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曙松百度 巴曙松谈香港上市制度改革 聚焦三个方面

2019-0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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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简介:凤凰网财经6月9日讯 由民建中央.广东省人民政府.深圳市人民政府.广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2018第二十届中国风险投资论坛"于6月9日在深圳五洲宾馆举行.凤凰网财经全程直播.巴曙松在论坛中表示,在今年的4月30号,香港交易所经过两轮的咨询,推出了25年来幅度最大的上市制度改革.如果说上一轮的上市制度改革吸引了国内企业来上市,但是试图创新的方式把国际金融资源引入到中国的快速增长经济,满足它的资本需求,那这一次的上市制度改革,针对的是中国正在转型中的经济,特别是新经济,科技创新的企业.吸

凤凰网财经6月9日讯 由民建中央、广东省人民政府、深圳市人民政府、广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2018第二十届中国风险投资论坛”于6月9日在深圳五洲宾馆举行。凤凰网财经全程直播。

巴曙松在论坛中表示,在今年的4月30号,香港交易所经过两轮的咨询,推出了25年来幅度最大的上市制度改革。如果说上一轮的上市制度改革吸引了国内企业来上市,但是试图创新的方式把国际金融资源引入到中国的快速增长经济,满足它的资本需求,那这一次的上市制度改革,针对的是中国正在转型中的经济,特别是新经济,科技创新的企业。吸引新经济、服务新经济,在市场广泛反馈,征求意见的基础上,聚焦三个方面:

巴曙松百度 巴曙松谈香港上市制度改革 聚焦三个方面

第一、生物科技,这是全球最活跃的领域,也是资本最大的领域,这个领域着手可以应对老龄化,随着人民对生活品质更高的诉求,目前生物科技的主要指标,实际上在更大程度上是参与了国际的新经济融资制度的竞争,美国纳斯达克作这方面原来几乎具有支配地位,所以香港交易所的参与实际上是代表亚洲参与了国际金融规则的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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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专门有一条,为什么这个时候没有盈利,没有收入,没有业务记录还可以上市呢?第一,因为生物医药企业有非常严格的政府和第三方机构的监管,美国的MBA、中国的CFBA,中国这些年的生物医药监管体制的改革,这几年取得了巨大的进展,已经基本建立了国际领先的监管方向,所以这个指标、评价进展对资本市场是有价值的,同时我们特别重视风险投资的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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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才我们看到前面的讲者,像李彤总裁和哈佛大学的教授都讲了,说前十大有七个有多少是风险创投进入的。在香港证券交易所的上市交易里面,要想用新的规则上市,必须有一个专业的资深的创投机构,而且要达到一定的比例,这个都是有约束的。

第二、不同投票权,有叫同股不同权,这个制度改革是想解决什么问题呢,就是原来在公司治理里面,公司的控股权的分布,就是看你出了多少钱。但是新经济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资本论,人力资本、专利、管理的经验,同样对公司的价值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如果我们不承认这一点,很可能面临这样一个悖论。

在座各位估计都碰到过,比如公司快速发展需要这么多钱,要引入新的资本进来,为了保持自己的控制权,尽量把这个转让的股份少一点,价格拉高一点,所以你不得不用非常高的价格去投比较少的股份,其实你就是为了和它共同成长,分享成长的结果。

但如果没有不同投票权,这个矛盾很难解决,如果有了,对于这些创始人,他就可以以比较合理的理性的价格转让股份,让各位风险创投机构进入到公司里,一起来推动它的发展。

第三、第二上市,我们很多中国公司在欧美上市,这些公司通常需要进行全球化的拓展,需要在中国上市,所以以比较便捷、高效率的方式,在其它国家上市的新经济企业,能够轻松地再实现第二上市,这个是香港的上市制度改革第三个重要的内容。

以下为文字实录

巴曙松:尊敬的委员长、陈主席,各位领导:

非常高兴参加今天这个风险创投的盛会,大家再坚持几分钟,今天的会议我是最后一个演讲的安排。

关于风险创投它面临的主要的几个挑战,现在一个当然怎么找到好的项目,第二个、怎么样有顺利的退出渠道,在这一点上,香港交易所今年推出的来二十多年来最大的上市制度改革,都做了非常重要的安排。比如说一个很重要的改革是什么?大幅降低了生物医药企业的上市门槛,比如说只要达到15亿港币的市值,同时还专门加了一条:至少要有一名资深投资者来投你,我们才接受。

