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果仙唱段 记忆中的丁果仙老师

多少年来,每当我在事业上遇到挫折或者取得些成绩的时候,我总要想起我的母校,想起我们的老校长 ——丁果仙。她那慈祥的笑容、亲切的教导永远鼓励着我,鼓励着我去战胜困难,去争取新的成功。

我第一次见到戏曲大师丁果仙,是在1959年我考入山西省戏曲学校以后。那一年夏秋季节,省文化局艺术处,因人手不够,向省戏校抽借服务人员,那时我虽然年龄小,但个子长得高,手脚也利落,就被抽调到大会做服务工作,大会分配我的任务是布置会场,其实就是搬椅子,给领导倒倒茶水,有时也给演出团体送送观摩券。

我们住在太原五中学生宿舍楼,那时学校正放假,楼里空空的。有一天中午,大会办公室通知我下午到山西省人民银行二楼礼堂开会,要我负责给主席台的领导倒水。

那天中午我就没敢睡午觉,唯恐误了开会的时间,早早就出发步行到省人民银行,那时候还没有一个参加会的人到来。我一个人走来走去,台上台下看了个够。礼堂虽然不大,但非常精致,打扫得很干净,台上的只有一张桌子和两把椅子,台口横标写者引人注目的一行大字,“丁果仙报告会”。

这时我才知道是丁果仙要来讲话,不由得自己开始紧张起来。我虽然没有见过丁果仙本人,但在农村老家早已知道丁果仙就是山西有名的“果子红”。

我心里想,今天就要见到丁果仙了。随后参加会的人们也渐渐到场落座,只听得院内一阵汽车响,不一会儿,从楼梯上走来了一伙人,其中有一个人说:“丁果仙同志请到主席台”。这时我才认清了丁果仙。

她是一位接近中年的妇女,身穿白绸绸上衣,蓝裤子,黑色凉皮鞋,满面红光,显得很精神。那时候也不知道是紧张还是过于兴奋,在丁果仙坐下以后,我过去给她倒水,竟然把水溢出了杯子,当我赶忙用手去擦桌子上的水时,她早已站了起来,并说:“没事儿,没事儿”。这时台下一阵轰笑,闹了我个大红脸。

丁果仙开始讲话了,我就躲在下场门的侧幕条旁,谁也不看,闭上了眼睛,慢慢地就睡着了,也不知丁果仙在台上讲了些什么。是雷鸣般的一阵掌声把我惊醒了,我赶快从幕条后站了起来,不知怎的把幕条动了一下,只见丁果仙看了我一眼,也没有表示什么,她继续讲她的话。

我听见她说: "我讲的不一定对,有错的地方请大家指正.因为晚上还有戏就不耽误大家了”。随之站了起来,向我站的方向走来,指着我说:“这娃娃瞌睡得厉害,快回吧!”接着问我“你是哪儿的?”我说:“是省戏校的。

” 她又问“你是学什么的?我说:“是学唱的。”她边走边笑了笑说:“那好!要好好学”。其实那时我回答错了,因为她问的是学什么行当的,可我只回说是学唱戏的。这就是我第一次见到丁果仙校长。没想到这一次短短的相遇,她居然记住了我这个来自农村的学生。

第二次见到丁果仙校长在1961年的冬季,我们学校已从省委党校搬回到文源巷南楼。我记得是第一次带乐排练《捉放曹》,因为丁校长要亲自指导我们排练,那天下午大家都早早地来到南楼二层排练教室,等候着她的到来。不一会儿她来了,一进教室的门就说:“大家好!

”我们赶紧站了起来,说:“丁校长好”。”她说:“今天是第一次带乐,不可能一次拉下来,文武场要耐心一些”。随后看了一下乐队的同学们,她认出了我,问:“你不是说你是学唱戏的,怎么又坐到文场了?”我喃喃地说:“我唱的还可以,就是武功课.

