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交通大学卢天健 西安交通大学副校长卢天健:不因世俗改变运行轨迹
卢天健,祖籍福建,生于成都,2001年,晋升为剑桥大学的Reader(Reader是英国大学教职体系中独有职位,表示获得的人已获教授资格),成为该校近800年历史上第一位获此职位的中国大陆学者,并就任皇后学会的学术总监;2005年,晋升为该校教授;2004年7月,受聘为西安交通大学(下简称西安交大)副校长,成为教育部直属高校面向海外公开选拔的第一位副校长;2006年10月,获得第六届“中国青年科学家奖”。
对“世界一流大学”,卢天健有自己的见解,“越是一流大学,越是崇尚学术无上的自由,就像我这个名字所隐含的那样,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 不惑 记者:您是2004年7月正式就任西安交大副校长的,那份就职宣言现在读起来依然激情洋溢,“17年前,我是交大的学生,我在这里成长,现在,我回来了,我知道我终有一天会回来的。
”从剑河之畔到黄土高原,回归的一步如何迈出? 卢天健:记得那是2004年3月份,西安交大的合作者给我带来这样一个讯息:即将换届的西安交大在酝酿一项重大的举措——把所有八个副校长的职位拿出来,面向全世界公开招聘。
这是国内第一次,在世界范围内也是了不起的改革。 “你愿不愿意争取这个位置?”他的话勾起我无限沉思。因为那年我恰好40岁,十字路口,该何去何从? 记者:四十不惑? 卢天健:(笑)我那时没到那个境界,很是“惑”了一阵子,鱼与熊掌,不可兼得,两个选择确实各有诱惑。
很多人,包括我自己,都把去剑桥教书当作梦寐以求的目标。它有“世界上最美的大学”之称,闲庭信步、游目骋怀时,眼前的每一幕都充满诗情画意。
我的办公室后面就是一大片绿意盎然的草坪,静谧的剑河贯穿其中,诗人徐志摩当年就是在这里留下了《再别康桥》的动人诗句。令我沉醉的还有宽松的学术环境。一年只有三个学期24周的教学任务,之外的时间可以自由安排,原则上可以到世界上任何地。
但这种“舒服”,有时又让我觉得茫然与虚空,40岁就抵达这样一种状态,是不是很“危险”?会不会过早地丢掉了激情? 剑桥800年的历史上,从未有一个外国人当过副校长,校长更别提,我清楚地知道,作为一个中国人,我很难有更大的发展空间。
40~50岁是一个人最成熟、最绚烂的年华,如果找到一个平台,主管教学、科研方面的工作,把国外17年的所学所思所想运用于祖国,或许可以更大地发挥我的用处。
记者:轰轰烈烈的全球大招募,是什么让你脱颖而出? 卢天健:应该是我长达十年的在海外从事教学管理的经验。
回来后,教育部的领导和一些朋友告诉我,自改革开放以来,海归者不下20万人,但绝大多数只在国外短暂地念过几年书、或访问进修过,真正在世界一流名校做到终身教授、正教授然后辞职回国的,屈指可数。
一个普通的学生或教师,关注的层面可能就不那么宏观,也很难有机会深入了解一所大学的精髓,了解它的运作规律。
新政 记者:古诗云,“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
雾里看花总是美好的,只有真正躬耕于这块土地上,才知道理想与现实的距离。回国后有没有觉得不适应? 卢天健:我跟祖国一直没有疏远,在国外也经常看电视、上网,了解各种动态,与大使馆也保持比较密切的联系。
在剑桥,也接待过大批国内的访问学者及各省、市考察团,他们带来许多鲜活的讯息。很多思考,在那时就已经萌发了。 记者:思虑最多的是什么? 卢天健:关于高等教育的教学质量。
我们现在的学生,特别是高层次人才,质量堪忧。说得直接点儿,到现在,我还没看出哪儿能冒出能拿诺贝尔的。