所以如果这段时间我们的风险创投机构接到很多生物医药企业的投资要求,大家不要感到意外,这个可能跟香港交易所上市制度改革息息相关。

同样,随着创投的活跃,退出的压力也是越来越大,退是最关键的,简单看了一下数字,2017年我们新增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在2.4万亿,在投项目5.1万个。2017年上市速度最快的,2018年一季度新增的投资又加了903起,退出只有346起,其中IPO只有113起,并购102起,所以通过大幅的降低上市门槛,也为这些新经济的创投公司退出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渠道。

今天下午的专家,我从第一个听到现在,不约而同地提到一点:现在处于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怎么样把金融资源引入到新经济的企业,新经济的行业,是一个很大的挑战。背后既需要企业的创新,更需要金融创新的配合,如果没有金融创新的配合,创新是资源分配的机制,这一边是积极的呼吁鼓励培养创新,金融体系还在源源不断地把资源配置给了传统企业,那科技创新当然成了无源之水。

给大家报一个数字,我统计了生物医药企业的融资状况,国际一些一线的大型药厂,平均的研发费用每年基本上在50亿美元,排名第一的博士,去年大概花了115亿美元,中国最大的药厂去年的研发费用大概在20亿人民币,不到3亿美元左右。

从2008到2015年,中国新药重大创新专项投入128亿人民币,与此相对应,2017年中国的房地产投资规模109799亿,我们还在把大量的金融资源配置给传统企业,所以我们必须要真正识别出新经济究竟有哪些融资需求在现有金融体系来没有得到满足,然后相应的进行金融制度的调整,进行制度的创新。

比如这张图,大家都经常看到的,我们企业成长的不同阶段都有不同的融资方式,创业,经过大浪淘沙,找到一定的商业模式,然后经过第一轮融资,开始逐步成熟、盈利,达到上市的门槛再上市。

但对新经济来说,跟这个融资的需求有很多的不同,这是一个典型的工业化、城镇化为主导的增长阶段的融资方式。比如说医药行业,一个新药企业,真正的最需要钱的,资本开支的60%到80%在药品研发阶段,一期二期三期临床,这个时候它没有盈利,没有现金流收入,连业务记录可能都没有。

最需要钱的时候拿不到钱,所以你必须要调整这种原来习以为常的金融制度,把金融资源引入到新经济的企业里面去,比如说我们可不可以把这个曲线往左移,移到新经济的领域最需要钱的环节。

香港交易所今年推出来的上市制度改革,从生物医药企业着手,就是做了一个尝试,所以这张图我想说的就是,经济在转型,需要金融资源引入到新经济的领域,金融体系的制度创新必须跟进。

对银行也是这样,我们的很多制度习以为常,但你仔细思考它背后的逻辑,实际上是倾斜业务经济,比如说现在几乎每家银行的贷款规定要抵押、担保,大家仔细想一想,有哪些企业是能拿得出那么多的资产来抵押,所以如果不对习以为常的运作机制做调整,金融资源很难进入到这些真正需要金融支持的企业和行业的话,转型的难度显然会有明显的加大。

一个比较明显的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曲线,我们画了两条线,黑色的是市值的提升,红色的是实体产业的发展,企业在产业的发展受产品、技术、行业等方面的限制,一个行业一个技术慢慢会增长曲线,会越来越平缓,最后走向衰弱。

所以那些持续成功的企业是能够利用好资本市场的金融体系,在前一轮增长走向衰退之前就开始布局下一轮的增长机制,所以等前一轮的增长乏力或者增长减弱,它的速度减慢的时候,新一轮的增长动力已经接力跟上后一轮的增长,站在前一轮增长积累的资源和基础上,可以上得更高。

所以资本市场的渗入是怎么把实体企业和金融业进行互动呢?就是一开始资本市场的市值增长非常平缓,随着企业的成长逻辑和经营的阅历不断得到验证,市值增长曲线就开始变得陡峭了。所以我们要推动新经济的发展,风险创投这些行业我们要更加深入地去研究实体经济在转型时期的融资的独特需求。

在这个背景下,我们可以看,在今年的4月30号,香港交易所经过两轮的咨询,推出了25年来幅度最大的上市制度改革。如果说上一轮的上市制度改革吸引了国内企业来上市,但是试图创新的方式把国际金融资源引入到中国的快速增长经济,满足它的资本需求,那这一次的上市制度改革,针对的是中国正在转型中的经济,特别是新经济,科技创新的企业。吸引新经济、服务新经济,在市场广泛反馈,征求意见的基础上,聚焦三个方面:

