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货币主义 郑永年:意识形态衰落使中国陷入货币主义

郑永年:意识形态衰落使中国陷入货币主义

去意识形态化”与重建意识形态的艰难过程改革开放以来,从总体上说,执政党一直处于一个“去意识形态化”的过程。改革开放之初,“去意识形态化”是一个艰难的过程。在毛泽东时代,中国社会高度意识形态化,意识形态成为衡量一切的标准。

旧的意识形态禁锢了人们的思想,成为改革开放的最大阻力。很显然,要进行改革,首先就要去意识形态化。这就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思想解放运动的政治背景。这场“实事求是”的运动修正了原来的意识形态,使得意识形态不再在中国政治社会生活中占据主导地位,有效地推进了改革开放进程。

没有这场运动,很难想象日后中国各方面的进步。问题在于,此后,执政党不再重视或有意回避或错误理解意识形态的作用。

任何社会和政治体系的运作都需要意识形态。意识形态不仅要解释现实,而且也要指导面向未来的行动。随着很多社会问题的出现,执政党也感觉到需要确立新的意识形态。从 1987 年中共十三大提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 1992 年中共十四大提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2002 年中共十六大的“三个代表”理论、2007 年中共十七大的“科学发展观”和 2012 年中共十八大的“中国梦”都是执政党再塑意识形态的努力。

但也必须意识到,意识形态重建的所有努力,效果并不明显。实际上,现在的意识形态和传统意义上作为信仰体系的意识形态已经大相径庭。正如前面所指出过的,今天的意识形态主要扮演着如下功能。第一是论证政策的合理性。

所有上述“意识形态”实际上很难说是“意识形态”,而只是对不同的政策做一理性的解释。第二是试图指导党政官员的政策行为。在这方面,这些“意识形态”还起着“统一思想”的功能。第三,更为重要的是,所有这些“意识形态”主要是为了推动经济发展。

因此,这些“意识形态”至多可以说是经济政策“意识形态”。在所有这些方面,意识形态实际上很难实现人们所希望的功能。首先,对政策的解释和论证往往非常微弱。例如,“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尽管回答了为什么要在很长历史时间里强调生产力的解放和经济发展,但解释不了为什么在这个“初级阶段”,政府没有强调社会建设。

这里理论也解释不了中国社会所存在的诸多问题,例如腐败、社会分化和不公平、环保恶化等等。

没有充分的根据来解释这些现象必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存在。其次,要这样的“意识形态”来统一思想更难。如果人们相信一种意识形态,那么这种意识形态就会有“统一思想”的功能。

但如果不信,那么就没有这种功能。现在的“意识形态”不再是内在的信念,而是外在的指标。尽管人们可以学习一种意识形态,但并不能内化成为信念,实现思想的“统一”。再次,因为过于强调经济面,而忽视了社会和政治面,即使在政策层面,现在的意识形态很难说是真正意义上的意识形态。

一种有效的意识形态需要整合经济、社会和政治等各个方面,才会对现实起到解释和主导作用。总体上说,这些“意识形态”有效促进了经济发展的同时却回答不了越来越多的问题,解释不了越来越多的现象,包括道德、社会、政治、文化等等。

尽管围绕着这些“概念”,执政党也努力把这些“概念”推及道德、社会、政治和文化等诸方面,但并没有形成系统的、能够整合各方面社会生活的“意识形态”,更不用说把这些概念转变为人们的世俗“信仰”了。

意识形态衰落与利益主义崛起的严重后果在意识形态衰落的同时,利益主义则快速崛起。在过去的很多年里,党政官员中间横行的是“GDP 主义”,他们赤裸裸地追求经济利益。

无论党内外,“GDP 主义”驱动下的单方面的发展造就了以钱为本的货币主义。很多严重的社会现象就是“货币主义”的产物,包括党内大面积的腐败、社会分化和党内外道德的衰落等等。

在学术和政策界,人们对今天的中国奉行的是什么主义有很多争议,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不过,有一点很明确,那就是,今天很多人所追求的是货币(金钱),信仰的也是货币(金钱),也就是说中国已变形为“货币主义”社会。

无论是“GDP 主义”还是“货币主义”,都使得执政党面临无穷的问题和严峻的困境。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执政党的合法性基础大大削弱。意识形态作为一种“软”力量,起着论证中共统治合法性的功能。

随着意识形态的衰落,这种论证合法性的功能减小。意识形态仍然存在,但其现在的主要功能退居为论证中共政策的合理性。进而,因为“软”力量的衰落,中共统治的“硬”的方面就凸现出来。从前,中共党政官员的行为受意识形态控制,在很大程度上无须制度层面的控制就能“自觉”地服从中共的领导。

