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的人物刻画艺术
《史记》曾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它“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对历史发展做了深刻的总结。书中有作者司马迁对人生、对社会的独到见解,是一部既具史学价值又具文学价值的著作,而它的文学成就之高的一个重要因素就在于其在表现人物方面独树一帜!他将儒道思想相互糅合,同时代的人无一能与他相比。班彪和班固曾指责司马迁说:“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力而羞贫贱。”以现代人的眼光看,这恰恰是对他的作品的高度评价。司马迁之《史记》包括本纪、表、书、世家和列传等五体,结构新颖,以传记的方式向我们展现了一系列有血有肉、丰满灵性的人物形象。可以说,《史记》在塑造人物方面独具艺术特色。
《史记》虽然运用了“独到的五体结构”,但五体之间并没有相互割裂。以时间顺序来记述的同时,不忘各传记之间的联系,对人物次序进行了巧妙的编排。军事家孙武、吴起、伍子胥前后相次,战国策士苏秦、张仪紧紧相随,抗匈将领并肩相依。在编排的过程中也不流于“机械运作”,暗含司马迁个人的情感倾向。本纪、世家的传主基本上为传说或历史真实存在的皇帝侯王。按理,西汉惠帝应载入本纪,而司马迁却将他排除在外。孔子非侯,陈胜非王,却列入世家。可见,司马迁对农民起义有很高的评价。《史记》根据以类相从的原则,展现了丰繁复杂的人物,让读者大开眼界。在论述过程中有分传,有合传。如:《李将军列传》即为分传,而《游侠列传》则为合传。表现人物有专门突出某个人物的传记,也有在其他人物的传记中作为次要人物表现出来的,如:《高祖本纪》主要刻画了刘邦的具有神异色彩的发迹史,以及他的雄才大略、知人善用,而《项羽本纪》则让我们通过范增之口了解到刘邦贪财恋色,《萧相国世家》、《留侯列传》则让我们知道了刘邦猜忌功臣,《魏豹彭越列传》更是向我们揭露了刘邦慢而侮人,詈骂诸侯奴仆的一面。《樊郦腾灌列传》呢,披露了刘邦兵败时,弃子而逃的自私本性。《史记》在描写人物过程中,采用了顺序、倒叙、侧叙、正叙等手法。再多的人物、再大的场面,作者都能很好的驾驭,条理清晰,显得游刃有余。具体到文章内部,《史记》表现人物的艺术也令人惊叹!
《史记》中的人物形象各具姿态,都有自己鲜明的个性特征。不但不同类型的人物迥然有别,就是同一类型的人物,形象也罕有雷同。同是以好士闻名的贵公子,信陵君和其他三公子在人格上高下之别,而孟尝君、平原君、春申君也各有各的风貌。同为战国策士,苏秦主要是一位发奋者的形象,而张仪身上更多的却是狡诈权谋。张良、陈平同是刘邦的重要谋士,但司马迁笔下的张良令人莫测高深,带有几分神异;而陈平这位智囊却富有人情味,没有张良那种仙风道气。《史记》同类人物形象之间尚有如此明显的区别,不同类型人物形象之间更是形成巨大的反差,鲜明的对照,人物的个性在差异、区别中得到充分的显示。
司马迁在刻画人物时,能准确地把握表现对象的基本特征加以渲染,使许多人物形象的个性非常突出。《万石张叔列传》突出石奋祖孙三代的谨小慎微,唯命是从。《樊郦滕灌列传》写到夏侯婴时,主要叙述他对刘邦一家的精心呵护,他和刘邦家庭的特殊关系,多次提到他的太仆之职。《李将军列传》在描写李广时着意表现他高超的祖传射艺,他射匈奴射雕者、射白马将、射追击者、射猎、射石、射敌方裨将,百发百中,矢能饮羽。《史记》中的人物形象之所以各具风采,就在于司马迁充分地展示了他们的个性特征。
