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 毛泽东为何想用张春桥取代林彪

2018-0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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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简介:红潮导语:林彪接班人地位写入党章墨迹未乾,毛泽东就动了用张春桥取而代之的念头.毛泽东曾带着张春桥亲自到访林彪住所,问他"小张怎样"?林彪一向看不起江青等文革派,对于他们中间的灵魂人物张春桥更是厌恶之极.林彪出逃事件对一代人是晴天霹雳,也打破了文革神权政治,为日后终结文革.改革开放,作出最宝贵铺垫.而"军神"林彪以谎言换来政治崛起,却在猜忌的疑惑中而亡,是强人政治时代的悲剧.中国命运的转向,往往是一夕惊变.每一个中国大陆中年以上的民众都不会忘记,四十年前的九月十三日,

红潮导语:林彪接班人地位写入党章墨迹未乾,毛泽东就动了用张春桥取而代之的念头。毛泽东曾带着张春桥亲自到访林彪住所,问他“小张怎样”?林彪一向看不起江青等文革派,对于他们中间的灵魂人物张春桥更是厌恶之极。

林彪出逃事件对一代人是晴天霹雳,也打破了文革神权政治,为日后终结文革、改革开放,作出最宝贵铺垫。而“军神”林彪以谎言换来政治崛起,却在猜忌的疑惑中而亡,是强人政治时代的悲剧。

中国命运的转向,往往是一夕惊变。每一个中国大陆中年以上的民众都不会忘记,四十年前的九月十三日,林彪与毛泽东决裂,妻儿、同僚驾机出逃,于蒙古温都尔罕机毁人亡。半个月后,消息传遍神州。这种石破天惊﹑神话般奇事,当时竟毫无悬念地发生在十亿军民的面前。民众没有思想准备,在瞠目结舌的注视中,毛泽东与林彪联手打造的文革神权政治的巍峨大坝,不仅出现裂纹缝隙和轰然倒塌,也瞬间灰飞烟灭了!

当然,这一天不可能被定为新中国的纪念日,但在许多人心目中,哪怕有再多的纪念日相加,恐怕也难以超越其重要性。它所引爆的精神震撼、所启示的政治教训、所阐发的思想意义,至今都没有消失,并极大影响着中国现代化的进程。

林彪之死是中国历史绕不开的篇章。他是超级传奇人物,战功卓着,曾为新中国成立作出伟大贡献;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他又是绝不可少的关键人物;他在文革中由国防部长升为党和国家第二号领导人;一九六九年更作为毛泽东接班人正式写入党章;但十七个月后,却沉沙折戟,沦为孤魂野鬼,令人扼腕、困惑不已。

其实,林彪的崛起远非“成也文革,败也文革”那样简单。一九五八年,毛泽东刚愎自用、一意孤行推行“三面红旗”,浮夸风大行其道,三年后造成三千多万人被饿死。这是中国史乃至世界史上绝无仅有的塌天大祸,而且发生在没有战乱的和平年代,人心受到极大震撼。无论如何,决策者应负有责任,须受到追究。即使封建年代,犯有罪错的皇帝也须发布“罪己诏”。

这也是毛泽东政治生涯中的最大危机。当时,中共高层几近集体性地要与毛泽东切割,因为这场灾祸的来龙去脉太清楚,特别是彭德怀元帅的警告言犹在耳,他还为此付出政治生命的代价。毛泽东的权威受到严重挑战。一九六一年由全国生产领域主管干部组成的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藉转述农民的话,批评“三面红旗”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彭真要求毛泽东检讨,并说,“如果毛主席的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的错误不检讨,将给我党留下恶劣影响”。

陈伯达为毛泽东辩护,“我们做了许多乱七八糟的事情,是不是要毛主席负责?是不是要检查毛主席的工作”?而林彪捍卫毛泽东的手法“高明”好多倍,就像打仗出奇兵那样,他不是袒护毛泽东,而是倒打一耙及一竹竿打翻一船人,称“这些困难,在某些方面,在某种程度上,恰恰是由于我们没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此言一出,情势顿时变为“罪不在毛,而人皆有错”。语惊四座,满场错愕。

林彪的逻辑是,推行“三面红旗”时,你们个个争先恐后,现在最好闭嘴;这个世界是强权的天下,哪里容得你们这些喽囉置喙?果然,刘少奇、彭真及周恩来都听出林彪的弦外之音,再不敢发声。于是,毛泽东躲过一劫。至于三千多万中国冤魂,就让它们随着旷野之风去呼号吧。毛泽东激赏林彪的讲话,确信林彪是难得人才,从此念念不忘提,至文革终达目的。

强人政治终究是强人政治,其不变的核心原则就是“没有原则”、随心所欲、我行我素、我说了算。林彪登上“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副统帅之位后,毛泽东怀疑副手的旧病发作了,这是毛泽东根深柢固的政治恶习,一如喜新厌旧的欢场浪子。回顾过去,他对刘少奇是这样,日后对待王洪文、邓小平、甚至张春桥都是这样。

问题是,林彪接班人地位写入党章墨迹未乾,毛泽东就动了用张春桥取而代之的念头。毛泽东曾带着张春桥亲自到访林彪住所,问他“小张怎样”?林彪一向看不起江青等文革派,对于他们中间的灵魂人物张春桥更是厌恶之极。厌恶是人类情感中最複杂的一种,能受到理性的抑制,但爆发力却因而格外巨大。林彪对毛泽东的推荐不置可否,也播下了日后毛林反目成仇的种籽。

以今天眼光看林彪命运,洞若观火。林的毁灭程序,正是七零年庐山会议启动的。世间彷彿真有“恶有恶报”的规律。林彪以六一年七千人大会撒弥天大谎“起家”,七零年庐山会议上遭莫须有罪名栽赃为“报应”。毛泽东当时指责林彪等人曾同意陈伯达的“唯生产力论”及“天才论”;还批评林彪等人要求“设国家主席”。这两件事即在当时,也属无足轻重的小枝节、小事情、小议题。

陈伯达认为文革不要继续,国家该发展生产了。林彪等人赞同这一观点,何错之有?至于“天才论”,“毛泽东同志创造性地天才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颂歌在全国已传唱四年,这四年里毛泽东何曾讨嫌过?后来觉得不妥,禁止就是了,怎可以逼迫林彪等没完没了检讨,非得承认“上了反共老手陈伯达的当”不可?

至于“设国家主席”,林彪当时也只是同意,而非提议。但同意能怎样?提议又何罪?同意者还包括周恩来与康生呢。有一细节绝不能忽略,在中国政治语境里,“主席”与“国家主席”向有极严格的上下之分,庐山会议上分歧争议的是“设与不设国家主席”。可是,到了七一年毛泽东视察大江南北时,就变成了“林彪要当主席”。南巡二十八天,毛泽东讲话十三次,“有人看到我年纪老了,快要上天了,他们急于想当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这次庐山会议,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毛泽东途中约见各地军政大员,儘管声称谈话内容不得外传,其实要求传话给林彪的意图极强。问题是,毛的说辞是公然的诽谤构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