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朱德 朱德的最后日子在周恩来去世后曾痛哭流泪

2018-0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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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简介:    1966年12月的一天,戚本禹奉江青之命,开会布置揪斗朱老总.就在这天晚上,一伙人闯到朱总住处.正巧这晚朱总不在家,那些人就在门前和墙上贴满"朱德是黑司令"."朱德是大军阀"."炮轰朱德"等大字报.接着,北京街头也出现了"打倒朱德"的大标语,还成立了"揪朱联络站",策划召开"批斗朱德大会".对此,朱总一笑置之.当有人问他时,他坦然地说:"历史终归是历史.历史是最公正的!

    1966年12月的一天,戚本禹奉江青之命,开会布置揪斗朱老总。就在这天晚上,一伙人闯到朱总住处。正巧这晚朱总不在家,那些人就在门前和墙上贴满“朱德是黑司令”、“朱德是大军阀”、“炮轰朱德”等大字报。

接着,北京街头也出现了“打倒朱德”的大标语,还成立了“揪朱联络站”,策划召开“批斗朱德大会”。对此,朱总一笑置之。当有人问他时,他坦然地说:“历史终归是历史。历史是最公正的!”

有一天,康大姐回到家里,见朱总正看一张传单,传单上说:成立了一个“中国(马列)共产党”,在一个地方开过会,朱总当了中央书记,还有其他负责人的名单。朱总看过后笑了。康大姐问他笑什么,他说“根本没有这回事,这是造谣嘛!

让他们造去,将来一定会弄清楚的/康大姐还是有些不安,说:“现在,你成了‘黑司令’,我成了‘走资派’,往后不知还会怎么样呢?”朱总充满信心地说:“只要有主席、恩来在,就没有关系,他们最了解我。你不要怕,‘走资派’多了也好。都成了‘走资派’,就都不是‘走资派’了。形势不会总这样下去的。”

    不久,毛泽东同志在中央军委的一次碰头会说:朱德还是要保。但林彪和江青一伙仍把朱总上纲成“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代表”。一天,康大姐在外边开会回到家里,拿这个问题问朱总。

朱总不慌不忙地说:“这是党内的事情,我不能给你说。”康大姐着急了,大声说:“人家说你是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代表,到底是不是?”朱总看着康大姐着急的样子,笑了笑说:“急么子嘛!做什么事总有个代表,是就是,不是想代表也代表不了。”又接着说:“当时不少部队刚从国民党军队起义过来,资产阶级军事思想是存在的,他们要找我代表,那就找吧。”从容的态度,显示出坦荡的胸怀。

    1969年4月,党召开“九大”,八十三岁的朱总抱病参加。那几天,他正患气管炎,喘得很厉害。林彪、江青一伙仍然不肯放过他,在会上多次对朱总进行围攻,逼他作检讨。康大姐回忆当时的情景说:“一次朱总开会回来,问我认识不认识吴法宪、邱会作。

我说不认识。他又说,你总该认识李作鹏吧。我想了想说,就是过去在你警卫班里当战士的那个李作鹏吧?他‘嗯’了一声。我感到他突然提起这几个人必有原因,就问他是什么意思。他叹了一口气,说:‘这几个人,都左得不可收拾罗!’”

    “九大”闭幕不久,朱总就接到一个“勒令”,要他和董必武、李富春、聂荣臻、陈毅、叶剑英、李先念、徐向前等人交代反党罪行。朱总说:“不要理它!”到了10月,林彪擅自发出所谓“第一个号令”,扬言“要准备打仗”。

康大姐怀疑地问朱总:“真的要打仗吗?”朱总淡然一笑,说:“现在毫无战争迹象。战争不是凭空就能打起来的,打仗之前会有很多预兆,不是小孩子打架。现在看不到这种预兆、迹象。‘醉翁之意不在酒’啊!”

    康大姐告诉我,“文革”开始不久,她就听说要把朱总赶出中南海。她当时问朱总会不会这样,朱总说,有这个可能。他不幸而言中了。

    根据林彪的“第一个号令”,朱总要被“疏散”离开北京。(“疏散”是中共中央部署的,并非“根据林彪的‘第一个号令’”。林彪无权把许多老革命家“疏散”到外地。参见《中共党史大事年表》,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72页)当时,他身边没有人,就对康大姐说:“你得跟我一起走啊!

”正在被“专政”的康大姐为难地说:“对呀,我是该跟你一起走。可是,军代表要是不点头,我想走也走不了啊”。朱总沉思一会,无奈地说:“那我只好打电话给恩来,让恩来去跟他们说了。”

    指挥千军万马的总司令,让妻子跟自己一起到外地去,竟然需要一个小小军代表的批准。那是怎样一个是非颠倒的年月呵!

    就这样,朱总由康大姐陪同到了广东(朱总从广东回来,再没有住进中南海)。关于在那里的生活,康大姐不愿多说。但我看到过一个材料上是这样记载的:当朱总坐了三个多小时飞机到达广州时,连广州市也不许进,被直接送到了从化。

从化虽然风景优美,但朱总在那里实际上是被软禁的。不准他到附近的工厂、农村去,甚至散步也不能超过“桥头警戒线”。终日陪伴他的,只有康大姐。但即使在这样的境遇中,朱总仍然对前途充满信心,坚信那些为非作歹的人不会长久。他最担心的,还是工农业生产。

    是的,人民的生活疾苦,时时萦绕在朱总的心头。从“文革”一开始,他就在中央的一些会议上说,今年是第三个五年计划的第一年,我们应该使工农业生产有大幅度的增长。他反复强调,现在“文化大革命”运动搞到破坏生产的程度,要注意解决。

后来,虽然他的活动受到限制,仍时时关心着生产,担心生产受到破坏。1972年9月以后,他以八十六岁的高龄,先后视察了七机部,一些工厂和农村。针对“四人帮”一伙把^抓生产当成是“唯生产力论”的观点,他说:“别听他们‘革命’口号喊得比谁都响,实际上就是他们在破坏革命,破坏生产。

不讲劳动,不搞好生产,能行吗?粮食不会从天上掉下来。没有粮食,让他们去喝西北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