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张千帆 北大教授张千帆:为高考平权鼓与呼

与习惯通过媒体、网络发声,推动社会改革的学者不同,张千帆常常是将理论转化为实践,知行合一,身体力行。

2012年10月8日,张千帆与其他30名专家学者联名上书,向国务院及北京、上海、广州三地教育部门递交《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在就读地参加升学考试的建议方案》(下称“方案”)。在张千帆的协调下,方案由一名家长代表和一名学者代表共同提交教育部。

方案中的随迁子女认定标准是,一般省市至高中毕业有三年连续就学记录,京沪等特殊省市至高中毕业有四年连续就学记录。为保证考生确是随迁子女而非高考移民,方案中明确了对考生父母的资格认定应与考生就学年限基本接轨,并以工作证明和居住证明为准。

这个简单的认定标准,不涉及任何经济指标。“随迁子女只是被动跟随父母来到一个城市生活,纳税多少、是否有房有车,他们根本无力决定。”张千帆解释说,“所以不应该在随迁子女中划分三六九等,尤其不应该根据家庭条件认定。”

事实上,任何认定标准都会起到分化作用。因为每个家庭条件各不相同,又都希望被标准囊括进去。在京沪等地教育、公共资源稀缺的情况下,有些家庭甚至希望将别人排除在标准之外。张千帆并不否认非京籍考生间的这种内在竞争,这也使他感慨这个群体联合起来的不易,“他们在为自己争取利益的同时,也在推动社会公平。这并不矛盾。”

与此同时,由于择校现象的出现,被异地高考触痛的既得利益群体——北、上、广等本地人从基础教育阶段开始,在对教育资源的占有方面就已呈现出严重的不公平。2011年8月,21世纪教育研究院发布的《北京小升初项目总报告》指出,在集中了最多优质教育资源的北京东城、西城、海淀三个区,推优、特长、占坑、共建等各种形式的择校比例已经超过电脑派位和就近入学。

然而,在择校中处于弱势的京籍家庭恰恰是最排斥异地高考的人群。“也就是说,那些坚持要歧视的人,他们本身就是受歧视者。”张千帆觉得这个现象值得玩味,同时也很可悲。

打破沙锅问到底

为此,张千帆提出过一个高考方案: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原则上进行统一考试,以相同的分数标准公平录取各地考生。但对10个边远、欠发达的省或自治区,实行全国平均比例的同等录取,比如,北大在全国的招生录取比例不到万分之五,西藏、新疆等自治区的区内录取比例也为近万分之五。

这个设想不仅可以终结京沪等地的高考特权,落实教育资源贫瘠地区的平等受教育权,还能从源头上解决高考移民问题。“如果山东考生到北京是按照同样的标准考试、录取,为什么还要移民去北京呢?”张千帆说。

这种构想类似于美国的“平权法案”。

20世纪中叶起,为扶持历史上一直受到歧视和压制的黑人等少数族裔,美国在教育、就业、工程承包、医疗等方面给予少数族裔特殊优待。几十年来,“平权法案”对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和生活水平居功至伟,但同时造成了对强势群体的逆向歧视。

对于上述构想实施后,可能在高校招考中造成的逆向歧视,张千帆并不担心,“之所以给他们特殊照顾,是希望国家教育实现均衡化以后能够取消这些照顾。原则上讲,这种照顾是有条件、有期限的,只是一个权宜之计,长久是希望达到一种不需要照顾的状态。”这才是张千帆眼中终极的公平。

与一些法学家侃侃而谈时声情并茂不同,张千帆的表达富于逻辑、遣词质朴、不带情绪。这位曾在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获得生物物理学博士的宪法学者,将自己治学、行事的独特风格归因于理工科背景。“物理学的最大特点就是要打破沙锅问到底,问到不能问了才能满足。解决社会问题的时候,同样不能满足于现象,而是要把造成这些现象的原因挖掘出来。”张千帆说。

张千帆的思索并未止于高校招生歧视,他认为表象背后的深层原因,是教育主管部门对高校的行政垄断。它直接影响了中国高等教育资源的配置和共享,并在客观上造成中、小学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式的应试教育体系。他毫不讳言自己供职的北京大学“是被教育部扶植起来的龙头老大”,在他看来,只有打破行政壁垒、自由办学,才能塑造出真正意义上的“品牌大学”。

张千帆期待的,是教育领域的改革开放和市场化竞争,“以前的种种管制方式在经济领域被打破,但在教育领域还没有。这就导致教育资源极度匮乏,我们永远只能看着北大、清华。”

而异地高考之于教育改革,是一个狭窄却有力的突破口。通过公民倒逼,让现实问题获得政府关注并加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