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光耀谈中国】李光耀:这辈子只哭过两次
在开始自己的职业生涯之前,28岁的新加坡律师哈利·光耀·李决定将自己的姓名改成“李光耀”。他放弃了出生时祖父出于对英国人的敬仰而取的洋名,并且根据华人的传统,把姓挪到名字之前。虽然那时他还没学会讲汉语。
他将这视为一项有重要象征意义的决定:“它成为我的主张,并且是我当时把自己看成是一个左翼民族主义分子的标志。”
这种矛盾在“新加坡之父”李光耀的一生中随处可见。从小接受英式教育、毕业于剑桥大学的他,是世界上最早提倡“亚洲价值观”的人之一;他为新加坡打造了英国式的议会民主制和法律体系,却严格控制着公民的政治自由;此外,这位“左翼民族主义份子”将华语视为母语,但却要求华人放弃方言。
在新加坡,他独揽大权,拥有无人可以挑战的地位,然而即便他的反对者也不得不承认,他带领下的政府廉洁、高效,将一个资源匮乏的城邦国家建设成了比英国、美国甚至挪威都拥有更高物质水平的国家。
面对批评者“专制独裁、务实、少动情”的指责,他的反应是:“会有人是那么简单,那么单纯的吗?”
这位老者被形容为“面无表情,眼神锐利慑人”。《纽约时报》说他“有着广阔的世界观,明察秋毫、居高临下”;而一位新加坡媒体人则评价他“强悍、充满斗志甚至偏执”。
“有人说我处处干涉人民的个人生活,没错,”在一本出版于2012年的回忆录里,李光耀留下了这样的字句,“假如我不这样做的话,新加坡就不会有今天的成就。”
“我们不具备一个国家该具备的基本要素,我们是多元民族,缺乏共同语言、共同文化、共同命运”,他曾这样对媒体说过。
他的整个政治生涯都在为改善这一点而努力。
李光耀曾在2011年宣布从新加坡内阁顾问的位置上退下来。这年他87岁,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在报道时称,对任何一个到了这把年纪的政治家来说,宣布退休都算得上是对事业的告别了,新加坡媒体也都是按这个路数报道的。不过,《经济学人》才不相信这点。
“一点都不是这么回事”,他们说。毫无疑问,这老头儿会继续一系列活动,坚定不移地告诉大众要求新加坡自己的道路。
“我小时候进入英校念书,准备将来到一所英文大学深造,以便成为一个受过教育的人。我长大了,最后大学也毕业了,终于发觉整套价值观基本上是错误的,”李光耀曾这样概括过自己的教育历程。他相信新加坡倾向个人主义是“危险”的。为此,他派教育部长去美国找到当代儒学学者,将忠孝仁爱、礼义廉耻、修身之德、治国之纲等等编写进中学的英文课程中。
他曾在政治辩论中引述印度尼赫鲁的话来表达自己的感受。“他为母语说得不像英语那样好而哭泣,”他说,“我并不是一个容易动感情的人,我不常哭,不会拉扯自己的头发、也不会扯掉自己的衬衫,但这并不表示我在这方面的感受不那么深。”
事实上,李光耀开始学汉字,是在日据时期。还是中学生的他,因为看不懂街上贴的布告,挨了日军的耳光。
而他真正开口用中文演讲,要等到1955年参加立法议会选举之时。数万华人选民在街头听他硬记下来的一段三分钟讲话。哈利·李自个儿猜想,现场大概没什么人理解他说啥。
从此,他每天一定会花上一到两个小时学中文。这一习惯一直保持到晚年。
“我嘲笑自己总努力地保持勇敢的样子,但这成了习惯,我就让它习惯下去”,在87岁接受外媒采访时,李光耀对媒体说。那时,他还坚持游泳、骑单车、按摩,尽力保持体力充沛,并且让国内外的会议和演讲把日程表排得满满当当。来访者注意到,只要一与人谈到地缘政治,他就活力四射。
有媒体称,李光耀这辈子只哭过两次,一次是在他母亲的去世的时候,另一次是新加坡不得不从马来西亚分裂出去的时候,那回,眼看着自己付出全力的事业付诸东流,这个性格强硬的政治家怆然泪下。
他将那形容为自己一生最苦不堪言的时刻。
然而这却给他带来了创建一个国家的机会。
李光耀对国民的指导可谓细致入微。上世纪80年代初,他曾在国庆群众大会上教育新加坡的男性大学毕业生:“若想自己的下一代有所作为,就不该愚昧地坚持选择教育程度和天资较低的女性为妻”。这让人民行动党在次年的选举中得票率下降12%。
