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冬菊的子女 傅作义之女傅冬菊
傅作义是原阎锡山系国民党二级上将,华北剿总司令(指挥晋、察、冀、热、绥五省军事,成为拥有60余万兵力的五大军事集团之一。另四大集团是东北剿总卫立煌、徐州剿总刘峙、华中剿总白祟禧、西安绥署胡宗南)。1949年1月底,在东北野战军和华北野战军兵临北京城下时,接受中共提出的和平解放北平的条件,率部近二十万起义,使北京人民及城市免受战火侵袭。
建国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水利部、水利电力部部长,四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
1974年4月19日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79岁。他但任水利部长23年(1975年由钱正英接任),是建国初期联合政府中非共产党人士合作最好者之一,1957年反右和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都受到特殊保护,一直是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座上宾。
1974年去世时周恩来总理亲自主持追悼会。军委副主席叶剑英致悼词。高度赞扬傅作义对抗日战争,北平、绥远的和平解放作出的重要贡献,以及他为台湾早日回归祖国怀抱所贡献的力量。
许多文章只提及傅作义有两女一男,其实不止这些。
傅作义大夫人张金强(1909年结婚,1994年逝世),生长女傅冬菊、次女傅西菊。长子傅瑞元。二夫人刘芸生(1929年在天津结婚),长子:傅恒,次子:傅立。女傅克庄、傅克诚、傅克谨、傅克莉
有文章讲傅作恭是傅作义的弟弟,其实是堂弟。傅作恭哥伦比亚大学博士,留美水利工程专家,1950年代受傅作义劝说,回中国从事水利建设。1957年被打成右派到酒泉夹边沟农场“劳动教养”1960年失踪。
儿子傅瑞元,北大毕业。1974年调回北京,在《体育报》工作,终身未娶。(见周俊芳《同乡傅作义》一文)。另一儿子傅恒,后来在部队退休。
小女儿傅克诚,1935年4月生,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市政协常委、上海大学教授、东京大学工学博士、建筑学及建筑设计专家、国家一级注册建筑师。
大女儿傅冬菊(又名傅冬),1924年生。1945年12月昆明西南联大英语专业毕业后,加入了中共外围组织民主青年联盟,到天津大公报社担任副刊编辑。1947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8年,由晋察冀中央局城工部部长刘仁派遣回北京,“潜伏”在傅作义身边,既为共产党提供情报,又动员傅作义起义。
北平解放以后,傅冬菊到天津任《进步日报》副刊编辑。1949年8月,参加了第二野战军西南服务团,参与《云南日报》的创办。
1951年3月,傅冬菊被调入人民日报社,先后在记者部(北京组组长)、文艺部工作。1982年,借调到新华社香港分社,任编辑部副主任,从事统战工作。1995年在人民日报社岗位上以厅局级离休。2007年7月2日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终年85岁。丈夫周毅之为《人民日报》派驻香港新华社首席记者,1997年去世。三个女儿都在美国。
傅冬菊的入党问题。
有文章称:北平和平解放后,北平地下党的几个同志找到傅冬菊,交给她一张表格,“填完表你就是党员了”,但傅冬菊的话吓了大家一跳:“这个表我不能填,因为我已经是党员了……”“文革”中有人在调查傅冬菊的时候,有的说是北平地下党发展傅冬菊入党的,有的说是上级把天津地下党的傅冬菊调到北平来的。
调查人找到傅冬菊本人,问她的入党介绍人是谁。傅冬菊说是李定,但李定(地下党天津市工作委员会财政金融组组长,解放后任中共天津市委副秘书长兼市委统战部部长,文革后任国家统战部副部长)不承认。
