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前竹山四大家族】湖北竹山名人

权倾朝野——擂鼓台朱氏

灰墙黑瓦，木门石阶，低矮的房屋与周围民房并无二异，斑驳的墙面凸现着历史的沧桑……“谁能想到，这就是曾出过清朝高官朱大润、民国高官朱树声、朱士烈的朱氏一房的老宅。”站在同族前辈的老宅面前，擂鼓中学的退休教师朱德志感慨不已。在擂鼓台，朱德志、朱世兴等朱氏族人向记者讲诉了擂鼓台三代高官朱大润一族的故事。

朱德志介绍，据现存资料及朱氏后人回忆，朱氏一族入宦为官的经历应从朱大润开始。其生卒年不详，在家排行老大，人称“大老爷”，清末秀才、进士，曾任东北奉天府道台。光绪年间，其向往西学，积极实行实业救国，在为官当地声名颇丰。

朱树声是朱大润的大儿子，生于1889年，派名志桐，字韵生。先后任辽阳辽源地方检察厅检察长、奉天高等检察厅检察长、直隶高等检察厅首席检察官，曾赴日本考察司法。抗日战争时期，调任行政法院评事兼国防部中将军法官。战后破“司法官回避本籍”例，任湖北高等法院院长。

淮海战役后，即辞去湖北高等法院院长职务，以行政法院评事名义迁居广西柳州。1949年，出任司法行政部常务次长。重庆解放前夕，国民政府将其家属送往台湾，并再三电邀他离渝飞台，朱不为所动，并嘱所属坚守岗位，妥为保护全部物资及重要文件档案，等待解放。

1936年，在朱树声任江苏省高等法院院长期间，国民政府制造震惊中外的“七君子”案，朱树声毅然宣判七君子“爱国无罪，予以释放”，声名大振。为了伸张正义，营救“七君子”，宋庆龄、何香凝、胡愈之、胡子婴等十六人发起了著名的营救活动。

朱树声应其所求，准许他们的代表到监狱看望“七君子”后返回上海。“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国内形势发生巨大变化，团结抗日的局面基本形成，国民党政府不得不通过江苏高等法院，于7月31日，将“七君子”具保释放。从朱树声在此案审理过程中的处理情况来看，与国民党顽固派的态度是有所不同的，对“七君子”的胜利出狱起了一定的有益的作用。

1950年初，朱树声回湖北武昌，湖北省人民政府以爱国民主人士给予参事职务。1954年病逝于武昌，享年65岁。

朱树声长子朱士烈，1915年生，现居台湾。因历史原因，其现存资料极其有限，具体经历不详。2011年6月21日，台湾地区领导人马英九曾发布嘉奖令，明令褒扬朱士烈，褒奖令全文为：

前国民大会秘书长、总统府前国策顾问朱士烈，才略渊弘，体度贞正。少岁卒业国立武汉大学法律系，旋获司法官高等考试及格，投身刑事案件审理，惟明克允，早擅英华；行宪伊始，膺选第一届国民大会代表，敷陈谠论，宣勤宪席。政府播迁来台，历任各级法院法官、首席检察官暨司法行政部监狱司司长等职，详赡精审弥彰佳绩，周密严谨以成志业，平亭曲直，期臻至当；

筹谋开放式外役监，锐意狱政兴革事宜，远图长虑，领异拔新。嗣出任国民大会主席团主席暨秘书长，推动达成程序修宪任务，建立资深国代退职机制，调济折冲，计议输策；协和同寅，迭孚众望。晚岁应聘总统府国策顾问，老成匡辅，志切邦国。综其生平，法界挹其风猷，遐迩羡其声采，秦庭朗镜，誉隆德劭；遗绪遐福，贻范古今。遽闻修龄怛化，轸悼弥殷，应予明令褒扬，用示政府崇礼耆贤之至意。

根据褒扬令，我们可以对朱士烈的经历有大致了解：毕业于国立武汉大学，曾当选第一届国民大会代表。后在台湾历任各级法院法官、首席检察官暨司法行政部监狱司司长，晚年被聘为政策顾问。据其族人回忆，其亦曾担任台北市长、国民大会秘书长等职务。

说起朱士烈当选第一届国民大会代表，许多竹山人对此记忆犹新。1947年，国民党在全国各地上演了一场竞选“国大“的闹剧，初时，竹山各界都在为曾被国民党政府选定为“代表竹山”的参议院议员崔学礼大造声势。崔与得胜人袁璞山竞选，激战正酣，不亦乐乎。