他知道自己被人讽刺为无知,但更忧心于收到的新加坡人口普查分析:该国那一代学历最优秀的女性很少结婚,而当时对不同年龄层学生成绩的统计显示,父母是否受过高等教育是孩子学业是否优异的关键。
5年之后,他又在群众大会上劝人结婚:“我们对配偶长相的要求应该实际。你只要看一看自己的兄弟,自己的表亲,一般人的长相也不外如是。”
他用严刑峻法来教导新加坡人民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尽管颇受争议,他对自己的这一角色并不感到厌倦。“新加坡正逐渐成为一个更优雅的社会。如果说它是个‘保姆国家’,我会以身为保姆为荣。”
上世纪90年代,两部以底层小人物为主角的新加坡电视剧风行一时,因为采用了不规范的中英文台词,受了李光耀的关注。最终在当时新加坡总理吴作栋的“建议”下,英语剧的主人公去学习班补习英语,中文剧则重新配音,删去所有夹杂了方言的台词。
“我们的人口只有300万,没必要编自己的华语字典。我们如果说除了新加坡人以外没有人能听得懂的新加坡式华语,好像说‘暗语’那样,有什么意思?有什么价值?”李光耀坚定于自己的意见,并且毫不迟疑是否应该将之推广到整个国家,“我们当然要净化华语,要学一种能让13亿多中国人以及全世界都听得懂的华语。”
当他病危的消息传出后,新加坡媒体人、现《南华早报》中文网主编郑维回忆自己当年与其争论了一个多小时的方言政策,李“搬出各种语言学习和社会学研究成果”,“恶狠狠”把他击败,让他“悻悻而归,但心服口服”。
“凡见过他的人都印象深刻”,郑维在微博上写道。
李光耀不介意表露自己并不那么仁义的一面:“在受人爱戴和令人畏惧这两者之间,我始终认为马基雅弗利(16世纪著作《君主论》的作者)的思想是对的。如果谁都不怕你,那就毫无意义了。”
可想而知,他也不会像西方民主国家的政客那样在乎民调和民众支持率。他觉得太在意这些的领导人是“软弱无能”的。
正是这个顽强而执拗的人,为新加坡一手设计了组屋制度、中央公积金制度、主权财富基金制度、双语教育制度等等。不论是否喜欢他,评论家们多少都承认,这些政策有效地稳定住了族群多元、原本可能很难凝聚到一块儿的新加坡社会。
他被视为那种能够对人提出“没有偏见的明智忠告”的人物。哈佛大学教授格雷厄姆·阿利森表示,自尼克松以来的每位美国总统,都将李光耀视为全球首屈一指的中国问题观察家。
1988年,当时任新加坡总理的李光耀谈起两年后会把领导位置交给吴作栋时,说的话更像是一种宣言:“即使我卧病在床,或者你将把我下葬,如果我觉得事情不对劲,我还是会起来的。”
他奉劝那些认为自己会推出政治舞台的人“去检查下大脑”。
他讲话的直白、霸道,个性的强硬曾为他赢得声誉,但到了晚年,从小读着美国杂志成长、自信满满的新一代新加坡选民们,拥有的已经是全然不同的价值观。
他对年轻人说:“千万不要以为你们能变革政府。你们年轻人不懂这一点。”
隐退前的最后几年,作为内阁顾问的李光耀依旧毫无顾忌地发表老调重弹的讲话,使党内同僚不得不跟在他后头使劲儿“灭火”。
在新加坡五年一次的国会大选中,他评论某地区的选民“如果决定朝(对手)那个方向走,那他们将有5年时间来度过和忏悔”,被视为他参与创建的人民行动党输掉该次选举的最主要原因。他在书里指责新加坡的马来族和回教徒难以融入社会,以至于他的长子、新加坡总理李显龙站出来说,父亲的话并不代表政府观点。
2011年,人民行动党在大选中遭遇了半个世纪来最低的得票率,李光耀自此淡出了政坛。
尽管如此,他不觉得自己需要改变:“坦白地说,我是个老派的社会主义者。这样,我才可以始终如一,保持自我,不必为什么是最新的时尚、潮流或流行的玩意儿而操心。”
他担心这个国家的年轻人会把新加坡的繁荣视为理所当然的事情。他忧虑,后生们是否已经忘记了先辈的艰辛奋斗,转而像西方社会那样讲求舒适享乐,要求政府照顾:“他们以为这一切会自动运转。但我知道从来不是如此。”
然而在晚年,他不得不把更多精力用于照顾妻子。
李光耀与妻子
人们说,只要柯玉芝陪在李光耀身边,哪怕只是轻叫一声“哈利”,都能让凝固的空气透出一点清凉。
