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峰踏上新“八千里路”:三十年变迁是最重要意义

2019-0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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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简介:1987年,凌峰与中新社伙伴一起拍摄<八千里路云和月>.受访者供图 中新网台北6月25日电 (记者 刘双双 刘舒凌)1987年,父亲以及众多老兵不可抵挡的乡愁让

1987年,凌峰与中新社伙伴一起拍摄《八千里路云和月》。受访者供图

中新网台北6月25日电 (记者 刘双双 刘舒凌)1987年,父亲以及众多老兵不可抵挡的乡愁让台湾艺人凌峰冲破重重阻碍,拍摄出惊动台港及海外华人社会的电视片《八千里路云和月》,也冲开台湾艺人赴大陆拍片的法令限制。

30年后,过了古稀之年的凌峰决心再行“八千里路”,要从30年变迁里窥探中华文化脉络。

“老‘八千’和新‘八千’是连在一起的,中国30年的变迁是最重要的意义,我希望用永恒的影像来记录变迁的中国、变迁的两岸、变迁的世界。”近日,在位于台北信义区庄敬路上的公寓楼中,凌峰接受中新网记者专访,讲述《八千里路云和月》背后种种冲突、曲折。

30年后,凌峰再次拍摄《八千里路云和月》,寻访昔日采访对象。受访者供图

“八千里路是两岸共生的孩子”

父辈们隔不断的乡愁,是凌峰在拿过金钟奖、歌唱演艺事业攀上巅峰之际,不惜转身来冲撞体制、跨界拍摄《八千里路云和月》的动因。

1945年生于山东青岛市,本名王正琛的凌峰在4岁时随父迁来台湾。自幼居住在台北眷村,他成长于浓浓的思乡氛围中,见过父辈唱着《我的家在松花江上》泪流满面的场景,也曾陪父亲在香港踮起脚尖远眺大陆,《黄河》《梁祝》让他和友人听得热泪满襟。

凌峰再拍《八千里路云和月》,关注中国三十年变迁。受访者供图

1983年,凌峰已罹患癌症的父亲辗转回山东探亲,达成心愿的老人当年在台去世。外省长辈返乡的急迫感催促着他,“我要完成父母、完成所有眷村人的乡愁”。少年时曾“耍过太保”、一路在“跌倒、爬起”中成长,凌峰一向是想别人不敢想、干别人不敢干的事情;这一次,他决心要到大陆去拍电视片,用台湾人的视角纪录祖国山河,纾解乡愁。

在当时多数人看来,这是毫无可能的事。但凌峰在东京和大陆方面驻日使馆沟通,与梁立基等友人细腻的筹划下成行:1987年11月11日,凌峰和摄制组分别绕道转赴大陆。

“‘八千里路’是两岸共生的孩子。”回忆起这段往事,凌峰说,当时台湾对大陆的政策正在松动,但如果没有大陆相关部门以及合作伙伴中国新闻社的共同付出,就没有“八千里路”镜头下那么多的故事和浓浓乡愁。

拍摄的过程已非一帆风顺,“摸着石头过河”的凌峰既是制片人也是主持人,看似熟悉实则陌生的事物太多,性格略火爆的他要克服重重困难;也因此,多年后他对于中新社时任副社长陈光忠、提供技术保障的王楠等伙伴的一路协助仍深深地铭记在心。

另一面,他筹谋着如何突破禁令实现在台湾播出。两年里,在各方友人支持及谋划下,凌风于蒋经国去世后回台径赴灵堂祭拜、顶住军情局长指责在全台南北街头开巡回说明会、在“立法院”举办“不要让历史嘲笑我们”听证会等;经过各种折冲、抗争,“八千里路”终打开一扇大门,台湾当局1989年4月修改法令,取消媒体赴大陆制作电视节目的禁令。

同年6月2日起,片长1小时的《八千里路云和月》每周五晚上在被称为“老三台”之一的台视播出,这档介绍大陆风土民情的电视节目产生了始料未及的效果。

凌峰接受中新社记者专访,讲述自己在台北眷村长大的故事。刘双双 摄

“用另一种视角讲述中国”

“(‘八千里路’)明天要播哪里啦?”“明天是播你家乡湖南了吧?”出身眷村的凌峰,用熟悉的湖南口音模仿当年国民党中常委等高层开会前热聊《八千里路云和月》的场景。这成了政界高层不能返乡、却难抑乡愁的寄托,也让多年被禁止播出的《东方红》《黄河》等配乐跨越了海峡。