不料同年三月，竹山党政要人靖正福、江心如等人到武昌开会，应时任湖北高等法院院长朱树声邀请，入府用宴，崔学礼亦在其中。席间，朱士烈突然表示要参选“国大”代表。席间众人均表示支持，崔当即表示退出竞选“国大”，改而竞选“立法委员”，为朱士烈竞选腾出位置，减轻竞争。至此，“国大”代表的竞争双方变为袁璞山和朱士烈。

靖正福等人回到竹山后，积极为朱士烈竞选大造舆论，并同各方联系，请求支持。其时，“国大”代表候选人已圈定朱士烈，地方上的当权者如县长、书记长、议长等政治核心人物，都为朱士烈竞选尽心尽力。朱家动员本族解囊相助，变卖粮食，作为竞选费用，在每个选区对选民香烟招待。

袁璞山则更厉害，投票前夕，其在每一个选区设有一至三个招待站，备烟酒，设宴席，来者不拒。在选举投票的一天中，花费猪肉三百余斤，大米五百余斤，白酒二百余斤，香烟二百余条。非常滑稽的是：很多人却吃袁家席，投朱家票，让袁家十分恼火。

朱士烈的政治优势，到底击败了袁璞山的酒肉战术，竞选以朱士烈当选正式代表、袁璞山为候补代表结束。这场选举，也为朱士烈奠定了政治基础，为其后来的平步青云铺平了道路。

书香远扬——得胜铺袁氏

在竹山的一些文史资料中，称得胜铺袁家必冠以“书香世家”四字，但除袁白涛之外的文艺家，却鲜有记载。除袁白涛外，竹山人对此袁氏一族印象最深的人物当属袁观惠，其为袁白涛之父。其生卒年不详，《竹山文史资料》有零星记载，称其“学识丰富，为人谦虚，家道富有”。

其为晚清贡生，是竹山远近闻名的地主豪绅，人称“贡生老爷”。袁观惠身为地主，吃穿不愁，加之受过良好的传统教育，对子女的教育十分重视。子女自幼便读书写字，适龄则入私塾学习，稍有怠慢，则对其严加斥责。正是因为其严格的家风，为袁白涛后来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20世纪的开元之年，袁白涛出生在得胜，原名知炯，字衔，号辅华，幼年读私塾。1924年，考入湖北农业高等学堂就读。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与林育南、董必武、曹轶秋、刘子久、刘少奇等领导同志共事。上海“一·二八”事变后，袁白涛组织群众游行示威声援义勇军，被当局逮捕入狱。

其后更名“白涛”，号泪痕，沿用至逝，后以此名行世。西安事变后，袁白涛出狱，到武汉，奉中共武汉办事处主任董必武之令，到郑州十三军游击司令部任秘书，后转到洛阳抗战后援会、中共豫西特别委员会、洛阳八路军办事处工作。

又受中共河南省委书记兼八路军办事处处长刘子久委派到河南伊川、洛阳等地从事地下工作，任统战部长。身份暴露后，转入河北民军第一游击司令部任秘书，转战太行山一带，继而再度转入地下，公开身份为洛阳“益友商行”经理。

1940年冬，以“益友商行”为名的地下党组织被国民党特务破坏，袁白涛弃家只身逃往西安。为取得暂时安身保障，即以书画结识西安名流。1941年，因被叛徒出卖，其在西安被捕。在狱中仍时常作画，因给典狱长画一柄折扇，才被社会知名人士发觉而营救保释。

因受特务长期严密监视，无法与中共组织取得联系，在西安以卖画、教书为生。同时，袁白涛与著名画家叶浅予、张寒杉、赵望云结为画友，相互切磋技法。从此，开始了他创作和研究国画的黄金时代，其技法与意境而得到进一步升华。

袁白涛的绘画，被当时的西北和国内国画界所推崇，认为对历代花鸟画名家技法，摩研深透，撷取精英。加之广游名山巨川，阅历积深，师古不泥，用笔雄健，画风清雅，设色明丽，诚为熔传统与生活于一炉，卓然成一家之体。

新中国建立初期，袁白涛历任西北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秘书长，中国美术家协会西安分会办公室主任，美术工作者协会主席，西安各界人民代表，外宾招待委员会委员，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委员等职。60年代初期，袁白涛画作多次参加全国美展，并作为国礼赠送给来访的朝鲜贵宾。