司马迁在表现人物的个性特征时,能充分注意到他们的家庭出身、文化教养、社会经历等各方面的因素,给以恰如其分的表现,不但展现出人物的个性特征,而且对形成人物个性特征的原因也有或明或暗的显示,有时一开始就为人物性格的发展作了铺垫。萧何是刀笔吏出身,故能谨守管钥,因势奉法。陈平年青时贫而好学,所以始终有读书人的气质,见识高远,在皇帝面前对答如流;周勃最初从事杂艺,没有什么学问,执政之后就显露出知识的不足,在文帝面前陷入窘境。樊哙发迹前以屠狗为业,成为将军以后保留那种莽撞豪爽之气,他大块吃肉,大杯饮酒,对刘邦、项羽也敢于直言直语、大声大气。写窦婴是一副老年失势的窘态,写田蚡则是少年得志的猖狂。总之,影响人物个性的许多重要因素,司马迁都充分注意到了,因此,他使《史记》中的人物都按各自的方式说话行事,符合自己的年龄、身份和教养。
《史记》中的人物形象各有各的风貌,各有各的性格,同时,他们身上还表现出许多带有普遍性的东西,即得到社会广泛认可、并对后代产生深远影响的某些共性。这是《史记》在刻画人物方面取得的重要成就,最容易引起读者的共鸣。《史记》人物形象的共性是多方面的,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知恩图报,以德报德。苏秦之于宗族、朋友,刘邦之于萧何,陈平之于魏无知,韩信之于漂母、亭长,王陵之于张苍,都是受人之惠而报人之恩。苏秦佩六国相印后,“散千金以赐宗族朋友。初,苏秦之燕,贷人百钱为资,及得富贵,以百金偿之。”(《苏秦列传》)刘邦为泗水亭长时,前往咸阳行役,一般的小吏都赠钱三百,唯独萧何送给刘邦五百钱。汉初封侯,刘邦为萧何益封二千户,用以报答先前多送二百钱的恩惠。
(《萧相国世家》)韩信为布衣时从人寄食,一位漂母曾接济他数十日,韩信封楚王之后,“召所从食漂母,赐千金。”(《淮阴侯列传》)魏无知向刘邦引荐陈平,汉初剖符定封,陈平列举魏无知拔擢之功,魏无知得到刘邦赏赐。(《陈丞相世家》)王陵对张苍有不杀之恩,“及苍贵,常父事王陵。陵死后,苍为丞相,洗沐常先朝陵夫人,上食,然后敢归家。”(《张丞相列传》)类似这样知恩图报的人物在《史记》中有一大批,他们百倍、千倍地报偿恩人,以表示自己不忘本、不负人。二是以牙还牙,以怨报怨。这是和知恩图报、以德报德相对应的一种行为,伍子胥之于楚平王,李广之于霸陵尉、主父偃之于昆弟宾客,采取的都是这种做法。
伍子胥父兄均被楚平王无辜杀害,伍子胥奔亡吴国,借吴之力攻入楚都,“乃掘楚平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然后已。”(《伍子胥列传》)李广“即请霸陵尉与俱,至军而斩之。”(《李将军列传》)主父偃为齐相,到达齐地之后,向昆弟宾客散发五百金,从此和他们断绝关系,不许再入家门,用以报复他在贫困时所遭到的冷遇。(《平津侯主父列传》)知恩图报和以怨报怨是相互联系的两个侧面,往往在一个人的身上同时体现出来。苏秦对于借给自己百钱的人以百金相偿,而对在危困时几次要离开自己的随从则一文不赏。(《苏秦列传》)范雎奉行的人生哲学是“一饭之德必偿,睚眦之怨必报”,因此,对迫害过他的魏齐、须贾,或令其死,或令其辱,而对搭救过他的王稽、郑安平,都请求秦王委以重任。