现在意识形态不再能控制和调节他们的行为,结果,中共对其干部和官员的控制只能依靠制度方面的因素。所以,控制的效能和效率大大减低。

第二,意识形态的衰落使得中共党政干部官员失去了政党认同感和忠诚感。中共的指导作用主要是通过其意识形态来实现的。意识形态从一定程度上是党政官员的“指路明灯”。意识形态的衰落使得党在党政官员心目中的位置模糊起来,他们不知道党在干什么,党要求他们干什么。

很多人因此迷失了方向。第三,意识形态衰落最严重的结果就是党内大规模的腐败。腐败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但意识形态的衰落无疑是其中一个主要因素。首先,意识形态衰落后,党不再能引导他们的行为。

其次,党控制他们行为的能力减低。再次,党政官员失去了行动的准则和方向,个人利益成为最高的行为指针。执政党党内的腐败已经发展到中共自己所言的要“亡党亡国”的程度。

主要表现为这样几个特点:其一,腐败所涉及的党政官员的级别越来越高,已经涉及中共高层;其二,腐败所涉及的面越来越广,党、政、军、法各个统治系统和各级统治机构都在不同程度上卷入了腐败;其三,经济腐败方面所涉及的数额越来越大,几百万元、几千万元甚至几十个亿的腐败都已经不足为奇。

有的腐败甚至可以影响到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状况;其四,腐败不仅是广泛的个人行为,而且已经演变成为集团行为,党政官员的集体腐败已经成为一个普遍现象。

尽管中共从九十年代中期以来到今天,已经发动了一波又一波的反腐败运动,动用的惩罚手段也极其严厉,但腐败反而变本加厉。今天人们意识到,要有效反腐败,制度建设要比反腐败运动更为重要。不过,执政党实际上也并没有忽视制度建设。

九十年代以来,也不断有新的制度出现,对付腐败,只不过是效果不佳罢了。实际上,腐败主要的原因仍然是党政官员没有“软”约束。在一定程度上说,没有来自意识形态的“软”约束,任何制度都难以遏制腐败。

人比制度聪明。偷腐者总能找到制度的漏洞。要有效反腐败,必须制度建设和意识形态一起抓,也就是一手“硬”(制度),一手“软”(意识形态)。第四,政党意识形态的衰落对社会行为也发生了非常消极的影响。

中共是中国的执政党,而且人民对意识形态并没有多大的选择余地,所以其意识形态也有为人民提供一定的精神能源的功能。意识形态的衰落自然使得中共失去了提供精神食粮的作用。任何一个社会是不可能没有精神需求的。

意识形态的衰落就因此导致了各种非官方的准意识形态的崛起,包括极端民族主义、各种宗教甚至邪教、形式不同的具有意识形态功能的思想潮流。在少数族群中,缺失意识形态更使得民族问题变得紧张。一些极端主义者更是走向了从事恐怖主义的活动。

第五,最为重要的是执政党往往因为没有意识形态而失去了引导国家发展的大方向。意识形态说到底反映的是一个国家的核心价值。执政党之所以能够执政,就是要引导国家和社会去追求和实现这些核心价值。

在这个过程中,执政党实现了两种权力,即领导权和统治权。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安东尼奥·葛兰西曾经指出,统治阶级的统治要具有合法性,那么其必须超越本阶级的利益,而体现国家意志。就是说,执政党必须超越自身的利益,而能代表社会整体的利益。

如果能够这样,那么执政党就会享有领导权。如何超越执政党本身的利益?一要建立国家的核心价值,也就是全体人民都认同的价值。二要带领全社会追求这些核心价值。“货币主义”必然弱化执政党的领导权。

随着执政党领导权的减弱,其统治权必然强化。针对党内的反腐败运动和针对社会的维稳运动是统治权强化的典型表现。但也正因为体现国家核心价值的意识形态的衰落,腐败越反越严重,维稳越维越不稳。

任何一个执政党是必须具有意识形态的。这些年来,至少在意识形态部门的人们对此是有认识的。在官方缺失一种能够整合社会意识形态的情况下,他们就不断诉诸于任何对他们有帮助的政治意识,包括民族主义、传统儒家价值等等。当然,这些意识之间并没有任何有机的关联,什么场合、什么时间,需要什么主义,就把哪个主义抬出来,表现为机会主义。这就是官方思想意识的现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