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帅后人重走长征路 《亮剑》李云龙是陈赓部下
此次引起媒体注意的开国元勋子女重走长征路,行程是这样的:7月19日,他们从北京出发,在江西瑞金举行起程仪式,沿父辈当年的长征路线,经湘江、遵义、娄山关、金沙江、大渡河,再过雪山、草地、腊子口,到达甘肃会宁三大红军主力会师之地,进入陕甘宁边区,以延安的宝塔山为终点。跨越福建、江西、广东、湖南、贵州、云南、四川、甘肃、宁夏、陕西等11个省份,行程8000余公里,历时37天。 此次活动由罗荣桓元帅之子罗东进发起。首程参与活动的部分成员名单为:刘铮(朱德女婿),彭钢(彭德怀侄女),张元生(徐向前女婿),粟茂生(粟裕之子),罗东进(罗荣桓之子),刘太行(刘伯承之子),董良羽(董必武之子),秦铁(秦邦宪之子),张光东(张云逸之子),陈知建(陈赓之子),黄梅(黄克诚之女),周秉德(周恩来侄女),罗箭(罗瑞卿之子),左大北(左权之女),贺晓明(贺龙之女)等。罗瑞卿:遵义会议中保卫毛泽东
“开国元勋子女重走长征路”的队伍走到云南昆明,68岁的罗箭加入进来了。在红军长征离开云南之前,他的父亲罗瑞卿是红军一军团保卫局长。
从第四次反围剿一直到长征,养伤中的罗瑞卿担任了3年多的一军团保卫局局长,当时的主要任务是锄奸、保卫。
罗瑞卿每次行军都跟着首长,只要大队人马一出发,他就照例出现在军团首长的身边,只在吃饭和睡觉时才回到保卫局。那时,军团长是林彪,政委是聂荣臻,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周恩来等经常随红一军团行动。对他们的保卫虽然由中央保卫局负责,但罗瑞卿仍把保障他们的安全当成自己最重要的政治任务,务求不出一点问题。后来罗瑞卿跟毛泽东外出,经常寸步不离左右,就是那时养成的警卫习惯。
这期间,罗瑞卿做的最重要的一件工作是担负遵义会议的外围警戒任务,保证了遵义会议的顺利召开。会议召开时,罗瑞卿也会和保卫局的战友议论,大家都觉得红军要有一个变化。等毛泽东亲自去保卫局传达会议内容时,大家都很高兴,说红军有救了。
遵义会议后,中央军委为保证红军顺利通过大渡河继续北进,组成了以刘伯承为司令员、聂荣臻为政委、罗瑞卿为参谋长的红军先遣支队。
罗瑞卿因为生病,没有去先遣支队报到。病好之后,罗瑞卿回到先遣支队担任参谋长,参加指挥了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的战斗。
4月下旬,红军先遣支队突袭安顺场、强渡大渡河,一举攻占了对岸渡口。虽然打开了通道,但部队却只有一只木船缓缓过河,而身后敌兵将至,大家都心急如焚。
罗瑞卿随同刘伯承、聂荣臻从安顺场渡河后,率部在河东沿途击溃敌四川刘文辉部队的阻击,直逼泸定城。而王开湘率领的左路前卫部队则冲破敌人的火力封锁,奔袭泸定城。
当右路军在夜色中逼近泸定城下时,已先一步攻占泸定城的王开湘所率的左路军便以为是敌人反攻,而向城下开火,城下的右路军则准备攻城。
两军对垒,情况十分危急。罗瑞卿接近城下时,屏息静听,城上说话的竟是地道的江西老表方言,再一听谈话的内容,才知道城楼上原来是红军。大家相见后激动地紧紧拥抱。
一直到毛儿盖,先遣支队解散,罗瑞卿又回到了保卫局,直到延安。
陈赓:土城战役显神威
在本次重走长征路途中,电视剧《亮剑》,屡屡成为这些“长征后代”们的热门话题。尤其是开国大将陈赓之子、前重庆警备区副司令员陈知建少将。
陈知建对《亮剑》有兴趣是很自然的事,《亮剑》主角李云龙出场时是一个团长,这个团隶属于八路军129师386旅,其旅长便是陈赓。陈知建介绍,李云龙的原型,似乎就取材于其父手下的三个部下。
陈赓领导的386旅以灵活的游击战连挫日寇,日军恼怒之余,在“扫荡”时曾在装甲车外面贴上“专打386旅”的标语。美国驻华武官卡尔逊上校甚至称“386旅为中国最好的旅”。 然而,在之前的长征中,这位黄埔一期的高才生却正处于人生的最低谷。长征开始时,陈赓是军委直属干部团团长。这个干部团的性质相当微妙:虽为军委的近卫部队,但团长却是个“问题人物”—————陈赓一年前在上海被捕,当年在东征期间曾被陈赓救过一命的蒋介石亲自出马劝降,未遂后只得将其释放,但却被怀疑为已叛变而停止党籍,接受审查。
所以,长征初期的一些战役,均与陈赓的干部团关系不大。需要干部团出马时,形势往往万分危急。比如遵义会议后不久爆发的“土城战役”。
1935年1月27日,中央红军主力来到土城镇,而川军郭勋祺旅也尾追进至土城以东地区。红军想打一个漂亮仗,以振奋军心。见青杠坡这一带道路两旁皆是山谷,便准备围歼孤军深入的川军郭勋祺旅。
28日拂晓,彭德怀领导三军团发起总攻,经过连续几个小时苦战,川军不但没有溃退,反而越来越多。原来情报有误———敌军人数是估计人数的4倍,红军危在旦夕。
危急关头,为鼓舞士气,朱德总司令不顾毛泽东等人的阻拦,冲到前沿阵地亲自指挥作战。军委急令干部团发起反冲锋。团长陈赓和政委宋任穷临危受命,率领干部团投入战斗,顶住了敌人的疯狂反扑。毛泽东在白马坳前沿指挥所闻讯后,赞扬说:打得好!打得好!