“‘八千里路’是应民意的需求、时代的需求推出来的。”熬过两年的压制,凌峰将当时的反响归功于同情票:“这是第一个台湾人用乡愁拍摄的‘八千里路’,片子带着情字,所以一个不留神就造成了轰动效应。”

此后,凌峰每年投入一半以上时间在大陆奔波拍摄,天南地北包括许多偏远小乡村都留下了他跋涉的脚印。崔健、巩俐、王洛宾、张百发等各领域代表性人物都进入镜头,他们的故事和时代风云都在风趣的旁白、移动式的现场采访中传递到宝岛与海外华人社会。前前后后共播出300多集,沉淀下来的影像资料在很多方面可说是独一份的珍宝。

凌峰在片库里向中新社记者讲述《八千里路云和月》背后的故事。刘双双 摄

例如,1987年,苏州一个学唱评弹、名叫王佩瑜的9岁女孩进入到凌峰镜头。10年后,凌峰再度寻访,发现她已进入上海戏曲学校;如今更已是顶着余(叔岩)派第四代传人、“梨园小冬皇”、“当今坤生(女老生)第一人”等光环的京剧名角。

2016年初,在中华文化人物颁奖礼上第三次见到王佩瑜,凌峰进一步得知,“粉丝”众多的“瑜老板”正用时尚的方式弘扬传统文化;她还专程赴美国南加州大学学习影像,只为用更现代的方式传承戏曲。

“这就是变与不变。”从王佩瑜身上,笃信大历史观的凌峰看到苏州人30年的变迁,乃至于这座2500年古城开发与保护的矛盾。他说,三十年后重走“八千里路”,最大的价值与意义就在于“变迁”二字。

“大陆这三十年,翻开历史,前所未有。”凌峰认为,从历史影像来说,最有价值的是,自己有机会记录下这前后的变迁。

“谁会想到,当年帮助我拍摄的合作机构今天会在台湾采访我。谁又会想到,如今微信支付在大陆已经如此普及,甚至卖地瓜老农都在用。”他说。

凌峰播放着手机里保存的《八千里路云和月》的历史影像,若有所思。刘双双 摄

“功成不必在我”

《八千里路云和月》改变了凌峰的生命轨迹,也敲开了一扇又一扇两岸文化交流的大门。1991年他促成两岸共同创立“希望工程海外爱心基金”、同年主持希望工程百场巡回义演,协助杨丽萍、腾格尔等赴台,云门舞集、小虎队实现登陆演出。

2000年以后,凌峰逐渐淡出公众视线,却从未闲下来。他带着记者走进自家公寓专门留出来、保持恒温恒湿的片库,满满一屋不同格式的原始影像带,每一盒都清晰地编码、记录下拍摄时间及内容;近些年更是投入了大量时间和资金,将这些珍贵的母带一一转化成数字格式。

这当中,有1980年代初留下来的综艺节目的母带,例如凌峰的好朋友邓丽君参加活动的影像,主要的还是在大陆拍摄的电视片。他说,带子质量都很好,他们是公共财产;往大了讲,就是民族化,我要替华文、汉学、影像历史留存一份记忆。

凌峰接受中新社记者专访,讲述拍摄《八千里路云和月》背后的故事。刘双双 摄

30年过去,凌峰初心未改,希望做两岸文化交流的“摆渡人”。他说,时间给了自己成长和力量,大陆山川大河与多元文化成就了“八千里”。“现在重拍《八千里路云和月》,我需要打败的是我自己”;中国已成世界机会之国、智慧之国,需要大历史观和文化积淀,他追求变化却有些跟不上变化。

当下,有些固执己见的凌峰为了不在拍摄上受制于人,卖掉了一套北京的房产,而不愿引入外部资金。“新八千路”会拍成什么样,又会以怎样的形式、在什么平台播出,一切都尚存变数。

李可染、冰心、王洛宾……记者临走前,凌峰打开手机中收录的历史影像,讲述起当年拍摄采访这些人物的情形依旧激情满怀。“功成不必在我。”充满紧迫感的凌峰说,他只有先拍下来再说,未来会证明这笔历史影像的价值。(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