2011年,第七、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汉斌,新中国成立前曾担任北平地下党大学委员会书记,发表了《派傅冬菊去北平前后》(百年潮)一文提出“我和傅冬菊是西南联大同学,并提议吸收其入党”,时间是1948年。“同时,天津南系地下党安排介绍傅冬菊的爱人《平明日报》记者周毅之入党,并由我为其举行了入党宣誓。”
有文章称:后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对傅作义说了一句:“你女儿的党籍没有问题,请你放心。”傅冬菊的党籍才解决了。
傅冬菊有没有正式入党仍不清楚。当然,后来只能说傅冬菊是“秘密党员”了。
谁派傅冬菊回到北平。
组织派傅东菊回北京做傅作义的工作以前都认为是晋察冀中央局城工部部长刘仁(解放后任北京市副市长)。王汉斌的说法是“1948年5月前后,中央已提出要争取傅作义。当时华北局城工部派地下党员曾平(朝华书店经理、文联负责人,解放后任北京市文化处长)到天津《大公报》找傅冬菊,要她做傅作义的工作。
傅冬菊向我们汇报了这个情况,我们对曾平毫无所知,觉得如此重大的事情应该通过组织系统来安排,就决定让傅冬菊不必答复曾平。” 提出是他安排傅冬菊做地下工作的。
有一种说法是北平方面主动去找傅冬菊的人叫李炳泉,他在西南联大的时候就认识傅冬菊。李炳泉与傅冬菊单线联系,说北平地下党希望傅冬菊能到北京做傅作义的工作,傅冬菊马上就答应了。还有文章称是在崔月犁的证明下,傅冬菊的党员身份才得到承认。
崔月犁时任北平学委秘书长,受城工部部长刘仁指派联系 “能跟傅作义说上话的人”。他圈定三个主要人物:傅作义恩师、高参(中将总参议)刘厚同,傅作义女儿、地下党员傅冬菊,傅作义的副手、拜把子兄弟、副总司令邓宝珊。
傅冬菊文革蒙冤。
“文革”期间,傅冬菊但任《人民日报》北京组组长,有文章称她被作为“反党”的“阶级异己分子”给揪出来,遭到残酷批斗,从而引申出“傅冬菊非常痛苦,她不理解自己背叛家庭、背叛父亲,入党、闹革命,这些即便没有功劳,怎么也不会有罪吧?怎么倒成了“反革命”了?甚至连当年自己为避免中共公函给傅作义带来负面作用的“扣押公函”事件,也被说成是“扣押最高指示”、“反对毛主席”的“反革命罪行”了,这让傅冬菊尤其接受不了”。
傅冬菊文革期间的情况所有亲历者的文章都没有提及,以上情况只见于网络作品。
傅冬菊晚年清贫。
傅冬菊一直在《人民日报》工作,1982年至1995年,傅冬菊调新华社工作
网上有一篇《傅作义之女傅冬菊的后半生》文章(作者不详),根据内容推测此文当是傅冬菊在世的2005年所作,因为其中提到“傅冬菊老人今年已经83高龄了”。文中写道:“多年来,傅老始终保持艰苦朴素的家风,生活简单,家是二十几年没有装修的老房子,只有布面沙发等简单家具,有限的退休金除了大量开销用于吃药(她身体一直不太好),还要支付保姆的工资,以至于前几年房改时,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工作人员几次向她催要房款,她竟拿不出钱来买房(解放后,傅作义把自己的多处房产都捐献给国家了)。
尽管如此,她没有向国家伸手要一分钱,更不提及自己做出的贡献,过着深居简出的生活,过去还经常和弟弟一起把攒下来的零钱捐给希望工程,资助那些更需要帮助的人,并且联系各方面人士捐款在山西省建设了两所学校。
”、“如今的傅冬菊老人风烛残年,正在北京医院接受治疗,病情很重。因为病情特殊,现在急需要精细治疗,可是被院方拒绝进入干部病房,据说是资格不够,只有副部级以上人员才可以住院干部病房,院方也知道她是大名鼎鼎的傅冬菊,可是父亲傅作义先生不在世了,时过境迁,她一无权势二无地位三无金钱,人家根本没拿她当回事儿。
现在傅老住的特需病房,也就是给有额外需要护理的普通人提供的病房,每天400元的住宿费,护理费用自己出,两人每天12小时换班,每人每月需要数千元,现在的护理人员因为嫌费用低,要走了。
