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母亲马誉炜 佩带党徽的父亲母亲

自打记事起,有一件时常使我感到颇为自豪的事,就是我的父母都是中国共产党党员。母亲虽然不识字,又一直在农村,但比父亲入党还早,是在家乡刚解放的1947年入的党。父亲在旧社会上过几年私塾,上世纪50年代初入党后就参加了革命工作。

父亲年轻时,到东北当过劳工,居无定所,颠沛流离,真称得上衣不蔽体、食不果腹,还常常要挨日本鬼子的皮鞭。父亲曾眼睁睁看着几个同龄乡亲被鬼子当成寻欢作乐的靶子打死,鬼子还把修完秘密工事的数百个劳工用铁丝穿进肋骨,活活扔进“万人坑”中。母亲3岁时外祖母就病逝了,10岁时外祖父累死在天津拉黄包车的路上,孤苦伶仃的母亲从小跟着邻里乡亲逃荒要饭,四处躲避日本鬼子的烧杀抢掠。

经历过严寒的人更知道太阳的温暖。我在父母身边生活了将近20年,最大的感受就是他们对党的那份真挚情感。父亲常对我们兄妹说,没有共产党,就没有咱们这个家。旧社会亡国奴的滋味不好受,是共产党、毛主席领导穷人闹翻身、求解放,才有了安居乐业的幸福生活。母亲常说,你们要懂得报恩,先要报的就是党恩。无论干啥,都要对得起党;因为党就代表了人民的利益。

依稀记得,多少个夜晚,在昏暗的油灯下,我们按照母亲的要求,给她读《党章》,读毛主席著作,还有关于计划生育、农村文化活动的那些材料,母亲一字一句听得特别认真,时而紧皱眉头,时而笑容满面。母亲长期担任村里的妇联主任,谁家婆媳不和了、哪家有家庭暴力了、哪里发生邻里纠纷了,母亲就忙着去调解,经常顾不上吃饭、睡觉,但她却乐此不疲。

有一年夏天,我大哥生麻疹、发高烧,持续数天不见好转。而母亲除了照看孩子,还要带领乡亲们“三班倒”抗旱浇地,5岁的大哥因医治不及时而夭折了。那是父母成家后第一个孩子,在他身上寄予小家庭多少希望!母亲为此事经常愧疚,从此也落下了一遇急事就想小解的毛病。

我参军后,本来坚强的母亲变得柔弱起来,在兄妹几个中母亲为我流的泪最多。我参军离开家那天她流泪,随部队去唐山抗震救灾她流泪,在救灾一线火线入党了她流泪,提了军官当上排长她流泪,回家探亲的战友去看她也流泪……

那年军校毕业后,组织上决定让我随集团军侦察大队去西南边陲执行重大军事任务,我最担心母亲知道受不了又会流泪,临战训练阶段,在写给父亲的信里特意叮嘱暂时不要告诉母亲,等我到前线适应一段后再说。可不长时间,父亲就来信了,说母亲知道了,她这次没有流泪,而是说儿子本来就是国家的, “养兵干日,用兵一时”,到了前线要好好干,千万别总挂着家里,要轻装上阵……

父亲曾在两个乡担任过党委书记,后又在县水利局工作。在我的记忆中,他与普通百姓最大的区别,就是有一辆破旧的永久牌加重自行车,父亲骑着它长年累月、风雨无阻地穿行在冀南平原那块土地上。1962年,党和政府号召减少城镇人口,动员干部家属下放回农村,父亲二话没说,第一个响应党的号召,安排母亲带着我们兄弟几个回了农村老家。

父亲工作很忙,经常与百姓实行“五同”。记得他给我说过,某村一位车姓老伯,常年有病,眼神不济,家境困难,破草屋子脏得下不去脚,村里干部见了他都绕着走。

父亲却把他家定为自己的联系户,在他家里一住就是半个多月,进门就盘腿儿坐在炕上,与老伯拉起家常,倾听他的困难,一起吃苦菜团子。后来父亲等乡干部带头捐款,帮助他家盖了新房,还为他寻医看病,使这位车大伯很受感动,多年后还和父亲保持联系。

我二哥高中毕业那年,省里水利系统决定招收一批参加过水利工程劳动的青年农民转为职工,常年担负水利设施维护任务,这对那个年代想跳出农门的小青年来说真是天大的好事。

当时父亲是县水利局的领导,直接负责这件事,按说借机给二哥留个指标应该不是难事。但父亲没有那样做,而是把指标全部拨给了一线水利民工骨干,他一个个按照历年资料审查把关。邻村有个连续多年参加水利工程的骨干叫于章,祖辈都务农,吃苦耐劳,只是因为家庭条件不好,都30多了还找不上对象,享受到这一政策转上正式职工后,很快成家有了孩子,惹得乡里乡亲很是羡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