1957年，袁白涛被错划为右派，1962年摘帽（1978年经陕西省委改正），下放到马岚农场劳教，仍经常作画写诗。后来调回西安建安建筑公司做工艺美术。公司的干部、职工业余从其学画者众。 1965年春节前，先生被遣返原籍得胜铺阴湾劳动改造，开始了生命中最灰暗的，也是最后的10年。

“文革”恶浪逐渐涌到农村，一个远房的孙子向公安人员检举，说袁白涛张贴反动春联。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乡里间种种无稽之谈，甚嚣尘上。说他是特务、叛徒、反革命分子，于是生产大队对他施行监督改造，命令他在夜里到孤山野坳去看守庄稼。

袁白涛受尽屈辱但处之泰然，照常作画写诗。著有《誊墨斋诗稿》、《落叶诗存》、《百花诗集》等论画，题画、记述，抒怀之作。他用老南瓜蒂代替金石，篆刻了二十多枚书画图章，部份印章刊附于《袁白涛诗稿》底页。

1975年5月16日，一生坎坷，晚景悲惨的袁白涛长辞人世，终年七十五岁。遗体被草草安葬于得胜铺山麓。

1979年，在庆祝建国30周年时，县文化局和文化馆举办书画展览，展出袁白涛作品近30幅。1981年，县文化局创作组收集整理了先生的诗稿二百余首，出版了《袁白涛诗稿》。2011年11月，《袁白涛遗墨》出版，著名作家贾平凹在序中感慨“珍珠误被以瓦砾而弃，珍珠毕竟还是珍珠，终有一日出土闪光。”

袁氏后人，一些继续聚居得胜，一些分布他地，各行各业均有，袁白涛之子袁修简，曾在县志办工作，撰写过大量文史作品，算是继承了其父文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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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华民国的历史,蒋宋孔陈的故事人尽皆知,他们权倾全国、富可敌国,几乎操持着整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命脉。而在竹山,清末至民国时期,同样有举县皆知的四大家族,他们分别是:城关镇杜氏、田家坝王氏、擂鼓台朱氏、得胜铺袁氏。

杜门一出堵河寒,王家钱财堆成山。莫看朱氏权势重,还是袁族书香远。数十年前的这首诗,形象地概括了竹山四大家族的特点和权势之大。他们或培植武装,独霸一方,或经商聚财,富可敌国,或左右逢源,身居高位,或耕读传家,文名远扬。其影响力遍布上庸,穿越郧鄂,波及全国。今天,让我们按照这首诗的顺序,透过零星的资料,穿越厚厚的历史烟尘,去回顾四大家族当年的历史轨迹

独霸一方城关镇杜氏杜氏,当时在竹山是屈指一数的豪富之家。世居竹山城新街大梵寺与山陕会馆毗邻,院宅占地约二十多亩(原配件厂),住宅建筑仿北平四合院式样,建有亭阁、书斋、客厅、青石花雕的八字门楼。门首有总统曹锟亲笔题字父子兄弟叔侄选拔金宇匾额(标志晚清会试得中科举,或捐银两取得功名)。

大门对面城墙上建修魁星楼,对人则以魁星楼代称杜家大院。宅东建有一进两栋两厢的杜氏宗祠,内设小学,名杜氏义塾。杜家在城关县门街、大街、南关、西关共有平房二十余栋,每年收租稞千余石。

北平亦置有房产。作为地方势力的体现,杜家的代表人物是杜子翼,发迹则由其父名杜树勋而起。杜树勋(1845-1938年)幼在竹山城关读书,1858年在武昌读书,1874年进京应试获进士衔。

1875年,李鸿章在天津设立水师学堂,杜树勋参加筹建工作。1880年(光绪六年)在北京筹建同乡会。1898年7月,在京师大学堂任职。此后,参加清政府在中央设立的资政院工作。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杜以湖北代表的身份出席会议,先后出任北洋政府众议院议员。

1914年,袁世凯下令解散众、参两院后,在临时政府任职。1915年,袁世凯称帝,湖北、湖南、广东、广西等建立讨伐军,杜在北京响应并支持蔡锷将军的活动。后继续在京任事,且与民初政要徐世昌、黎元洪、段祺瑞、曹锟等交厚。70岁寿辰时,上述人等皆致贺,所题贺联(辞)收入杜树勋《七旬荣庆录》(由北京永盛印书馆印刷)。