陈赓可以当军长!
黄克诚:革命的决心不动摇
2006年7月27日,在重走长征路上,56岁的黄梅主动向记者讲起“父亲的马”,这是她听父亲讲的惟一一个长征故事,能够与父亲平静地交谈便是幸福回忆了。
1934年9月底,黄克诚从博古报告和张闻天的文章中,觉察到中央有向外线转移的迹象。他急忙赶到部队医院里去,动员伤病员立即出院,随部队转移。当时红三军团的伤病员约有一万余人,他们对部队马上准备转移一无所知,绝大多数伤病员不想和不能出院,只有少数同志归队了。那些没有跟部队转移走的伤病员,后来全部损失掉了。就这样,红三军团从于都出发,开始了举世闻名的万里长征。
长征途中,红军“捡”到了一个土豪的儿子,只得带着他走南闯北。
起初有位炊事员用箩筐挑着他,后来走长征过雪山,在最艰难的时候,他和黄克诚一道,拉着黄克诚那匹马的尾巴一步一喘地攀过山来。黄克诚说:“我们爬的第一座雪山是夹金山,这座山看上去不算高,海拔不过三千多米,但爬起来却感到非常吃力,每移动一步,都相当困难。”
“我们那位老饲养员不简单哪,在那么恶劣的条件下养活了那匹马,要不是那匹马,我们就都埋在那了。”
土豪的儿子走过长征成了战士,在解放战争中战死沙场,死时才20岁出头,已经是骁勇善战的团长了。轻易不流露感情的黄克诚极为悲恸,由于南方口音“黄、王”不分,有些人还以为这个姓王的年轻团长是黄克诚的儿子呢。
长征不仅仅是父亲的长征,不仅仅是领袖们的长征,也是老马夫们的长征,还是黄克诚那匹战马的长征,是许许多多倒在这条路上的牺牲者的长征。
长征出发时,黄克诚是红三军团第四师的政委。他们师是先头部队,先后有两位师长阵亡,一位师长负重伤,他也几次遇险幸免于难。
黄克诚在长征出发时是师政委,因多次直言,等到陕北时,已什么职务都没有了,他的马也早没了。
但不论黄克诚的个人际遇如何,都没动摇他跟着队伍革命到底的决心。他深信这支队伍的宗旨是为中国、为中国的劳苦大众谋幸福的。也许,这就是长征人拖不垮、打不烂的原因吧。
张云逸:将军也能当财神
60岁的张光东在“重走长征路”的队伍中是话最少的一个,他的标志性动作是背着手,微笑地看着眼前的一切。
但是,当他谈起父亲———大将张云逸时,却是滔滔不绝,不知疲倦。从晚上8点到11点,他的谈兴似乎越来越浓……
百色起义后,张云逸将军任红七军军长,与士兵同薪饷、同衣食、同甘苦、同祸福、布衣素食、怡然自得。
父亲虽然也和张光东谈过长征,但总是两三句话就带过。他零零散散地给张光东讲过一些看来鸡毛蒜皮的小故事,却让张光东印象深刻。
“父亲是自己走过草地的,因为发烧,他也差一点倒下。部队路过云南时,有人送给他一指宽的一小片腊肉,他说那是长征路上吃到的最好吃的东西,那块腊肉真香啊!当时红军各方面都匮乏,一块腊肉让父亲感慨了几十年。
”
而张云逸1930年率领红七军撤离广西奔赴苏区时,上至军长下至士兵,每人发给20块大洋,这在当时是非常高的收入。大家都奇怪:“红七军怎么那么有钱?”而张云逸作为这支军队的统帅,仿佛一个“财神将军”。
原来,张云逸在百色起义创建红七军的时候,还兼任“右江督办”,提出了“保护工商业、扩大税收”的政策,税收财源长流不断,而打土豪得来的钱却是一次性的。但到达苏区之后,张云逸的能力并没有继续充分发挥。
当时,毛泽东被认为是右倾保守逃跑退却路线,由朱德、毛泽东任命的红七军军长李明瑞成了打击对象(张云逸当时是红七军参谋长),李明瑞被“定罪”成AB团首脑。
张云逸也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并被调离了指挥岗位。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张云逸被编入八军团。强渡乌江的战斗中,张云逸亲率工兵部队架设浮桥,保障红一军团主攻部队和中央军委直属纵队渡过乌江,占领遵义。
回忆长征,渡过乌江的战斗历史,张云逸说:“什么是大事?部队过乌江时,毛主席指示去架桥,架桥便是大事。我这一生,有两件事值得骄傲:一是率领红七军进行‘小长征’,二是随毛主席参加‘大长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