最近找了几个干护理的,开口要价5000元/月,两个就得10000元,根本支付不起,家里人十分为难。”
此后,大部分文章都照此描述并进行发挥。
然而《我曾与傅冬菊长谈》(作者杲文川,与傅家世交)、《傅冬菊——冬天里盛开的一朵菊花》(2009-11-12文摘报作者是与傅冬菊一起在人民日报共事的肖荻 )、《她是北平和平女神》(作者钱江《 人民日报海外版 》2009年2月13日)、《想起老记者傅冬》(作者颜世贵,曾在2004年1月代表记者间到傅冬菊家送慰问金。
2010年06月19日人民网)以及2004年11月傅冬菊座客湖北卫视名牌栏目《往事》等亲历者的文章,都没有把傅冬菊晚年生话说的如此不堪。显然《傅作义之女傅冬菊的后半生》一文存在着虚假陈述,而后来许多文章的借题发挥更是不着边际。
有关问题的提出。
第一是傅冬菊何时入党。虽然很多人证明傅冬菊包括她自己都说是党员,但至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实际证据。她曾加入中共外围组织民主青年联盟是事实,但入党问题却说法不一。就当时而言,北平存在着周恩来的南方地下党派系和北平地下党城工部领导的北系地下党,双方基本不来往,1948年后才统归北平地下党城工部(部长刘仁)统一领导。
许多共产党员都是秘密的,加入时没有履行正常手续。全国解放后,很多人只靠互相证明来证实身份,有的根本搞不清。
比如与傅冬菊联系的李炳泉,曾经在傅作义办的《平明日报》担任采访部主任,国民党华北“剿总”少将联络处长李腾九是其堂兄。他究竟是共产党的和谈代表还是傅作义的和谈代表至今是笔糊涂帐。虽然1950年中苏合拍的大型文献纪录片《中国人民的胜利》中,提到中共北平地下党派遣李炳泉为代表,和傅方代表崔载之(平民日报社社长)到达平津前线司令部,由林彪、罗荣桓、聂荣臻的代表接待的几个镜头。
但是,很多书报中把中共北平地下党所派参加和谈工作的代表李炳泉,却说成是傅作义的和谈代表。
例如北京市档案馆编著的《北平和平解放前后》(1988年12月,赵家鼐等编)对中央军委的电报多处注解说“李炳泉……作为傅作义的代表,参加了北平问题的谈判。
”(第50页)“傅作义的代表崔载之、李炳泉到涿县东北野战军第十一纵队驻地,要求谈判。”(第509页) 。李炳全建国后先后担任《人民日报》记者,外事部主任兼全国记者协会书记处书记,被誉为“以记者面貌出现的政治家、外交家”。文革中受到冲击,1970年5月年自杀于新华社地下室锅炉房。)
第二是受党组织派遣还是个人觉悟参预了傅作义起义工作存在疑问。不排除她只是在共产党的感召下审时度势,拥护和赞成和平解决北平问题,从而为北平和平做了许多工作。文艺作品把她描写的如何机智勇敢,很多是艺术虚构情节。
北平和平解放第一次秘密谈判是1948年12月,由傅作义的代表崔载之、李炳泉和共产党代表东北野战军参谋长刘亚楼和参谋处长苏静谈。第二次谈判是半月后在八里庄,由傅作义代表,华北“剿总”少将民事处处长周北峰和中间人燕京大学教授居间调停。
共军方面林彪、聂荣臻、罗荣桓、刘亚楼等分别参加。第三次是1月14日在五里桥,傅作义代表是国民党华北剿总副司令邓宝珊(此人是北平和平解放的最大功臣,解放后任甘肃省人民政府主席、省长,1968年病逝,终年74岁)和民事处长周北峰(解放后曾任内蒙古自治区水利厅厅长、内蒙古自治区政协副主席),林彪、聂荣臻、罗荣桓参加了谈判。
这些过程都是经过北京地下党活动得来的,傅冬菊其中穿针引线的作用不可低估。
第三是文革时是否受到冲击。她本人没有提及,身边人回忆也很少涉及。事实是她父亲文革时期一直以政协副主席和水电部长身份在位,没有被打倒。她本人在《人民日报》社工作,而《人民日报》在文革中是最跟形势的媒体,负责人是陈伯达、吴冷西、鲁瑛,这三个人都是文革红人。通常情况下,老子在台上没有被打倒,子女一般受冲击有限。因此,傅冬菊文革受迫害值得商榷。
第四是傅冬菊晚年生活窘迫一说根本不成立。傅冬菊1982年到1995年在新华社香港分社任编辑部副主任并从事统战工作。1995以厅局级离休后到美国与女儿住了两年。她的女儿1980年就到了美国,后来三个女儿都定居在美国。