我们的本科生很优秀,相当一部分硕士生,也是有水平的,但更高层次的人才,没人要。一个学生,博士毕业了,去国外做博士后,人家欢迎,但出站后想留在英、美等国像样的公司或高校里,很难。
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们的博士生质量达不到国外一流大学的标准。 我们肯定不能说,我们的学生就比别人的笨,是什么贻误了孩子们?机制的问题?想象力的问题?我一直在思考高等教育的理念在哪个环节出了漏洞,回国三年来所做的主要工作,就是把这些问题一个个破解。
记者:从哪里开始“做手术”? 卢天健:大概是在2005年12月份,机会来了,教育部召集西安交大、华中科技大学、哈工大等三所高校的负责人在北京开了个会。
会上领导说得很诚恳,“国家也意识到我们研究生培养的方法需要改进,改革又不可能一下子在全国推进,想把你们这三家大学作为试点单位。” 我感到很振奋。
现在很多高校的领导,观念还不到位,言改革必提收费,一提收费媒体就会炒翻天,闹得学校与学生、家长的关系很对立,很紧张,这是不妥当的,也是不明智的。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可以从加强研究生与导师之间的关系做起。
目前研究生的学费与生活费都由国家来出,导致了部分研究生与导师之间的关系不紧密,归属感不强。以西安交大为例,从前在研究生中间或多或少存在这样一种心态,“导师又不给我发钱,给不给他干活儿,得看我乐不乐意”。
这与剑桥的“导师负责制”大相径庭。剑桥非常重视师生关系的紧密性,从本科时代,个别辅导就成了学生在剑桥学习生涯的中心。除去系里听课外,学院里还有一位院士以个别辅导的形式负责学生的专业课总体进展,院士由各学院从全校的教师中遴选产生。
上课可以不去,但辅导却不能不去,你懂不懂一见面就会知道。院士可以向学生提出口头或书面警告,并建议学院开除某学生。
所以,任何学生见了院士都不敢马虎。严师出高徒,密切的师生关系促成了剑桥传承了800年的优良学风。 为此,我们借改革规定“在国家给的费用之外,导师还得再掏50%”。
这样,学生自然会发自内心地感谢导师,会以勤奋读书、刻苦钻研作为回报,而导师这方面,自己掏钱了,付出成本了,自然会更严、更负责。当然,也不是搞一刀切,例如人文社科的导师就不掏钱或只掏很少钱。
记者:这项改革构成了你新政的主要内容? 卢天健:如果研究生机制改革光停留在这么一个水平,我觉得太肤浅了。
我们的总体改革思路涉及到方方面面,除了收费、资助之外,还涉及到人事制度、科研业绩、本科/研究生教学、科研经费管理的改革等等。 我再举一个例子,说说怎样才能促进科研水平的提高。
我们常常感叹,中国的论文在世界上引用率低,可信度低。这个大问题,追根溯源,可以从“实验员”这个小环节抓起。 目前许多大学的实验室,不能抱怨硬件条件差,关键在于我们没将实验员放在一个正确的序列上来考量。
很多地方实验员的工资待遇、住房条件是与学位、职务直接挂钩的,为了生计,为了一块立锥之地,实验员拼命地念研究生,想取得硕士、博士学位,成为高级工程师。
这种浮躁的、动荡的心态,怎能经得起千锤百炼?怎能凝神静气,结出丰硕的实验室果实?另外,一些科研人员本就存在眼高手低、好高骛远的心态,觉得“做理论要比做实验要牛”,既然实验员不够,那就干脆不做实验好了,直接在计算机上做做模拟、画画曲线图,一篇文章就弄出来了。
但说实话,这样的文章发多了,不好,因为任何理论,必须经过实践的检验。
空对空,我怎么来相信你?虽说目前中国人在各类国际期刊上发表的论文总数很可观,但平均引用率是0.1,这个数字令人尴尬,它意味着每篇论文只被引用过0.
