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千帆艺考 张千帆:为“异地高考”鼓与呼

颁奖词:异地高考改革的启动,离不开非京籍家长和学者持久的鼓与呼。数次联合学者“上书”的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张千帆,便是最积极的参与者之一。正是学者的积极参与,让一次次普通的维权和上访汇聚成了一起民意和舆论推动公共政策改变的宪法事件。2012年8月30日,国务院转发教育部等四部委《关于做好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后在当地参加升学考试工作的意见》,“异地高考”改革正式启动。随迁子女在流入地参加高考问题应属国家责任得以明确化。

藩篱松动的背后,是一群非京籍家长和学者旷日持久的鼓与呼。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张千帆即是其中最为积极的参与者,从2010年开始,他便致力于将公民的教育平等诉求纳入宪法框架,以专业和理性的态度,实践了学人在社会矛盾和利益冲突中应有的恪守与关切。

在参与推动解决异地高考问题之前,张千帆已经开始着手教育资源分配体系的研究。2009年,他完成了高考招生中的地域歧视课题。2010年,一群非京籍家长呼吁取消高考限制的行动引起了张千帆的注意。恰逢一档电视节目邀请他做嘉宾评论异地高考问题,在那场电视辩论中,他的支持言论获得了非京籍家长的信任,而张千帆也意识到,与招生歧视相比,考试歧视是人口流动规模化背景下,影响更为深远的教育不公。

也就是从那时开始,他便与非京籍家长一道商讨行动方案,并且数度联名几十位学者上书国务院,敦促教育部门承担教育资源均等化的职责。 2011年10月,张千帆首次联名15名学者向总理上书,提请国务院审查并修改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工作规定》,呼吁取消有关“学生在户籍所在地报名参加高考和招生”的规定。

几天之后,部分非京籍家长起草的《随迁子女输入地高考方案》公布,建议“取消高考户籍限制”。

“学者上书”与“民间方案”形成呼应,直指高考与户籍制度变革。教育部却以“正在调研,尚无时间表”回应,这让张千帆和非京籍家长们颇感失望。“与官方的互动就像一个打牌的过程,我们只能试探对方的态度和可能采取的措施。

”张千帆说,在整个过程中,双方原本可以有更好的沟通。 面对官方的迟缓,张千帆和非京籍家长并没有放弃。持续的发声和上访之后,他们终于等到了教育部高层的明确表态。2012年的全国“两会”上,教育部长袁贵仁表示,方案会在10个月内出台。

不过,这一消息并没有让他们盲目乐观,张千帆决定再以上书的方式积极施压。5月23日,他又联合15位学者向国务院、教育部提请取消高考户籍限制,推进教育与社会公平改革。

“我们其实非常担心教育部会出台一个缺乏刚性或者无法执行的政策,所以就继续施压,为他们提供民间版本,希望政府最终的方案能够有效回应民间的诉求。”张千帆说,这一次要首先“出牌”。

最终,教育部依照承诺出台方案。这份意见让张千帆既感欣慰,又不出所料。虽然设定了时间表,但过于笼统的规定无疑是将担子更多卸给了地方政府。随后,江西、福建、安徽、黑龙江、湖南、湖北等地纷纷响应,即时出台方案或承诺年内制定,而涉及面最大的北上广却一直没有明确的信号。

于是,敦促地方政府积极改革就成了张千帆的新目标。10月初,他联名30位专家第三次上书,向国务院、教育部及北京、上海、广州三地的教育部门领导递交了《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在就读地参加升学考试的建议方案》,对随迁子女的认定条件、父母条件、政策落实时间等方面提出建议。

“各地可以变通,但不能超出底线,如果以高收入为条件,只会将更多的人拒之门外,这就变成了一个‘拼爹’游戏。

”张千帆说。紧盯地方政府,将是他下一步的努力方向。 两年行动、三次上书。在张千帆看来,学者的助推和支持,给了非京籍公民信心和希望,更重要的是,让他们懂得自己的行动是受宪法支持,具备道德和法律上的正当性。

是学者的积极参与,让一起普通的维权和上访变成了宪法事件。而对于一个宪政学人来说,推行宪法实用化是社会转型阶段责无旁贷的角色属性。以张千帆为首的学者群体,以他们的理性态度和话语优势调和各方,使这场公民争取教育公平行动形成了长期、持续、温和、明确的诉求模式,成为民意和舆论推动公共政策改变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