...”她接着说:“因为武功不好就改了行。”我点点头,她继续说:“那也好,懂点唱搞伴奏更能贴近唱腔。”说完她就转过头去,开始排练了。

当时我们住的南楼虽然早已交工,但非常简陋,门窗没有油漆,窗户上糊的是报纸,房子中间生了一个大铁炉取暖用,可我们谁也看不好它,不是冒烟,就是灭火,冻得我们不时地搓手、跺脚。丁校长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给我们排戏的。她还不时地脱去黑呢子大衣“等架子”示范,她一招一式十分认真, 甚至有时是满头大汗,直到排练结束后才穿上大衣。

说是带乐排练,但大部分分时间是乐队的人在那里干坐着,我们只是静静地地听着、看着,就像是看精彩的演出似的。《捉放曹》是一出有须生、老生、花脸的折子戏,由于人物地位的不同,性格各异,各自的表演也不一样。

丁校长,就这样一一做着示范,如老生上场,颤颤巍巍的那几步台步,走得非常有功夫,看上去真像一位乡村老夫,特别是为花脸“等架子”非常舒展,这也是我从来没有想到的,以前只知道她演须生演的好,但不知道她对花脸的动作也这么有研究。尤其是在给须生说陈宫的戏时更为精彩,她那道白、发音坚实洪亮,气息饱满耐久,唱腔喷口深厚舒展,显示出丁派艺术的高难技艺和特有魅力。

课间休息时她给我们讲起了与马连良的一段故事。有一次她到北京见到了马连良,与马连良谈起要向他学习《四进士》时,马连良就要求她把《串龙珠》教给他,这样两人就达成了协议。从此, 晋剧就有了《四进士》,京剧也有了《串龙珠》。

说到此,丁校长非常激动,她说:“京剧的表演就是好”。丁校长对于晋剧的发展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这和她擅于学习、博采众长有直接的关系。后来每到带乐排练课,我们总是早早地等候着、盼望着丁校长的到来。

又一次见到丁果仙校长是在我们学校搬到奶生堂以后,也是冬天的一个下午,我们在宿舍院内集中开会。苗雨稚校长正在讲话时,洛林校长和栾世彪校长同丁校长一起向我们走来,洛林校长说:“请丁校长给同学们讲几句话吧!”我们都兴奋地鼓起掌来,只听见丁校长说:“我没什么好讲的,这么冷的天,快解散让娃娃们暖和暖和吧”。听了这话,我不仅不觉得冷而且感到一种母亲般的温暖。

后来,队伍虽然解散了,但我们谁也没走,只看着他们几位校长在院里说话。丁校长坐车走了,我们还远远地站在那里看着,一直到汽车开出了校门。

再一次见到丁校长是在慰问演出中。戏曲剧院基建工程结束后,要组织人员下去慰问演出,从各单位抽调了一批人,组成了“丙团”。我就是从戏校抽来参加“丙团”慰问演出的。我记得在我们去太原石渣厂慰问演出后,厂里要求看一场丁果仙的戏,所以让我们再呆一天。第二天傍晚,丁校长真的来了。

我见到她问:“你是从太谷赶回来的吧?够累的吧?”她回答说:“工人师傅对咱剧院的基建工程出力不少,咱们不能辜负工人师傅对咱们的企盼。”停了一下接着又说:“我们搞文艺工作的,就应该更多地为人民服务,多编好戏,多演好戏”。说完后她就准备化妆去了。她的这些话总是激励着我,不论是从艺还是做人,都应象她那样去做。

那天晚上要演的戏是《打金枝》,由于来的人手不够,有一位老师让我上一个龙套,他告诉我上场哪儿是弯门,哪儿是站门,哪儿是二龙出水,我正在担心记不住,怕出错时,刘柱老师走了过来,说是岳志宝老师病了,要我给他弹三弦去。

这样就算推掉了跑龙套的.事。我记得那天晚上是刘柱老师的胡呼,王松林老师的四弦,杜步新老师的二弦。演的这出《打金枝》,我们以前在学校排过,唱腔、曲牌也熟,所以那天晚上我弹得特别认真,也很卖劲。在演到后半场时,只听见丁校长对杜步新老师说:“这娃娃三弦弹得还可以”。

因为得到了我最尊敬的丁校长的夸奖,我心里特别高兴。虽然演出结束后,当晚丁校长和剧院的老师们就回到城里去了,我们第二天又到别的慰问点去演出了,但在整个慰问演出中,我的情绪一直很高,总想做得更好些。

丁校长特爱孩子,特别是对男孩子更是喜欢。记得有一年春天的一个星期天,早晨九点多钟我们刚吃过早饭,突然她来到学校,找到我和郭振齐、杨效璋说:“星期天没有事,我领你们出去转一转。”就这样在她的带领下出了校门,沿着府东街一直向东走去,走了不远,她说:“这就是我的家,进来坐一会吧。

” 我们三个人十分好奇地跟着丁校长走进了一所四合院,虽然这院子比马路要低很多,但下水道修的好,院子里很干净,也很整洁。她住的是三间正房, 一进门就喊:“老任,来客人啦!