1次,许多论文,可能一次都没被引用过,就无声无息地湮灭于纸堆中。世界一流水平是什么?平均一篇论文被引用四次!这就是差距! 记者:如何破解这个大课题? 卢天健:设身处地地为实验员着想,设计一个有利于其生活、发展的序列。
在西安交大,实验员要走的就是实验员的序列,而不是教师的序列,我们为其设计的路线,不是副教授、教授的路子,也不是高工的路子,而是实验员1级、2级、3级……最后一直到8级。
8级实验员的工资待遇,不比教授低多少。实验员一琢磨,有奔头啊,自然会安下心来把实验做好。
记者:在中国,改革是件微妙、复杂的事情。有些改革一开始惊天动地,末了却默默流产了。你这三年来推行“新政”,为什么还能取得不错的效果? 卢天健:第一,离不开教育部和学校的支持;第二,改革一定要结合中国的国情。
从剑桥回来,不等于就可以高高在上,把国外的理念拿过来生搬硬套。
每一项改革开始之前,我先是逐一跟各院系的老师谈,把问题分析透彻,把利弊得失拿到桌面上,透明的文化有利于改革的推行。我改革的步骤,也分阶段,一年触动一部分人,一年改变了25%,四年就是100%,以迂回的方式慢慢朝目标推进。
共荣 记者:17年的留学生涯,17年的四海漂蓬,让你感受最深的一点是什么? 卢天健:一损俱损,一荣俱荣。
如今我们这些海外学子,明显地感觉到老外的目光不一样了,是全方位的,有人抨击,有人中性,也有人能作正面的报道。
以前不行,以前做留学生时,经常觉得很窝火。1987年,我获得了去香港大学读书的机会,一过罗湖口岸,就傻眼了,那时的香港,不知比内地繁华多少,我在内地一个月的工资才70多块钱,这点工资哪够生活?有时还得“啃老”。
但一到香港大学,每月光奖学金就有4000港币,住宿加吃饭,只需花800元,多的钱全部存起来,几个月后一回家,所有的大件,彩电、冰箱、收录机,全买了,亲戚朋友非常羡慕。
内地与香港、与世界的反差可见一斑。 记者:受到过伤害吗? 卢天健:当然。
当时香港人对大陆人有个形象的称呼,“大陆老表”,老表就是“土”的代名词,从穿着、发型、言谈举止到思维观念。 我就读于香港大学,这所大学是香港地区最好的大学,培养的是未来的精英阶层。
但只要我一出门,一张口,他们就知道,哦,老表来了。对待老表,店员的态度很冷淡,明明听得懂你说什么,却故意不提供服务。
这有点像《Pretty Woman》里的朱丽娅·罗伯茨,她演的风尘女去高档商场购物时,遭到了店员们的冷遇。 记者:你想了什么招?肯定不会束手无策。
卢天健:后来我想,你们不是瞧不起人吗?我就讲英语,我一讲英语,他们就糊涂了,不知道你是台湾人或是华侨,至少,大陆老表怎么能讲英语呢?他们的态度马上转变了。
但去年我去香港,就感受到鲜明的变化,我正大光明地走进去,介绍自己是大陆来的,人家的笑容照样亲切,服务也很周到。
人民币畅通无阻了,普通话也管用了,很多香港明星主动学说普通话……最近我还接待了好几批来自英国的客人,他们看中了中国巨大的教育消费市场,要与西安交大合作,尤其是利物浦大学与我们共同成立了西交-利物浦大学,按一本招生,还有英国皇家工程院院士、中国工程院外籍院士TomBell教授全职担任我校国际表面工程中心主任,这说明什么!
说明了祖国在进步,经济在发展,自然会赢得由衷的认同! 记者:从香港大学毕业后,你可以顺理成章地找到一份好工作。
为什么又要含辛茹苦去哈佛读博? 卢天健:说实话,虽然香港大学在亚洲负有盛名,但在世界范围内,却不算顶尖的。
揣着西安交大与香港大学的毕业证,我想在美国找到一份正式的教职都很难。这刺激了我,既然你美国人认的是名牌,那我就上一个给你看看,一般的还不去,要去就去最好的学校,师从最好的老师!
我给哈佛大学的工程与应用科学系寄去了简历和文章。人家不光要了我,还给了全额奖学金。我从此迈入了人生中最辛苦的阶段,那时我已经成了家,有了孩子,为了陪我到美国学习,太太做的牺牲也很大,她辞去一份安逸的工作,从餐馆的服务生做起,吃了不少苦。
家庭的压力,使我不敢优哉游哉。
五六年的课程,我决心在两年半内读完!接下来的岁月变得很疯狂,哈佛的压力,是一般人想象不到的,难度高,进度快,老师的架势简直是“你们肯定都学过了”,一两次课下来,一本书就没了。
他考试的方式也很绝,开卷考试,布置三道题,“相信你们都是自觉的,不会互相交流,一个星期以后,把答卷交到我办公室来。”三道题做一个礼拜?但是哎哟,真的要做一个礼拜。有的人为了做这三道题,把睡袋都搬到办公室,通宵赶工。
不敢不拼命,哈佛规定,12门课的平均成绩,必须达到B 以上,否则就没有资格再念了。我们几乎把图书馆翻了个遍,才磕磕巴巴地做出这三道题。后来才知道,其中有一道,就是他前几年的一个博士生写的博士论文,一篇博士论文得做几年啊!