杜树勋的政治生涯,与民国的历史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在鄂、豫、川、陕、南京、北京一带为官数十载,在他当选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参议员前后名重一时,七十大寿时,京城二百多位名人和显赫政要为其赋诗题字,用大总统黎元洪、总理靳云鹏的话说,他是民国政坛上的长乐寿年的武库和文星魁首。

杜树勋的儿子们凭借先辈的权势和家财做官为宦,兄弟五人有四人在陕西、北平任职,唯独人称四老爷的杜子翼精心培植地方武装,发展个人势力,独霸一方。

民国初年,军阀混战,兵祸连年,竹山地处边远山区,交通闭塞,政府鞭长莫及,这种紊乱的时期,是杜子翼施展权术极为有利的机会。民国初年,杜子翼以维护地方治安为名,出任了第一区团总,初拥有武装团练一百多人。

他大力联络四乡有一定势力且掌握武力的头面人物,并豢养了一批亡命之徒,还组织了一个武术队,随身护卫。

1913年正月初二,杜借给县知事张冠斗拜年之机,打了张的一个门卫,意在显扬威风。张冠斗受辱后与杜争执,官绅权势之争遂发展成杜的团练与县府警卫的械斗,后经人调停,事态蛰息,但张、杜自此结仇。张冠斗先发制人,向省府密报杜私藏军火,图谋叛乱。杜被拘押后其父在京全力周旋,使其得以保释,不及半年又回到竹山。

杜遭挫折后即变换手法,拉拢执政者,广结夤缘,不久再度任一区团总。1918年,江陵人傅文焕来竹任县知事,为巩固统治,邀杜做自己的座上宾,杜的势力得到扩大。1921年,杜子翼帮助南区豪霸朱家齐消灭了敌对势力周彦刚,从此与朱结成同盟,进一步壮大了势力。

1926年,贺华、杨楚南、施季高等共产党员自武汉回竹开展农运。杜看到农民运动来势凶猛,便乔装拥护,伺机歼灭。施季高等顺水推舟,先假意与杜周旋,待1927年1月成立国民党竹山县党部时,突然宣布杜子翼欺压民众、鱼肉乡里的事实,将杜逮捕下监,一时四乡震动。

四一二政变后,全国出现反革命逆流。杜的侄儿杜达夫时任县自卫队二分队队长,率队驻田家坝。杜达夫以接受县人民自卫队改编为名于农历四月初八回城,与城内的县自卫队中杜的亲信(组成敢死队)里应外合,捣毁县监狱,救出杜子翼,接着捣毁县农会和县党部,县知事见势不妙外逃。

事成后,县自卫队完全由杜达夫控制,杜子翼先逃往得胜袁璜卿家暂观动静,后由地方头面人物接回城主持县政。此时,竹房三县不断遭溃军、叛军和股匪骚扰,省府鞭长莫及,只好顺水推舟,让杜代理竹山县长并兼房竹三县民团团长。

1929年,武长青就任竹山县长,杜子翼恃其根深蒂固而对武轻漫不恭。4月29日,武以请杜商事为名,诱杜至县署擒拿押监,并历陈杜之罪行,报省府请求处决。待批期间,武见杜内外均势力不薄,怕日后局面难以收拾,便收缴杜家一笔不菲的财产后借口有病而溜之大吉,县府总务股股长袁焕斗遂顶了武走后的空缺。

是年,杜所控制的常练队哗变,围攻县署,再次将杜子翼救出。杜出狱后,自认民团总指挥,收编保卫团,逼袁焕斗离开竹山,又一次大权独揽当上土皇帝。

杜独霸地方,早为上层行政当局所忌,县人亦屡屡请求对其惩治。1930年3月,杜被69师韩团长在竹山智擒并押解至郧阳。在副师长王怡群的力主下,杜子翼、杜达夫叔侄于五月初三被枪毙。

杜子翼死后,手下势力逐渐分崩离析,氏族虽仍颇有钱财,但为乡民所嫉恨,势力渐微,不足为患。

段祺瑞及黎元洪为杜树勋所题的祝寿帖 (章先和 摄)

富可敌国田家坝王氏

王三盛原是王应魁、王应荣、王应富三兄弟来竹山兴家创业以后所启用的商号。王三盛,在郧属六县颇有名声,是竹山的富豪之家。其后裔王立请宦途通达,从监察御史擢升为顺天府尹。