丈夫周毅之与傅冬菊同为记者,是在国民党上将杜聿明证婚下结婚。解放后曾随陈赓将军到越南参加抗法战争和到朝鲜战场参加抗美援朝战争,担任陈赓秘书。后来一起到香港工作,为《人民日报》派驻香港新华社首席记者,在香港呆了近十五年,出版过《香港概论》一书。1997年去世。三个女儿都在美国。傅冬菊晚年主要居住在北京前三门的高层公寓里。
综合以上情况可以看出,傅冬菊的三个女儿上世纪八十年代就到美国,不是一般家庭所能达到的。她和丈夫在香港呆了十五年,经济上的收入肯定超过国内。以厅局级干部离休,工资待遇不会太低,交不上房改房款的问题根本不存在。
而且按国家规定,离休干部的医疗费实报实销,不存在治不起病的问题。至于说住高干病房的问题这是规定,在北京厅局级根本算不上“大官”,副部以上才有特殊待遇。北京像她这种情况的人很多,医院若都特殊照顾的话根本顾不过来。
关于傅冬菊生活“清贫”只能从她保持艰苦朴素的家风来理解。一个儿女都不在身边的八十多岁老太太生活简单,不求奢华可以理解。并不能因此认为她受到虐待或不公。试想有三个女儿(大女肖冬,二女傅璇,三女晨风,她们经常以美籍华人的身份来往于中美之间)现今都已定居美国,而一个离休老太太妈妈连保姆都请不起,是说明组织虐待还是女儿不孝?这种人的日子不好过那普通老百姓还能活吗?
对傅冬菊问题是不同价值观下的解读。
傅作义由于不听蒋介石的按排,既不坚守北平,又不带兵南下,选择了和平起义,被拥蒋派漫骂是肯定的。
当时他一直游走于国共之间,并非是真的想投诚。作为阎锡山系的高级蒋领在国民党集团不属于嫡系,他的华北剿总里,傅作义集团所辖60万大军中只有20万是傅的嫡系部队,另40万是蒋介石的中央军和杂牌军。北平警备总司令,华北剿总副总司令兼第四兵团司令官李文和第九兵团司令官石觉出身于黄埔一期和三期,是蒋介石的嫡系。
在傅作义心腹干将郭景云35军和孙兰峰的第十兵团被歼后,傅作义的老本基本上打光了。他心里很清楚,听从蒋介石带兵南下突围没有好果子吃。
坚持死守北平胜算不大,况且他也指挥不动李文和石觉两大主力兵团。突围向绥远逃窜虽然可以向董其武靠拢,却前途不大。这种情况下选择和平起义一方面可以与共军讨价还价,争取一定的利益。另一方面可以使北京这座古老的城市免受战火,也是为民族立下大功一件。
事实上当时虽然签订了和平协议22条,傅作义只公开了14条。他的目的是想与共产党在北平分享政权,这一点毛泽东于1月15日致电林彪等人指出:“北平城内成立联合机构一点,似乎仍有和我分享政权之意。”被中央否定。
16日双方签署了《关于北平和平解决的初步协议》,如此重大协议却是东北野战军参谋处长苏静(文革中以总参军务部长身份担任铁道部军管会主任)与华北“剿总”副秘书长王克俊及《平民日报社》崔载之签字。(王克俊建国后,任绥远省军区副政委、曾参加抗美援朝战争。第二至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常委。)
傅作义当年选择和平起义是艰难的,虽然背弃了蒋介石和自己一生追求的三民主义政治理念,却为新中国的建立和北平的和平解放做出了重大贡献。他在新中国建设前期水利方面有不少的业绩,是位值得尊敬的政治人物。
傅冬菊作为傅作义的女儿,无论她当时是否共产党员,或者是否受党组给派遣参预了北平和平解放。作为一个有思想的青年,选择推动父亲和平起义,被历史证明是正确的,北平的和平解放有她的功劳。
傅冬菊一生比较低调,既没有写回忆录,也很少出席媒体活动夸耀自己和父亲的“丰功伟绩”。正因为此,她的身上有着许多神秘色彩。
傅冬菊晚年的生活与北平和平解放功绩相比确实不成比例,与那些高官厚禄腐败生活相比也过于寒惨。同时,她离休的时间是1995年,作为不是高官的傅冬菊没有贪污腐化的条件。而且那个年代的老干部大部分是靠工资吃饭,积蓄少是正常的。但是,她晚年俭朴生活正是她优良品质的写照。照此解读她的不幸或者站在不同价值观上攻击,只能是不同政治视角下的不同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