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振英死了 93岁抗战老兵赵振英:我见证了日本投降仪式

深度对话:听说您是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从军的,还不到20岁,当时是什么情况?

赵振英:我记得很清楚,那时候高中刚毕业。1937年年6月20号我们开始毕业会考,30号考完,当时我还打算念北大。北京大学8月1号正式招生,我之前已经报名了,就等着面试。可是这时候七七事变发生了,北京情况比以前紧张了很多。当时,守卫北京的是宋哲元的29军,7月20号主要的道路比如新街口、前门都筑了碉堡,围上铁丝网,准备和日本人打仗。

为了准备北京大学入学考试,7月7号那天我到北京城里来准备功课,朝阳门城门都关上了,留下一条小缝,过往行人都要检查,后来我和一个叫王维汉(音)的同学住在北京西城胡同里,一起准备考试。事变后我不能参加考试了,所以7月23号就离开了北京,在大的历史环境下,一个偶然的决定会影响一生。

深度对话:从北京西站坐火车?

赵振英:对,那时候北京东站、西站都发车,但是最后一班车是从西站发出的。日本人已经占领了卢沟桥,火车通过卢沟桥的时候开得比较慢,铁路的这一边是29军部队,铁路另一边就是日本军队,火车就在中日两军之间开行。我们可以看见日本人拿着望远镜往火车里看,因为他们害怕火车里有中国军人。

深度对话:你坐的火车到了哪里?

赵振英:连云港。我们去那里找了黄杰,因为1935年我们高中学生在河北保定集训的负责任人就是黄杰,他原来是国民党25师的师长,在古北口跟日本人打仗打得很好,我们到达连云港时,他做了税警总团的团长。

深度对话:找到他之后呢?

赵振英:他想让我留在税警总团,因为我有点文化基础,但我不怎么愿意。

深度对话:您想去打仗?

赵振英:当时军校毕业可以到军队里去,我们就希望他把我们送到军校去学习。结果他真的派人把我们送到江西庐山脚底下鄱阳湖旁边的星子县,那里有一个中央军校特训班,原来是抗战初期训练很多军政要人的地方。

晚年赵振英

深度对话:在那里主要学什么?有多长时间?

赵振英:我们入的是学生队,从头开始学军事学了一年多。1938年,日本人快攻武汉了,那里不安稳,学校就搬到四川丰都市。

深度对话:在四川是什么工作?

赵振英:我们在星子县学了一年多军事,到四川没多久我们就被派去给四川的高中和大一学生集训,当了区队长。

深度对话:后来又去了重庆?

赵振英:日本人轰炸重庆的时候,我还在重庆的沙坪坝呢,在那里我们也给学生做集训,中央大学、重庆大学的学生,我是做区队长。

总结起来说,1937年秋到1939年初我在军校十四期十总队,原名叫军校特训班第六期,从连云港搬到了江西星子县,又搬到四川丰都市,再搬到了重庆沙坪坝。

深度对话:您参军时入的是谁的部队?

日本宣布投降:派副参谋长今井武夫坐飞机到达芷江

赵振英:我1937年到1939年在54军,陈烈是54军14师师长,他是黄埔一期的学员。

深度对话:1940年初,您后来又去韶关参战了?

赵振英:那时候日本从广州往北打,我们14师就阻止他们往北。1940年1月1号,我们在韶关市翁源县附近跟日本混成旅接战。后来日本人往南败退到从化,但因为日本人占领了广州,从化的防御比较有利,我们也没有力量收广州,所以打到从化就停止了。

深度对话:1940年1月在翁源那边打仗后,又参加了收复昆仑关一役?

赵振英:对,收复广西的昆仑关。再以后,日本占领了越南,想攻昆明,昆明是中国后方枢纽,日本要打了昆明,重庆就危险了。

深度对话:1944年4月,您27岁,也跟随中国远征军入印缅作战了?

赵振英:这说来有一段历史。1943年,军长黄维昆明翠湖公园兼任昆明防守司令,他把我也从54军军部调到昆明当参谋,后来又升我为40团团副、41团第一营营长。1944年初,我们到印度,1944年12月上旬,我们就回国了。

新六军军官俱乐部开幕纪念

深度对话:在缅甸的战争还没结束,又被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下令调回大西南?

赵振英:对,日本抢芷江飞机场,我们准备跟日本人打。这仗还没打呢,结果日本人8月15投降了。那时候有一个“芷江洽降”。

深度对话:“芷江洽谈”是什么?

赵振英:日本天皇是1945年8月15日宣布投降,8月21中午派副参谋长今井武夫坐飞机到达芷江机场。

深度对话:有多少人?