(《范雎蔡泽列传》)三是士为知己者死,为报答知遇之恩而赴汤蹈火,甚至不惜献出自己的生命。这是知恩图报的升华,是它的极端形式。司马迁在《刺客列传》和《报任安书》中两次提到“士为知己者死,女为说己者容”,他本人是赞成这一信条的。《刺客列传》中的专诸、豫让、聂政、荆轲等人都是为知己者死;《孟尝君列传》中的得粟者,《魏公子列传》中的侯嬴,《张耳陈余列传》中的贯高,也都是为知己者而死。《史记》人物形象还普遍存在富贵还乡的想法,这是他们共同的理想和追求。项羽在焚烧秦都咸阳后一心想东归,说道:“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谁知之者?”(《项羽本纪》)项羽的这番话很有代表性,道出了绝大多数人的心理。司马迁也写了许多人衣锦还乡的场面,苏秦、刘邦、司马相如、主父偃等人的传记都有这方面的记载。苏秦富贵还乡,笑视兄弟妻嫂前恭后踞的变化,抒发对世态炎凉的感慨。(《苏秦列传》)刘邦当了天子之后回到故乡,慷慨悲壮高唱《大风歌》,坦露对故乡刻骨铭心的思念之情。(《高祖本纪》)
《史记》中的人物既有鲜明的个性,又有普遍的共性,是共性与个性完美的结合。《史记》中有许多人物所做的事情相近,但是怎样去做,却是各人有各人的选择,各人有各人的方式。同是衣锦还乡,韩信显得雍容大度,不计私仇,主父偃却心胸狭小,报复心极强。同是知恩图报,豫让、贯高先是忍辱负重,顽强地活下去,关键时刻又死得极其壮烈;而侯赢、田光等义士,却是痛快地以自杀相谢。人物的共性寓于鲜明的个性之中,二者都得到了充分的表现。
司马迁在刻画人物时,采用多维透视的方法,他笔下的人物显露多方面的性格特征,有血有肉,生动丰满。项羽是司马迁着力最多的一位英雄人物,在他身上就可以发现多重人格。他喑恶叱咤,又言语呕呕。他爱人礼士,又妒贤嫉能。他是残暴的,焚烧咸阳,坑杀俘虏;他又是仁爱的,鸿门宴有恻隐之心,不杀刘邦,还时常虑念百姓疾苦。他有时与部下同甘共苦,分衣推食;有时又非常吝啬,已经刻好的官印不肯发给功臣,放在手里反复把玩。至于和虞姬悲歌唱和的场面,则兼有风云气和儿女情。这些相互对立的因素有机地集于项羽一身,使得人物形象具有丰富的内涵和深厚的底蕴,而且非常真实。对于李斯这个人物,司马迁反复刻画他外似刚愎而内实游移的矛盾状态:在农民起义风起云涌的形势下,他想知难而退,却又贪恋富贵,下不了决心;在赵高废立之际,开始像是要以身殉国,经赵高劝之以利害,马上退缩妥协;对于秦二世的无道,本想犯颜直谏,一旦二世责问,立刻苟合求容。李斯的双重人格表现得非常充分,一个内心分裂的可悲形象跃然纸上。司马迁在刻画人物时,一方面能把握他的基本特征,同时对其性格的次要方面也能给予充分的重视,多侧面地展现人物的精神风貌。
司马迁全面把握和充分展示自己笔下的人物形象的丰富性、复杂性,有的是在一篇传记中同时写出人物性格的几个侧面,有的则采用旁见侧出的方法,通过多篇传记完成对某个人物形象的塑造。旁见侧出法,又称互见法,即在一个人物的传记中着重表现他的主要特征,而其他方面的性格特征则放到别人的传记中显示。信陵君是司马迁最欣赏的一位人物,在《魏公子列传》中称公子者共
147次,写了他一系列礼贤下士的事迹,塑造出了一个光彩照人的形象。紧接着,在《范雎蔡泽列传》中,有一段和信陵君相关的故事:秦昭王为范雎报仇,追捕魏齐甚急。魏齐走投无路,和赵相虞卿一道向信陵君求援。“信陵君闻之,畏奏,犹豫未肯见。”魏齐听到这个消息自刭身亡,等到信陵君听从侯嬴的劝告决定接纳魏齐时,已经为时过晚。司马迁对信陵君爱之过深,他没有把这个有损于信陵君光辉形象的事情写入本传,而是采用旁见侧出法加以处理。《史记》人物形象具有多方面的性格特征,要把相关传记联系起来加以观照才能全面地把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