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翼青使用与传播 胡翼青 理论抑或历史:传播学术史的使命与定位
讨论传播学术史研究方法时,学者们仍然缺乏共识。初涉这一领域的研究者容易走到两个极端上去,要么认为传播学术史的功能等同于经验研究中的文献综述,要么认为传播学术史的功能就是写一本关于传播学的编年史。
传播学术史不等同于档案研究
如果将传播学术史仅仅看作是传播理论的梳理,展现理论的发展脉络,并为自己的归纳性理论研究服务,那么传播思想史便成了一篇详细的文献综述,如是则任何作者在阅读了一批相关理论文献之后都可以将自己评述性的说明文称为传播学术史研究。
而如果将传播学术史看作是一种特别门类的历史研究,那么即使搜集再多详尽的史料,形成的文本仍然只能被看作是起居注和编年史。也就是说,建立了一份较为详细并经过一定考证的档案。
然而,传播学术史的使命既不是做文献综述也不是建专业档案。这些工作让一些有一定传播学专业知识并受过一点史料方法训练的本科生来做,也完全可以,甚至比目前已经出版和发表的某些所谓传播学术史论著更完整和细致。然而,综述、档案与学术史研究的差别绝不是用功程度上的差别,而是认识论与方法论上的差别。
与做传播课题的文献综述相同的是,传播学术史同样是从传播学术文本开始的。然而除了两者的起点相同之外,在此后的过程中就再无相似之处。文献综述的理论想象力从一开始就被同题相似文献所框定,失去了在不同文献之间跳跃的无限可能。
想要了解学术主体思想的超越性,恰恰不能就文本谈文本,必须采用高度语境化的解读方式分析学术主体的行动。这就必须回到学术主体的行动和思考方式中去,如是我们才能重演学术主体面对的问题和焦虑、思考的逻辑和路径。
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知道学术主体采用什么样的提问方式、认识论与方法论,是否能够超越其时代,对当前的学术研究有启发意义,我们也才能知道原有的理论存在着什么空白和谬误。研究行动彻底地划清了传播学术史与传播文献综述的界限。文献综述在多数情况下就只能在前人研究的框架内修修补补,顶多指出些测量方法和具体现象描述上存在的问题,它既不能发现那些超越性的思想,也不能对前人做出真正的理论超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