自2008年起,因为两度中风,柯玉芝卧病在床。她不能言语,无法动弹,唯神智清醒。每天,他都会花上几个小时陪她说话。有时跟她聊聊工作,有时为她读读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或者是简·奥斯汀的小说。那都是她的最爱。
多年前,还未改名的哈利·光耀·李习惯了自己在学校中成绩斐然的状态,然而进入高中的第一学期,他发现自己在英文和经济上都落后了——“落在一个叫柯玉芝的小姐后面,她是这所男校唯一的女生,校长叫她颁奖给我。”
他们在新加坡沦陷时坠入爱河,并在战后相约考取剑桥大学,最终于1947年冬天在莎士比亚的故乡注册结婚,没有告知父母。柯玉芝比李光耀大两岁半,他在告白时对她说,自己少年老成,适合与自己心灵上投契的年长女士。
相濡以沫一甲子后,柯玉芝离世。葬礼时,李光耀在妻子生前最爱的巴哈乐曲伴奏下,将一支红玫瑰放入其棺中,接着把手贴在嘴唇上,再用它轻抚柯她的脸颊和额头,然后再以其贴上自己嘴唇。
“在安静的时刻,我会重温我们生活在一起的日子。我们是幸福的,”他在写给妻子的悼词中说,“……没有她,我会是个不同的人,过着完全不同的生活。”
当他宣布隐退时,《外交政策》杂志曾试图为其政治生涯下一个结论:“新加坡向世人证明了,即使没有西方式的民主,国家也同样可以有担当,政府永远都存在,对公民有求必应。”
但他们不觉得会有第二个国家能达到新加坡那样的效率,这一切都是因为李光耀——再难有一个当代领导人,像他那样自律,同时又有如他一般推行纪律的决心。
那一年,在接受《纽约时报》专访时,他依旧个性不改,连话都未曾说得更漂亮些:“我不是说我所做的一切都是对的,但是,我所做的一切都为了一个光荣的目的。我不得不做些令人不快的事情,不得不未经审判把同僚关起来。”
如今,一代政治巨人走向人生终点,人们在问:如果没有了他,这个国家的成就还会持续下去吗?
没人能下定论。
一些西方评论家说,也许在李光耀去世之后,新加坡人会想,要是他们从前更好地学习过自行管理各种事务,就好了。
可能世间只有李光耀有这样的顽强。他说过,即使他卧病在床,哪怕他快要被下葬,如果他觉得事情不对劲,他还是会起来的。他忧思长远,居高临下而又能精准地对未来作出预言。他这辈子只哭过两次。
他对美国记者引用过一句中文成语:盖棺定论。
“等到棺材盖盖下时,再判断,再去做评估,”他这样告诉对方,“在双眼闭上之前,我说不定还会做些荒唐事。”
文/黄昉苨
说起6年前那次访问李光耀的经历,牛津大学历史学院的博士生林悦忻说,她印象最深刻的是“他的口音”。在这位1985年出生的新加坡前记者眼里,“他(李光耀)讲话的口音是一种与现在新加坡的政治人物完全不同的‘帝国腔’。那是一种带有上世纪四五十年代英国殖民地风味的、上层阶级的腔调。”林悦忻说,这种独特的腔调一出,立马显现出了眼前这位老者身上的历史感。
2009年,在新加坡《海峡时报》任政治记者的林悦忻和6名同事一起,历时近一年,对李光耀进行了16次访谈,写成《李光耀:新加坡赖以生存的硬道理》一书,于2011年出版。
“我们一共和他谈了三十二个小时。在访问他的时候,他总是实话实说,也不摆架子,还会在访谈过程中当着我们的面吃药、绑热敷袋。”林悦忻当时想,可能是因为“他没有什么需要证明,他知道这并不会有损他的形象,降低他在我们心目中的威望”。
“有历史感”、“有威望”,是用在这位“新加坡开国之父”恰如其分的评价。
林悦忻说:“今天的新加坡是李光耀缔造的。他对新加坡的理想,就是建设一个经济发达的国家,以及能包容多元种族的社会。为了实现这个理想,他建设了很多, 也‘拆除’了很多。”
李光耀是新加坡执政党人民行动党的创始人。李光耀刚刚掌权之际,新加坡的年人均收入在400美元左右。在李光耀的领导下,用了不到40年的时间,新加坡挤进了世界银行的发达国家名册,变成一个繁华和富裕的国际金融中心。
“有一次我们问过他,新加坡有没有像‘美国梦’一样的’新加坡梦’?他回答说:‘有!新加坡也是一个富有企业家精神的国家,只要你有毅力、勇于面对未来,就会获得好生活。’”林悦忻回忆说。
在林悦忻看来,这就是李光耀在新加坡这个国家身上留下的印记:“我们注重个人奋斗、注重经济上的成就、物质上的利益,同时也是一个善忘、好胜的社会。”
