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冬苓剧本 赵冬苓:《红高粱》剧本60万字无水分

由莫言同名小说改编的电视剧《红高粱》正在东方卫视、北京卫视等一线卫视热播,不同于张艺谋电影版的写意风格,电视剧版加入了多条故事线和翔实情节,整部戏人物多达58个。对于这部60集的长篇剧作,编剧赵冬苓给自己打了85分。她对《中国新闻出版报》记者说:"莫言非常放任我们去改编,我们是很大胆地踩在巨人的肩膀上往上爬。全剧60多万字,一点水分都没有,故事非常紧凑、饱满。"

电视剧要有"烟火气"

相比电影版《红高粱》的荒凉、空旷感,电视剧里的高密县给人的感觉则要热闹许多。不仅朱豪三、大少奶奶、张俊杰这些新增的角色大大丰满了那个年代的众生相,高密县独特的风土人情也让电视剧多了一个看点。

关于这样的差异,赵冬苓强调"烟火气"对电视剧来说非常重要。"电影由于篇幅等限制,可能追求一种意象就好,没必要表现出非常扎实的故事和社会关系,但是电视剧肯定在这方面有要求。"赵冬苓认为,电影版拍得很好,时隔30年依旧值得赞叹,而电视剧的艺术要求与之不同,"我们需要把人物放在一个很有烟火气的地方,这样才能讲好故事。

因此电影将发生地背景放在陕西,电视剧则放在山东。陕西是蛮荒之地、黄土高坡,山东则是生机勃勃,有着各种复杂的社会元素"。

为了让作品更有"烟火气",电视剧还一改电影版的思路,选择从九儿的女性视角出发,而非男主角余占鳌。赵冬苓表示,这是她创作之初就想好的:"余占鳌是土匪,为了不拖累他人,做土匪时第一件事就是要隔断社会关系,而九儿却一直生活在民间。电视剧要铺排各种社会关系,无疑九儿这种有丰富社会关系的人物更适合长篇巨制。"

这种"烟火气"更直接地投射到主人公九儿的创作上。此前,在赵冬苓的创作中,《母亲母亲》《北方有佳人》《叶落长安》中的女性角色均比较方正大气,但《红高粱》中的九儿,却是她笔下的头一个叛逆的角色,剧中出现了九儿给土匪出主意敲诈自己的父亲,及其忍无可忍不得不设计反击嫂子等情节。

对此,赵冬苓向记者坦言,现在的观众更喜欢的是那种能力、审美和道德水准和自己更接近,或者只是稍微高一点的人物。"如果太高了,观众只能膜拜,就不亲近了。我改编《红高粱》以后,在创作风格上有了较大的转变,把自己‘端’的东西放下来了。"

不仅是九儿,剧中其他的角色均极具个性。余占鳌阳光、阳刚、爷们儿,但也冲动、易怒、匪气十足;淑贤是代表封建传统美德的人物,但为了保住家产继承权,多次陷害九儿;朱豪三为民做事,不惧强权,但是行为乖张,做事极端。每个人物心里都有自己的"小九九",他们的闪光点不在于道德的完美,而是在家国大义面前,把个人私心退居次位,这样有血有肉有欲望的人物更加鲜活真实。

"改好无功,改糟有过"

众所周知,接手高人气作品的改编,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更不用说是《红高粱》这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作品。"改好了会说是莫言作品好,改不好会被骂。"赵冬苓曾为此担心,但最后还是放下私心接了这个本子,"我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和承受能力,大家去说好或者不好,或者捧上天或者骂得狗血淋头,有自己对它评价就够了。"

据了解,赵冬苓是从去年5月开始写剧本的,当时连演员都还没有确定,而为了赶上高粱长得最好的时候,电视剧在9月就必须开拍。也就是说,赵冬苓在3个多月的时间里写了60万字,可见压力之大。

重压之下,写着写着"卡壳"了更是常有的事。"我在写抗日这一段停了很久,大概有七八天,反复地写,就是不希望写出来后只是一般的抗日戏。"不过,最后的成稿,赵冬苓和导演郑晓龙都很满意,不仅投身抗日的余占鳌、九儿等有血有肉,连日本侵略者也有全新的形象刻画。"剧中的塚本是一个日本的爱国理想主义者,我们也想写出在非正义的战争中,他的政治理想是如何一步步破灭并将他变成恶魔的。"

赵冬苓直言,电视剧版《红高粱》没有妖魔化侵略者,更不会神化抗日军民。"当时抗日打得很艰苦,不可能是像抗日神剧那样手撕、一扫一大片,那个真的是拿抗日战争当笑话。我们是很认真研究了,最后我觉得还是比较满意。"

当然,好的作品需要不断地打磨。开拍之后,剧本还在不断修改。赵冬苓透露,郑晓龙是一个特别较真儿的人,对情节的合理性要求十分严谨,这让写作时容易天马行空的她也学到不少。"我原来第一集设定的开场是打更的人发现前任县长被吊死了,然后就开始叫‘土匪来了’,满城鸡飞狗跳。我对这个开头很满意,但是郑导认为不合理,说刚打更不可能立马就鸡飞狗跳。我说观众不会在意的,但他说不合理。在这一点上我也学到很多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