王应魁自称原记,直系四房:大房修记、二房怡记、三房恒记、四房信记。王应荣称达记,直系三房:谦记、明记,大记。王应富称鼎记,直系三房:和堂、清洁堂、二家堂。

王应魁原籍麻城县八角庙三盛湾人,生于1786年(乾隆五十年),世代务农经商,家道殷实。王应魁幼不好学,常受家长严加痛斥。继母对其恨之入骨,一天继母欲投毒致其死未遂,一怒之下,王应魁决定离家出走。临行前,为了表示决心,将读书砚池投掷塘内,对天发誓: 我王应魁死不归家,要回家除非石砚从水中漂起忿忿弃家离乡。

1805年(嘉庆十五年),二十岁的王应魁捡起昔日瞟学的铜匠手艺,走东窜西谋生。到了均县落脚,因手艺不高,制作的铜器不受顾客欢迎,生意冷落,无法生活。后流落到竹山南关一带住,开铜匠铺兼营豆腐店,大约一年多时间。

迁移到田家坝南坝街,仍以旧业营生。为人耿直,经营重视产品质量,讲求商业信誉,具有商业眼光,且善于理财,加之自身勤劳,无论豆腐生意或铜匠手艺,渐渐有了起色,营业日趋发展。这时他感到人力不足,于是捎信到老家,通知胞弟应荣、应富送他的妻子一路来竹山。王应魁内添贤助,外加帮手,如虎添翼,得以发挥他经营理财的才智,生意上日新月异,由豆腐店发展到开杂货店。

同时,王自己也抽出时间前往四川挑盐贩卖,并在挑贩中吸取了一些行商的经验。生意越做越大,除在本县的城关、田家、峪口、官渡开设商店,销售日杂货、收购山货外,还在老河口、黄龙滩、郧阳,陕西镇平、白河等地设有购销点,在田家坝镇所设铺面,占整个街道一大半。

后其致力开发竹溪茶盘漆杉木森林,得知满清政府在北京建造颐和园,需大量木材时,王氏即请建筑专家鉴定:竹溪红心杉为最上等建筑材料,为此将经营的红心杉木,作为皇室贡品,这是王氏进入宦门的重要跳板。

王三盛发家以后,陆续买田置地,据不完全统计,全族拥有七千多石租稞,在许多地方设置粮食仓库,成为竹山县最大的地主。他剥削农民的手段也与众不伺,收租并不十分强调完稞交粮,佃户出产的山货,如木耳、生漆、木炭、生猪、其他野禽等均可,按价折粮抵稞。

对无力交租的困难户,以劳力折租,如用工于榨油加工、运盐拉船或货物搬运,有时安排在收购店内打杂。

咸丰初年是王氏的鼎盛时期。太平天国将领石达开率军路过竹山田家坝,指派王氏上交白银千两、粮食千石,石达开手下一位官员还打了王应魁一个耳光。王耿耿于怀,感到有钱而无势,仍受人欺。王应富之子王学谦精明能干,用银捐了一个监生学位,并青云直上,跃而为七品官职。

住在紫禁城内,结识了帝王师善懋迁,受到器重和培养。当清廷建造颐和园时,慷慨捐银千两,并将经营的木材作为贡品,于是得到帝王另眼相待。不久,皇室破格越级,将王从一个七品官,提升为黄河道,成了郧属的赫赫人物。

清末年间,王氏告老还乡,御赐土地千亩。而地方官吏常以崇高礼遇相待,每逢年节或生寿之期,必着官服登门拜贺。

三盛大院,建造于嘉庆末年,规模雄伟,工艺精湛,居郧属之冠。其位置在竹溪泗河与竹山堵河交汇处,故称两河口,坐北向南,整体面积包括四周围墙,约一百余亩。所有的天井和地平,全是石条砌成,高大雄伟的迎壁墙,十分气派。全部造价达白银万两。

先辈创业维艰,后代守业不易。民国初年,王三盛家势日趋衰落。又遇兵扰匪抢,焚烧绑架,损失巨大,加之后代染上吸鸦片、赌博嗜好,最终酿成商业倒闭、土地变卖的破产局面。抗日战争前后,王三盛部分房族仅以收租维持生活,也有全部破产的。王三盛大院逐步调蔽,后人散落民间,泯然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