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昆再婚 杨振宁夫妇今日到昆“没遇到翁帆也会再婚”
焦点人物杨振宁、翁帆夫妇将于今日(10月28日)到昆出席云南师范大学70周年庆祝活动。 杨振宁、翁帆夫妇 2004年,第一位获得诺贝尔奖殊荣的华裔科学家杨振宁以82岁高龄迎娶28岁的翁帆,这桩美事一时成为华人世界茶余饭后的话题。
近日,杨振宁到新加坡接受南洋理工大学名誉科学博士荣衔,他接受《联合早报》专访,畅谈自己当时如何决定再寻第二春、思考“老少配”。
他说:没遇到翁帆也会再婚。 曾想入住老人村找个寡妇结婚 记者:不少东方人认为人年届暮年,配偶离世,就应该孤孤单单终老。
不这样做,会让人侧目。这是为什么四年前当你决定再婚,会引起世界华人舆论沸腾。然而,现在看你再婚这四年,人显得利索灵敏,状态很好,这证明了你再婚的决定是正确的。想请问在再婚前,你是怎样思考这件大事。
杨振宁:你的问题问得很好。年龄相差太大,代沟让两个人对事物的看法不一样、价值观不一样、习惯不一样,这样的婚姻容易发生问题,是毋庸置疑的。当然,年龄相同,或者年龄相差少过10岁的婚姻也会发生问题,但是几率没有那么高。
不过,这也不能一概而论。我和翁帆的婚姻基本上没出大问题,只有一些小问题,这可能与我们两人的个性有关。 我常和翁帆说,杜致礼(杨振宁亡妻)不在后,我如果没有和她重逢,我会不会和其他人结婚呢?我想我是会的。
我认识英国一位非常有名的物理学家派尔斯(Rudolf Ernst Peierls,1907~1995),他比我大十几岁。
派尔斯和妻子有一段非常美满的婚姻,妻子故世后,他还活了十几年。这十几年,他很孤单,一个人在家做饭,自己照顾自己。
每年他到世界各地去看孩子、朋友,多半时间,自己住在英国。我想,我是不愿意过像派尔斯那样的生活。 十多年前,我曾经和杜致礼去探望美国佛罗里达州一个老人村。
那里有千多户人家,都是退休人,我们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Stony Brook)有些教授退休了也去了那儿。我们在那儿发现一个现象,就是好些丧偶的朋友,都在那儿再婚了。我想,如果没有碰到翁帆,我也许会搬去那儿,住些时候,也许就跟当地一个寡妇结婚。
总而言之,我不愿意过派尔斯丧偶后那样的孤独生活,那不符合我的个性。 只忧虑年龄不怕人言可畏 我查了一下统计,了解82岁的人平均可以再活六年。
六年是个平均值,这表示有人一年就不在了,有人可以多活10年。我和翁帆已经结婚四年,情况还很好。我又查了一下统计,一个86岁的人,平均还可以活五年,我能活到90多岁的可能性相当大。
两个人如果在30岁左右结婚,他们的婚姻生活是几十年的事情,以我这个年纪再婚,很少再有10年以上的婚姻生活。
你听过陈香梅和美国飞虎队将军陈纳德的故事吧。两人年纪相差33岁,结婚了10年,陈纳德64岁离世,那年陈香梅32岁。 我和翁帆是1995年在汕头大学初识,真正的认识是2004年她给我写了一张贺年片,寄到美国去,再转寄到香港。
我后来给她打了电话,约她来看我一下,她就来了。那之后的几个月,我对她有了更多了解。我们之间年龄的巨大差异是我始终考虑的重要问题,除此,没有其他问题。
忧虑年龄的差异,我并不是怕人言可畏,说我和年轻人结婚是不道德的事。我最担心的是,我不在的时候,翁帆还很年轻,我无法照顾她。
无法和她在一起太久,是我决定再婚最大的忧虑。 记者:后来你是怎样解除这个忧虑? 杨振宁:我想了很久,后来想通了。
我告诉翁帆,我不在的时候,她可以再婚,那样就有人照顾她了。翁帆说,我不可以这么说。我说,这话是年纪大的杨振宁说的,年轻的杨振宁是不会这么说。对我来说,婚姻生活里,负责任的心理是一个重要环节。
能和翁帆在一起是巧合 记者:你对杜致礼的期待显然跟对翁帆的期待不同,是吗? 杨振宁:当然。
主要原因跟杜致礼和翁帆无关,问题在我这边。和杜致礼结婚时我年轻,和翁帆结婚,我已经年纪大了。年纪轻和年纪大处理起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很不同的。我觉得处理这样的事情,我现在比从前聪明了。 记者:怎么说呢?你的“聪明”指的是什么意思? 杨振宁:就是我刚才说的那句话,结婚成功最重要的原则,就是得要能够接受你后来发现的关系跟你当初想象的不完全一样。
你得要能接受,而且得要能彻底的接受。这个观念是我累积了几十年的人生经验和教训得来的,所以,我变聪明了。我认为一个聪明的人,他后来的婚姻会比较成功。有人曾经研究过这个课题,发现第一段婚姻的不成功率是比第二段婚姻的不成功率来得高。
记者:你可以举些和翁帆生活在一起后,体验到与你预期不同的例子吗? 杨振宁:我想不到什么太具体的例子,都是些小事。
我一直觉得自己是个很幸运的人,除了翁帆,我不容易另外找一个像我现在一切都很顺利的配偶。能和翁帆在一起,实在是个巧合。 (羊城晚报 新华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