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刘红波 刘洪波:在赞美与反对之外看山东克隆人
山东科学家成功克隆人类胚胎,这是一个重大科学事件。
我没有说它是重大科技进展,因为我不知道它在科学上是否有着重大的突破意义。我想,从科学上讲,1996年多莉羊的诞生是一个重大进展,在此之后,克隆不过是推广到其它物种而已。至于人类胚胎的克隆,主要大概不是技术上的问题,而是伦理上的踌躇。
争论是一直存在的,在国际社会,至今仍然没有休止。2005年2月,第59届联合国大会批准了《联合国关于人的克隆宣言》,要求各国禁止有违人类尊严的任何形式的克隆人。投票结果是84票赞成、34票反对、37票弃权。这个投票结果,大致可以反映各国政府的谨慎态度。
一个克隆人的出现,会带来怎样的问题呢?这个人应该被看作某个人的从属品,还是一个独立的人,这个人是一个他(她)还是一个它。对这个人的人道待遇、社会待遇和法律待遇怎样确定。问题还有很多,涉及到人这个概念在生物学、社会学、伦理学、法学等意义上的重新定义。
“胚胎会发育成为人”,还是“胚胎是一个人”,这不是字句之争,而是认识之争。认识差异可以导致克隆人类胚胎的不同态度。在自然状态下,胚胎会发育成为人,根据目的论,胚胎存在的理由就是变成为人,那么是否可以说胚胎就应当以人或者“必然成为人”的一种存在物去看待?最严格的或者说最原旨的人类尊严捍卫者大概会倾向于此。
而最为宽和的态度,会认为胚胎不能作为人来看待,认为胚胎不过是胚胎,一个细胞团,无感觉,无神经系统。在两者中间,还有着更多认识上中间状态,产生细致的态度区别。
这就是为什么几乎没有人会坚决反对治疗性克隆人研究,但事实上却产生了对克隆人类胚胎从支持到反对的极端差异的立场。
值得注意的是,克隆人类胚胎的问题,在发达国家一直不仅被作为伦理问题、社会问题,更被作为一个法律问题讨论,而在中国,它几乎没有受到什么困扰。可以说,在很多国家,科学和科学家的行为被置入社会管理之下,而在中国,社会对科学的管理基本是不存在的,政府对科学的管理大概只是项目管理。
这可以解释为什么山东能够领先地成功克隆人类胚胎。一定程度上,这与其说是研究水平的国际领先,不如说是科学的社会管理较为缺乏,因为社会从来没有获知这样的研究计划已在进行。
科学与社会的关系,应该被格外关注。科学不只是一种认识,也是一种现实的力量,它足以改变世界,也足以改变人类自身。科学本身不是价值,价值永远在人的手中。科学应当怎样发展,如果这只是一个科学家来决定的事情,情景将是令人忧虑的,因为我们很难放心地把改变世界的权力交到很少的人手上。科学是一种社会事业,社会对科学的意义绝不应该只是供给经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