第一、生物科技,这是全球最活跃的领域,也是资本最大的领域,这个领域着手可以应对老龄化,随着人民对生活品质更高的诉求,目前生物科技的主要指标,实际上在更大程度上是参与了国际的新经济融资制度的竞争,美国纳斯达克作这方面原来几乎具有支配地位,所以香港交易所的参与实际上是代表亚洲参与了国际金融规则的竞争。

对此专门有一条,为什么这个时候没有盈利,没有收入,没有业务记录还可以上市呢?第一,因为生物医药企业有非常严格的政府和第三方机构的监管,美国的MBA、中国的CFBA,中国这些年的生物医药监管体制的改革,这几年取得了巨大的进展,已经基本建立了国际领先的监管方向,所以这个指标、评价进展对资本市场是有价值的,同时我们特别重视风险投资的重要意义。

刚才我们看到前面的讲者,像李彤总裁和哈佛大学的教授都讲了,说前十大有七个有多少是风险创投进入的。在香港证券交易所的上市交易里面,要想用新的规则上市,必须有一个专业的资深的创投机构,而且要达到一定的比例,这个都是有约束的。

第二、不同投票权,有叫同股不同权,这个制度改革是想解决什么问题呢,就是原来在公司治理里面,公司的控股权的分布,就是看你出了多少钱。但是新经济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资本论,人力资本、专利、管理的经验,同样对公司的价值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如果我们不承认这一点,很可能面临这样一个悖论。

在座各位估计都碰到过,比如公司快速发展需要这么多钱,要引入新的资本进来,为了保持自己的控制权,尽量把这个转让的股份少一点,价格拉高一点,所以你不得不用非常高的价格去投比较少的股份,其实你就是为了和它共同成长,分享成长的结果。

但如果没有不同投票权,这个矛盾很难解决,如果有了,对于这些创始人,他就可以以比较合理的理性的价格转让股份,让各位风险创投机构进入到公司里,一起来推动它的发展。

第三、第二上市,我们很多中国公司在欧美上市,这些公司通常需要进行全球化的拓展,需要在中国上市,所以以比较便捷、高效率的方式,在其它国家上市的新经济企业,能够轻松地再实现第二上市,这个是香港的上市制度改革第三个重要的内容。

所以这三点推动下来,因为是在市场反复征求意见,包括很多风险创投企业和新经济企业本身征求意见的时候,市场的反响非常地热烈。按照一般的时间流程,估计到四季度会迎来一批新经济上市的快速增长时期,所以这些国际资产管理机构的基金经理在七八月份休假的时候,我们不得不查看他的邮件。

从目前的进展来看,前面通过了两次的咨询,使得上市制度改革的门槛更加清晰和聚焦,就这三个方面。4月30号正式定稿,接受按照新的规则,更便捷的门槛上市的申请,按照目前的进度,预计应该有按照新的上市门槛、上市准则上市的新公司,9、10月份预计会迎来快速的增长时期。

从这个改革我们可以看到,我经常说,怎么样看待香港交易所和中国交易所之间的关系,沪港通、深港通,证券通启动之后,它还是习总书记在香港宣布的,香港市场实际上和中国上海和深圳交易所连成了一个共同体,只不过它是中国的一个国际市场,它的独特性就是机构投资者占主导,而且是国际机构投资者占主导,国际化交易体系的法律架构,所以在这个市场去参与国际规则的竞争,有条件,也对国内相对来说影响比较小,当这些规则试行有成效、积累了经验,觉得对国内影响冲击不太大的时候,再到国内来进行运用,那就是一个成本比较小、风险比较小的路径了。

所以总而言之,我想说的是,实际上香港交易所的定位来说,作为中国的国际交易所,作为一个国际的聚焦中国的交易所,是以竞争为主,参与国际规则竞争,在国内层面,更多的是以合作为主,比如我们现在推出的几个改革,在目前国内的投资者群体,法律法规体系下,要想实施的话,可能跟香港比起来,可能难度会更高。

所以深圳香港先试试,来满足这一部分新经济公司的融资需要,把这些新经济公司、产业培育好,这些企业做大做强之后,它将成为更加优秀的企业,在中国的内地上市,会给自己带动经济的增长促进更加可持续的推动转型的进程。

最后也欢迎这么多风险创投界的优秀机构,把自己投资的这些优秀的新经济公司充分地利用好上市制度改革,特别是对新经济上市门槛调低的机会,把更多更优秀的企业推到这个市场,用好这个上市制度改革,来带动我们中国风险创投行业的进一步发展壮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