提名者没有遵行选举规程的规定,如每一教授不得投一科目以上之票。

宁缺毋滥,所有候选人都须得到4/5以上评议员同意票

1947年10月15日至17日,评议会第四次年会召开,审议402人的大名单,最终议决出150名院士候选人。此后,还要经过分组审查、一次普选和4次补选,才能最终确定首届院士。其中,所有候选人都须得到4/5以上同意票,即25名评议员至少需要20人同意。

《选举规程》曾对院士的选举资格作出规定:其一,对所习的专业有特殊著作发明或贡献;其二,专业学术机关领导或主持在5年以上,成绩卓著。候选人的学术水平,是评议会尤其要考察的。

但学术也不是唯一的标准。在日伪机构任职者,不管其学问多高也一律被排除在外。

而宁缺毋滥的态度是真正贯彻始终的。作为评议会的评议员,中研院天文所专任研究员兼所长张钰哲、中山大学教授张云及在加拿大的天文学家余青松,本来具有先天的优势,但会议认为他们学术水准尚不足与院士称号相称,最终决定天文学组院士空缺。

1947年11月15日,中研院于政府公报和京沪各大报,公告了最后候选名单及每位候选人所治之学科或事业著述,并在发表公告后的4个月内欢迎各界人士提出批评及建议。这引发了不少反响。

王和夫揭发北京大学医学院院长马文昭的数篇文章皆其技术员、助手及友人代作、代写,结果马文昭在普选中仅得1票,4次补选均得0票。当时远在美国治病的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也来信建议删除候选人时任云南大学文史系教授的刘文典。

信中说:刘君校《庄子》,甚自负,不意历史语言研究所之助理研究员王叔岷君曾加检视(王君亦治此学)发现其无穷错误。更有甚者,彼曾为(云南)土司之宾,土司赠以大量烟土,归来后,既吸之,又卖之,于是清华及联大将其解聘,此为当时在昆明人人所知者。今列入候选人名单,如经选出,岂非笑话?结果,在接下来的5轮投票中,刘文典均为0票。

但傅斯年另外推荐3个人的提议被拒绝了,原因就在回复给傅斯年的信中:惟依章程,不能于候选人名单以外添人。

依傅斯年在学术界的威望,都不能在候选名单外推荐,足见评议会办事是何等的重视规则。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郭金海说,正是由于评议会严格按照选举规程操作,才真正实现了院士选举的公平与民主。

傅斯年曾经担心,天下大乱还要选院士,恐怕难以成功。但结局出乎他的意料。1948年4月1日,中研院在南京公布了第一批经普选、公投而产生的81名院士名单,最长者为83岁的吴稚晖,最年轻的是37岁的陈省身。至此,距离1946年10月作出举行院士选举的决议,已过去了1年半。

虽然这81位足以代表今日中国学术界的情况,但也并不完美。夏鼐曾温和地批评说:同等成绩的学者,也许是院内的人比较稍占便宜。而中研院时任院长朱家骅的当选更遭到訾议。当时,以主持学术机关当选院士的还有姜立夫、李书华、叶企孙、周仁和袁贻瑾等人。

王扬宗认为,他们的学术成就和当时的国际水准还是差很远的,贡献主要也是作为国内该学科的奠基人。但毕竟是通过严格的民主程序选举的,在国内学术界至少得到了承认,而且相对比较集中,以从事科教领导岗位当选的毕竟是少数。

1948年9月23日上午10时,国立中央研究院成立第二十周年纪念会暨第一次院士会议在南京鸡鸣寺中研院礼堂开幕,至少49名院士出席了开幕式。其中年龄最大的张元济和声望最著的胡适作为院士代表相继发言。

胡适在发言中对众人说:不是我们挂方牌子作院士,只坐享其成;或者下半世纪也靠自己成绩吃饭,而不继续工作。中央研究院不是学术界的养老院,所以一方面要鼓励后一辈。我们可以够得上作模范,继续工作,才不致使院士制度失败。第二,多收徒弟。希望以后20年、200年,本院这种精神发扬光大起来。愿互相勉励。

新中国成立后中研院大部分人员、图书、仪器等最终留在大陆,成为新中国发展科学事业的基础和重要力量。而81位院士中,除已经去世的外,有50余人留了下来。

中研院曾经比较多地学习了西方学术建设的传统,院士制度是其中的一个环节。如今,这批在战火硝烟中产生的院士已经淡出人们的视野,。但是回顾这次选举,依然能感受到我们至今仍该尊重和坚守的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