今年2月李光耀因重症肺炎住院以来,社交网络上有人发起建立了一个名为“谢谢你李光耀”的页面,目前已经获得了数万个“赞”。许多新加坡人用“谢谢你李光耀”、“早日康复李光耀”等标签,在社交网络上发文为这位缔造了新加坡的老人祈福。
“他仍然受到新加坡人的爱戴,”林悦忻说,“但这爱戴不是绝对的。”
“虽然李光耀仍被视为我们国家最杰出、最有闯劲的领袖,但在新加坡,他也是一个具有争议的人物,近年来公开批评他的言论也在逐渐增加。他的政策缺点已经成为重要的讨论焦点。”
比如,李光耀在新加坡强力推行的语言政策,就很有争议。
作为“85后”的林悦忻出生在李光耀任期的尾端,并不是典型的成长在“李光耀时代”的一代。她觉得,李光耀的政策对她个人成长影响最深的就是语言。
“我父亲是华校生,这是一种专门推广华文教育的学校。但在上世纪60年代,华校被视为共产主义的温床,逐渐被排斥,现在在新加坡已经消失了。为了建立崭新的新加坡认同,李光耀在上世纪60、70年代采取抑制方言、语言规范化的措施,也镇压华校生的活动,许多华校被迫关闭。
”林悦忻说,“在这样的环境里,我们成长为真正的新加坡人。从这方面看,李光耀的政策可以说非常有效。但与此同时,我们却成为没有中国的华侨、失去母语的华裔。我失去了福建话的语言能力,对我祖先们的福建文化十分陌生。”
虽然林悦忻本人可以写流畅的中文,但她说并不是所有这一代所有年轻人都能熟练掌握华语。“很多重要的历史回忆、文化知识已经失传,我只能够勉强地跟婆婆谈话,我父亲也许也为了新加坡华校的没落感到遗憾。”
不过,李光耀本人对他的语言政策有自己的看法。在《李光耀回忆录:我一生的挑战——新加坡双语之路》一书中他写道:“在一个华人占多数的国家,突然用英语为共同语,用英文为工作语文;一个讲12种方言的华人族群,突然被政府以行政指令要求’多讲华语、少讲方言’,这个过程是绝对艰难的。
”但他坚持认为自己的政策是正确的。“由于经济理由,英文至关重要,它对新加坡的发展有很大帮助”,“新加坡人的价值,不在于我们能说和中国人一样好的华语,而在于我们能掌握英文,能够用英文和世界联系起来,这是我们必须牢记的”,“以华语取代方言,重组华人社会,使它由分裂变为团结,也是我推广华语运动的目标。
当华语成为华人的共同语,过去的各种帮派、小集团就会逐渐分化、消失”。
“有人说我处处干涉人民的个人生活,没错。但假如我不这样做的话,新加坡就不会有今天的成就,人民会继续停留在各说各话、不能融洽地生活在一起、不能在新镇一块儿生活、不能成为好邻居的旧时代。”李光耀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
“别人会以什么方式铭记我,我认为我决定不了。生活中,我只做自己认为有价值的事情……我并不是说我所做的一切都是正确的,但我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基于高尚的目的。我必须做一些令人不悦的事情,以及把某些人未经审判就关起来。要盖棺定论,到那时你们再评价我。在闭眼之前,我可能还会做些这样的事情。”对于争议,李光耀也有这样的自白。
除了一些政策的历史影响,目前的新加坡社会也面临许多社会问题的挑战。林悦忻举例说:“最急切需要解决问题,就是贫富差距扩大、生活成本上涨等。”
而年轻一代的新加坡人已不再像依靠李光耀的铁腕治理而走向繁荣的老一辈新加坡人一样,将李光耀的观点奉为圭臬。“在理想方面,年轻一代的新加坡人越来越倾向于西方自由民主主义。他们要求政治开放、言论自由,希望新加坡会成为真正的民主国家。
许多年轻人、尤其是受国外教育的’海归’,也想改进女性的待遇、使同性恋行为被除罪化、排除歧视移民和单亲的政策。”林悦忻说,“一个标志是,这些关键问题都被写入了反对党的政纲,结果反对党获得新加坡独立以来最高的当选议员数目,可见新加坡人对执政党有些方面的不满。”
随着李光耀的逝去,新加坡强人政治时代结束,新加坡人将重新想象一个没有李光耀的新加坡。但无论如何,“对于新加坡的年轻人来说,李光耀是建国一代的当世之冠,他已成为新加坡人心中的传奇人物。”林悦忻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