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布雷语录 评《陈布雷回忆录》:不得不死的陈布雷
《陈布雷回忆录》 陈布雷著 东方出版社 2009年9月第一版
图片来源:东方早报
2009年9月,《陈布雷回忆录》在大陆出版,此距陈布雷之死已整整六十一年过去。这次东方版的《陈布雷回忆录》较之1949年上海二十世纪出版社的影印手稿、上世纪六十年代香港的翻印版、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根据影印手稿重新校雠排印的版本,在附录内容上有更多的扩展与充实,对于大陆读者来说,可谓是一个翔实丰富的新颖版本,尤其在某些关键处,适以“按语”而延伸阅读,从中亦可见编者之用心良苦。
从政不是他的始愿
虽然半个多世纪过去了,陈布雷其人与事,仍不能简单地从其作为蒋介石的高级幕僚这一特殊经历来加以认知或解读,从他的回忆录以及诸多友人的怀念文字中可以知道,他本人由新闻记者而从政,“可以说不是他的始愿”,“志在言论报国而不是完全投入政治”(程沧波语)是他的志趣所在,陈氏后来确实是被征召才离开了当时中国的言论界。
上世纪二十年代中叶,中国的内战混乱已极,知识分子对时局的看法和呼声,已成为“时代的指针”。就言论界而言,后来有“南陈北张”之称,“南陈”即上海商报主笔的陈布雷,“北张”乃天津大公报的张季鸾。一般认为,陈布雷“以敢言与文笔犀利著称”,虽然商报只是商界人士创办的一份报纸,论实力、背景,既不能与国民党的报纸《民国日报》相比,也无法与当年的进步党或改良派主办的报纸《时事新报》一时竞逐,“但是商报便凭着布雷先生的一枝笔,在上海舆论界横扫千军,独树一帜,使当时上海的有识之士,除了披阅各报之外,非翻开商报,看看今天‘畏垒’做的什么文章……”“畏垒”、“布雷”是陈布雷的常用笔名,其本名训恩,字彦及,“知道的人反而少了”。
当然,陈布雷以报人而从政,除被征召这一特定因素,与他本人的政治态度也有一定关系。我一直有个看法,文人从政即所谓“思出其位”,其中既有个人理念信仰追求、现实环境嬗变、实际能力等因素,同时亦取决于政府的态度。
也就是说,并非每一个想从政的人都可以从政的,尽管机缘与动机各不相同。陈布雷对北伐及中国革命一直有自己的认知,他的秘书蒋君章就认为“先生对革命,私淑甚早,他在革命运动中,没有实际参加,惟对革命运动,则赞助甚力”(台湾《传记文学》第28卷第4期,第9页)。
所谓“赞助甚力”,无论从政前或其后,无非是以自己的特殊才能“代大匠斲”,虽属不易,却亦殚精竭虑,死而后已。陶希圣说过这样一个细节:1934年前后,陈布雷还在浙江省教育厅长任上,“蒋委员长要发表文告,一个电话或电报,布雷先生就拎着一个小包,带着他自个用的文房四宝到南京来了,写好了文章,他就悄然回杭州……”
实际上,从陈布雷与蒋介石的关系,或可透视蒋介石对待学术界及报界人士的基本态度。以陶希圣的个人看法:蒋介石对教授学者是一种态度,对文官与武官是一种态度,对从政的报人又是另一种态度,对后者可说是“礼遇有加”,如对陈布雷、程沧波、胡健中、潘公展、黄少谷等人。
1927年初,陈布雷和商报同仁潘公展与蒋在南昌初晤,蒋即“坚劝余及公展入党”,并对所提出的问题,“蒋公一一解答之”。这年2月,陈布雷与潘公展二人即加入了国民党。
从此,陈布雷之于蒋介石,如影随形,至抗战前夕,已是侍其左右。不过,这也是他自己的选择。1928年,蒋曾问陈:“君自择之,愿任何种职务?”甚至属意总部秘书长一职。陈氏则答:“余之初愿在以新闻事业为终身职业,若不可得,愿为公之私人秘书,位不必高,禄不必厚……”
报人的本色,即有开阔的视野、客观的思考和独立的批判精神。进入权力中枢之后,往往体现在忠于职守,则又忠而不愚,保持冷静的头脑,并非为做官而去,这一点在陈布雷身上尤为突出,一般人很难做到,或许也是他后来仰药自殉的一个重要原因。
有人曾问陈布雷在蒋介石身边的作用和贡献,他淡然表示“有时速度太快,路基不平,就难免没有危险。我的作用,就等于‘刹车’,必要时可使速度稍减,保持平稳”。这种“看似消极其实积极”的说法,实则是一种对国家和民生负责的心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