”迎面走来一位中年男人,她介绍说:“这是我的学生”,指了指我们三个人。又指了一下那个男人说:“这是我爱人,写剧本的,就叫他任老师吧。”我们恭恭敬敬地叫“任老师!”任老师把我们让到东屋卧室内,给我们每个人倒了杯水后,他就到西屋去了。.

这时丁校长特别兴奋,先是给我们拿出了糖盒和饼干筒,我们三个都没有动,她索性抓了一把,每人手里塞了几块,说:“大家都吃”,她首先吃了一块,这样,我们三个人都吃了起来。后来她又拿出了她的影集让我们看,指着一张张的剧照,向我们介绍了她在各地演出的情况。

在介绍到与中央首长的合影时,她的情绪非常激动,看样子好像她年轻了许多。在这种气氛的感染下渐渐地我们也不再拘束了,也敢走动起来,看看这,问问那的。尤其是在客厅里看到了丁校长画的兰草,上面签着她的名字,还盖着鲜红的印章,我从心里佩服丁校长真是多才多艺呀!

这时她对我们说:“搞艺术什么都应该学,越选得东西多越好”。接着她又说:“我与他们说了(指校领导),要让你们写仿,下星期就去领毛笔和仿本,一定要好好写,等你们长大了一定比我强。

”说完后她就去到西屋,拿出了她的宝剑、绳帚子和大厚底靴子让我们看,说着说着就在客厅里面对着大镜子舞动起来,还说:“在家里也得勤练,不知什么时候就在戏里用上”谈话结束时,她说:“丁校长我没有什么好给你们的,每人给一张我的照片,就算作纪念吧。

”我们每人手里拿着她给的照片,心里热呼呼的,这时任老师也出来送我们,我们与任老师说了再见后,就向门外走。丁校长一直把我们送出大门口,她说:“以后有时间再来啊!”就站在马路边看着我们走,我们走着走着不时地回过头来看看她,她还是站在那里,看着我们,等我们走得很远很远她才回去,好像她在想着什么。

1962年的秋季,我们学校接到省文化局的通知,要我们在丁果仙舞台生活四十周年纪念大会上与丁校长同台演出《捉放曹》,我们真高兴极了。那天吃了午饭谁也没有午休,各自都在做着准备,校领导对这次演出非常重视,早早就让我们去山大剧院等候演出了。

下午两点来钟,丁校长也来到山大剧院,我们见到她就说:“丁校长,我们与您同台演出非常紧张。”她说:“不要紧张嘛!我还不紧张,你们紧张什么!把彩排时的水平拿出来就行了。”她向我们笑了笑,大步走向化妆室去了。

演出开始前,首先是省里的领导为纪念活动讲了话,接下来第一个戏就是我们演出的《捉放曹》。开戏后,我们虽然有些紧张,但每个人都很认真,也卖力气,不时地也能听到台下的掌声。

我们演完后,舞台总监不让我们下台看戏,说是台下连站的地方也没有,就让我们在后台等着谢幕。丁校长的演出开始了,她还没有上场,只是在上场门上一声叫板,台下就掌声雷鸣,演出非常成功,我们也只能在后台听那些掌声和喝彩声了。演出结束后我们回到学校,教务处的夏花园主任和秦成主任称赞我们成功的演出,看得出来,两位老主任那天都特别高兴。

1965年我们毕业前,我们没有见到丁校长,听说是她到农村搞“四清”去了。我们毕业后,各自都到新的工作单位去了,我被分配到山西省农村文化工作队工作,长年下乡演出、辅导,就更见不到丁校长。

多少年过去了,和每一次想到丁校长,多少往事情景历历在目,她的声音总在我们耳边回响:“娃娃们,晋剧的未来是靠你们了,晋剧要发展,唱腔,道白要改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