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的事物谢有顺 《此时的事物》此时的存在见证

“此时”一词充满存在感,如谢有顺的《此时的事物》所言,“此时”,大约与“生活”有关,通向此时此地的存在境遇。而在我看来,“此时”由世俗出发,由个人出发,由物质与灵魂的细节出发,辗转于息息相通的心灵之间,进而成为存在的中心词——它是有待澄清的天道人心、它是包含了最多可能的同情体恤之心。

“此时”既容纳小的欢悦,也寓言大的悲哀:“此时”既是碎片的闪烁,也是永恒的定格。身处“此时”,看到比想象更为困难(于坚)。只有看到“此时”,才有可能看到人类的罪恶与善良在哪里会合;惟有为“此时”作有洞见的证实,才有可能清晰地看到此时与存在如何因缘相生、相濡以沫。

“今日思想丛书”三种——《因为现状可以改变》(单世联)、《双重见证》(张新颖)、《此时的事物》(谢有顺)几乎同步上市,在嘲弄当下经验已成普遍表情之际,单世联、张新颖、谢有顺不约而同地为“此时”作出了多重的见证——单世联是乐观但绝不凌空蹈虚的文化实践论者。

尽管他在面对当下的文化现状也有一丝不自觉的慌乱与局促,但这并没有妨碍他对当下文化作出到位的判断。

《因为现状可以改变》以“现代文化的主题与风格”为主题,按观念、人物与行为编为三辑。在“现代风”这一辑中,单世联描述了在现代化到全球化的背景下的各种文化观念,并试图从这些观念中提炼出文化产业的中国论说。

他认为“兼”的雅量与“容”的力量是不可分割的,“兼”与“容”的归结点是文化实践问题。“探求者”这一辑作者毫不掩饰自己对文化理论的偏爱,因为美学有必要对独立的审美与艺术之生存作出论证。他与很多学者相异之处在于,他没有受羁绊于理论,他的理论偏爱源于他对中国文化现状的焦虑与理解,他的理论与经验有辛辣而丰富的现实感。

“一切的路都朝向城市去。”——维尔哈伦的这句话几乎蕴含了文化现代化的所有秘密。“因为现状可以改变”——但愿这是可以破译文化秘密的文字编码。

张新颖是有自我意识的精神自觉者,所以他记下他自己的困惑,既见证“对过往的当代文学的历史、过往的个人批评活动和青春岁月”,也见证现在的起点和新的开始,“不论是文学的还是个人的”。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是语言的存在,他的困惑始于文学的语言困境。

他对现代中国的文学渊源与精神遭遇有独特而卓越的见识,更多的学者从政治、经济的大背景去分析现当代中国的流变,而张新颖则从现代汉语的角度去见证现代中国的精神嬗变、去扫描文学世界里呈现的精神家园,“现代汉语从它诞生之初就不得不面对错综复杂的现代世界,就不得不带着丝结的问题在各种力量中锻炼自身,而且,非如此,就不足以成就现代文学,也不足以表达现代中国主体的精神遭遇”。

《双重见证》见证了张新颖的个人才华:言说的感性贴切、思想的锋利透彻。同时,他以个人的存在,证明了别人的存在。

《此时的事物》是谢有顺个人写作史上的重要过渡与转折——由强大走向更强大的过渡、由优美走向更优美的转换。他的视野更加开阔,他由作家作品论的坚实基础出发,开始探寻他的文学“整体观”,于是有《中国小说的叙事伦理》等梳理叙事伦理的文章;他不只关注小说的魂,他也看重散文的心;比起独立性,他更信仰创造性,他从中国知识分子的整体命运出发,提出“创造是知识分子的灵魂”的看法——这是几乎可以解决知识分子生存困境的卓越命题。

他持续完成对自己的精神救助,所以他清晰从不沉沦,他评说的作品比作品本身清澈透明;他也完成了语体文调的完美转换,所以他优雅(他从不掩饰自己对优雅汉语的痴迷);他在卡夫卡、陀夫妥耶夫斯基等人之外,他在神性之外,抓住了王国维、王阳明等人的锋芒,他看到了中国传统哲学的虚无以外的魅力,他也清楚地领悟到中国古典文学的伟大之处——优雅早已足够建构伟大。

他的文字让人欢喜,亦让人感觉沉重,因为,他早已解决了批评家必须面对的语言问题——被绝大多数批评家、学者所根本忽视的语言问题,这是对阅读心灵的深切关怀与体恤,他的文字不仅援助了自我,而且援助了更多的他人。

《此时的事物》更进一步地说明,他的天赋与才华在勤奋的牵引下,与知识正成功会师,在他那里,现当代思想与古代的思想即将接壤。既是古典的,又是现代的;既是文学的,又是思想的;既是此时的,又是永恒的——这是比较理想的境界。

我相信,在单世联、张新颖、谢有顺等人身上,也会多少地存在经典的“影响的焦虑”,但正如当代著名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所分析的那样,影响的焦虑使庸才沮丧却使经典天才振奋。期盼经典与天才的现身,首先要克服影响的焦虑,而“此时”恰好是一个最佳的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