就这样,一边学习、考试、做论文,一边照看孩子,两年半之后,我以不可思议的速度完成了学业,获得了硕士和博士两个学位。
我的导师J.W.Hutchinson教授,美国科学院、工程院、艺术和科学院三院院士,力学界的泰斗,乐呵呵地拍着我的肩膀说:“天健,你现在的学问已经可以让你在世界上最好的地方工作啦!” 实践 记者:说起你在美国的经历,有一段不能不提。
那就是你在南伊利诺州立大学机械工程系任教期间,与麦道公司合作,解决了飞鸟撞击战斗机驾驶窗的课题。
这是项了不起的成就。很想知道你是怎么解决的。 卢天健:其实我也不是把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是他们的一个工程师找到了我,“卢,你是做断裂研究的,有没有可能解决这方面的一部分问题?”具体来说,就是飞鸟撞到有机玻璃后,有可能会产生一些裂纹,裂纹的大小,与飞机的速度有关系,和鸟的质量也有关系。
我的工作,就是建立一个模型,对各种各样的数据进行分析,计算什么样的鸟撞上来什么样的速度,有可能产生毁灭性的破坏,供麦道公司的飞机设计师在设计或维修时参考。
记者:这次的成功,对你的启示是什么? 卢天健:那以后,我树立了一种研究的风格,就是任何问题都要和工程实践相结合。
在剑桥期间,我积极与政府以及工业界、军工界合作,争取了几千万元经费推动科研工作。主持过英国、美国海军和欧盟的大型科研项目,如时速超过100公里的大型舰船的先进材料设计、工程装备的可靠性评估、大型计算机散热控制、航空发动机降噪技术等理论和应用问题。
回国后,我常常跟国内的同行、学生们说,我们一定不能悬在半空中,一定要关注国家的发展,把科研项目与国家的实际需求相结合。
比如,我们正在研究的“超轻多孔金属材料”,作为一种新颖多功能材料,将来会在航空、航天、航海、汽车、高档机床等高能耗、高新技术领域方面,具有广泛应用前景。
核心 记者:问个实际的问题,与剑桥相比,您的年薪是降了还是涨了? 卢天健:降了。
不光是降了,我可以这么说,比我在国外的工资要少一大截。另外,我现在的工资,是合同制的,有效期四年,四年(副校长)任期满了以后,还不知道多少呢!
记者:那你觉得“亏”吗? 卢天健:(笑)有一点不平衡,我在国外拿的是高薪,这个高薪是终身的,我去世之后,退休金将由我太太继续享用,从经济的这个角度说,我不知道“亏”了多少;但我认了。
因为我的人生价值在祖国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这个国家就是我的国家,我做的任何一件事,都与她息息相关。
我曾有机会获得英国和美国国籍,但最后放弃了,为什么?因为午夜梦回时,一个问题时常萦绕心间:为什么我还在英国?为什么不回去?我现在才不去想“为什么我在中国呢”这个问题,回来的时间越长,就觉得祖国的吸引力越大。
记者:我们一直在强调“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你认为真正的世界一流大学,最值得我们去把握的核心是什么? 卢天健:越是一流大学,越崇尚学术无上的自由,就像我这个名字所隐含的那样,“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不因为时局的变换改变自己的操守,不因社会风气的流变更迭办学理念,不因世俗的左右改变运行轨迹。
中国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也必须要有世界一流的大学。
要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就要:1.认准自己的办学理念和价值追求,把握世界潮流,建设互相交融、综合优势明显的学科体系;2.不追求校舍和人数,提供崇尚真理、讲求科学的宽松学术氛围,提供一流的教学和研究设施,汇聚卓越的人才和来自各地的自由思想者;3.
营造多姿多彩并富有个性的大学文化,鼓励不同学术见解、不同学术流派的研究,推动世界各国文化的交流;4.注重对学生思想、品质的关心和培养,培养学生具有独立思考能力、清晰的头脑、想象力和创造力等个人成功所必备的品质;5.
明确大学是非赢利性教育机构,倡导独立、完整的大学精神,不以赚钱为目的;6.服务于社会并不断调整自身以回应社会不断变化的需求,不断提升学校的社会作用和影响力。有了大师级的人物,有了各领域的杰出人才,好的学生、好的项目也会随之而来,学校将走向良性运转的轨道,教育也将真正为国家、为民族的千秋大业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