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先达梁效 范达人:“梁效”几篇重点文章的写作经过 (第3页)
邓小平在受到毛泽东严厉批评后,约于1976年2、3月间承认自己犯了路线错误。这是李家宽向“梁效”成员传达的。
“天安门事件”后,中央公开点了邓小平的名,罢了他的官。我们的文章想说邓小平是“天安门事件”的总后台,但是,后来听说事发那天,邓小平既没去天安门,也没有在幕后指挥,而是到前门饭店理了发。因此,我们只好说他实质上是后台。
四、《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
粉碎“四人帮”后,《光明日报》1976年10月4日发表的《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一文,被定性为“四人帮”的篡党夺权动员令。因此,起草这篇文章的我们小组首当其冲,受到猛烈冲击。
毛主席逝世后,《光明日报》向“梁效”约稿,要我们写一篇悼念毛主席的文章,主要谈谈“按既定方针办”的问题。李家宽问我们组能不能写。
对毛主席逝世,我个人已在北大校刊上发表过一篇悼念文章,题为《敬爱的毛主席啊我们永远忠于您》,刊登在1976年9月16日的《新北大》上。当时我崇拜毛泽东,认为他是当代最伟大的人物。尽管文革初期,我受到冲击,遭到批斗,但是,随着运动的发展,我的思想逐步被其征服,完全接受了他的理论。
我认为毛泽东知识渊博,文史哲造诣深,对中国革命有巨大贡献,对世界亦有广泛影响。他的逝世,犹如巨星陨落,令我悲痛不已。这篇悼念文章充分表达了我当时的思想和心情。
对《光明日报》的约稿,我却兴趣不大,因为此时我正准备赴波兰工作,整天在学习英语。现在,李家宽既然找到头上,那就写吧。我便将此事告知两位组员何芳川和陈先达,他们也是持“要写就写吧”的态度,不甚重视。不久,《光明日报》副总编辑孙关龙应约来到“梁效”驻地,与李家宽和我们小组的同志一起讨论文章的主题。
孙一开头说:“按既定方针办是毛主席晚年的一项重要指示,因为1976年9月16日《人民日报》社论将这句话用粗体字刊出。”我对此也深信不疑,早在8月份,我已从《人民日报》一位朋友那里得知华国锋在全国计划工作会议上传达了毛主席的两点指示:“国内问题要注意”和“按既定方针办”。
9月20日上午9时,汪波清、孙关龙在光明日报社对我、陈先达、何芳川等人谈了对该文的要求。孙关龙说,我们理论部几个同志研究了一下,这篇文章不对毛主席这一指示作解释,而要歌颂“按既定方针办”这六个字的伟大意义,这六个字,字字千金,要歌颂毛主席的丰功伟绩。
接着,孙关龙对文章的路子、内容提出了比较详细的提纲:首先谈谈“按既定方针办”的伟大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不仅管我们这一代、下一代,还要管世世代代。违背这一点,党就变修,国就变色。
然后谈谈为什么必须“按既定方针办”。回顾党的历史和国际共运史的经验教训。毛主席已经为我们制定了一整套方针,歌颂主席思想的伟大发展。违背就失败,遵循则胜利。在社会主义时期,就是按党的基本路线办。
再谈谈怎样“按既定方针办”。一是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二是加强党的领导,坚定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当前,在国内要批邓,在国际要坚持反对苏美两霸。最后要强调,不斗争就不能进步,要树立必胜的信念。
汪波清补充说,最有说服力的是毛主席领导下取得的成果,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遗产。蓝图已绘好,问题是坚持“按既定方针办”,而不是另想一套。过去的历史证明了这一点,以后还是这样,要鼓舞必胜的信念。孙关龙还谈到国际共运史的经验不太好写,马恩逝世后,列宁坚持马克思主义,取得了革命胜利。斯大林逝世后,出了赫鲁晓夫。汪波清说毛泽东思想现在深入人心,马恩那时两个人,现在八亿人民掌握了马克思主义。
在讨论结束前,汪波清把师海云找来,请他念了一遍华国锋在计划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记录,其中传达了毛主席“按既定方针办”的指示。孙关龙和汪波清还给我们看了新华社内参关于对“按既定方针办”的反应。
文章大意明确后,我对何芳川说:“你先起草,然后我们大家修改。”那时我只想尽快赴波,已经心不在焉。何说:“行,我起草。”并说:“这不是什么大文章,几千字就行了。”初稿完成后,由我执笔修改,我未作大的改动,只作了一点非实质性的文字润色。
这篇文章便于9月24日左右定稿。经李家宽等人同意后送《光明日报》。9月30日下午,迟群电话告李家宽:“我太忙,没时间,那四篇稿子(包括《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一文)不看了。
你们看了,可以发。”同日,《光明日报》排出清样,让我们再审一遍。清样复审后立即退了回去。10月4日,《光明日报》在头版头条显著位置予以发表。该文的标题是我起的。这篇文章的写作经过就是如此,并非江青或迟群、谢静宜授意。
粉碎“四人帮”后,工作组责令我们写作组交代“四人帮”是如何授意写作此文的。中共中央文件、中央报刊文章把这篇文章定性为“篡党夺权的动员令”、“矛头指向华国锋主席”等等,真是令我啼笑皆非。后来,上面还要《光明日报》总编辑莫艾和他的副手孙关龙交代与“四人帮”的关系。此事审查了多年,也没查出“四人帮”与这篇文章有何直接关系。
当时,对我们施加压力最大的莫过于华国锋主席,他一口咬定我们这篇文章的矛头是针对他的,这就将我们置于反党反革命的绝境。
当时,我基于对毛主席的信任和尊敬,同样也信任和尊敬华国锋,拥护他出任要职,丝毫没有反华之心。甚至在修改《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一文时,我还按照华国锋在毛主席追悼会上所致悼词的提法,作了变动,如第四段“亲自领导了秋收起义,建立了第一支工农红军”,在文章的第十二段,我加了一句:“并在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暴风雨中考察和锻炼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在通稿时,我举例说:“譬如华国锋同志就是久经考验的,是毛主席亲自选定的。”我拥护他还唯恐不及,又怎能去反对他呢。
实际上,从范硕所写《“四人帮”覆灭记》等材料反映的情况看,当时高层的政治斗争也渐趋尖锐化,华国锋等人只是将《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一文作为粉碎“四人帮”的行动借口,这大概才是历史的真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