赵振英:8个人,来洽降。洽降就是讨论日本投降了怎么办?日本部队应该住在哪?中国军队还没收复的地方治安怎么办?

深度对话:芷江洽降中国派的代表是谁?

赵振英:我们派的是陆军总参谋长萧毅肃,地点是在湖南芷江的万寿路万寿宫,历时两个小时。洽降以后,我们这个营从芷江空运到南京接受日本投降,我就在日本投降的签字仪式会场。

日本投降仪式见证者

深度对话:抗日战争胜利和日本投降,您是这个伟大时刻的见证人。作为投降签字仪式会场内外警戒工作的负责人,你们在投降仪式之前都做了哪些准备工作?

赵振英:我们8月底到南京,负责守卫南京的大校飞机场。我记得很清楚,大校飞机场附近有很多老百姓,他们都拿着锄头、镐向我们招手欢迎。

南京受降仪式老照片(左上角的军官疑似赵振英)

深度对话:为什么选你们营做投降仪式的警卫工作?

赵振英:因为我们营装备是比较先进的,我们部队在装备、训练、抗战时都是最好的部队之一,一个是新六军,一个是新一军。

深度对话:有一张投降仪式的照片,听说后面站着的人是您?

赵振英:对,我站在七个投降代表大概左后方的位置。签字的地点在南京军校大礼堂,我当时是少校营长,负责警卫。

会场外50步就有一个旗杆,由会场大门一直到大街上。旗杆上都有蓝白布条缠上,挂着五国国旗。每个旗杆下面都有我们一个兵背着枪,穿着整齐,背着背包,穿着皮鞋,米黄色的军服,戴着白手套。会场里面也有这样的卫兵,担任警戒。

深度对话:中日双方代表是哪些人?

赵振英:投降方有日本的总司令冈村宁次、参谋长小林浅三郎、副参谋长今井武夫、海军中将福田良三、台湾军总参谋长谏山春树。受降方代表是中国的陆军总司令何应钦、陆军总参谋长肖毅肃、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海军司令陈绍宽、中国战区空军代表张廷孟。

深度对话:还记得投降仪式的情景吗?

赵振英:日本代表鞠躬就座后,帽子放在桌子上。总参谋长小林浅三郎,向何应钦呈交日本大本营发给他们的投降书,何看过后签字。然后,肖毅肃交给冈村宁次由中国政府拟定的中文、日本版投降书,冈村宁次看完之后签字、盖章。然后由小林浅三郎呈交给何应钦。整个过程大概十多分钟。

深度对话:这张聚会的照片是什么场景?

赵振英: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很多美国人来到中国,叫联络官,在师部、团部、营部都有。日本人签字投降了,大家都挺高兴的,大家一起高高兴兴地吃饭。

文革被“反革命”!”

文革

深度对话:没多久,内战爆发了。

赵振英:对,1946年内战爆发,我们被调到东北了。1945年日本投降后,我们在上海附近驻扎,1946年初就坐船到秦皇岛,然后到东北,从山海关到了锦州、沈阳。

深度对话:后来参展了留美军官考试?

赵振英:我很想脱离战场,不想再打仗了。1947年7月,我在沈阳报名参加留美军官考试了,我英文不错,军事底子也有,初试是第二名,接下来要去南京进行复试。复试之前,1947年8月18日,我和我的未婚妻结婚了,证婚人是国民党十四师师长龙天武,主婚人是十四师四十二团团长宁伟。

可是,我到现在还有疑惑,为什么没有人通知我复试?黄仁宇却参加复试了,我考了第二名。

深度对话:您当时参加的是三大战役中的辽沈战役?

赵振英:是,黑山血战中,解放军太多了,老百姓都可以来打仗,国民党不能随便抓兵,兵少。1948年7、8月份我就脱离军队了。

深度对话:去了杭州?

赵振英:我脱离国民党后,不敢在北京住,因为北京国共也在打吗,我就跑到杭州去住。那时候我就想念书,不想再打仗了,考上了五个大学,南京大学、清华大学、浙江大学、东吴大学,还有一个忘记了,最后挑了南京大学。1949年到1952年在南京大学工学院机械专业。

深度对话:在大学期间隐瞒了自己的身份吗?

赵振英:那时候大学也不是很严格的,我就没说明,没有宣布我在国民党军队里做过什么工作,当过什么官,他们只知道我当过兵。

深度对话:身份一直到文革才波及到自己命运。

赵振英:工作后我向组织上交代了我的情况,不交代万一查出来要说你是特务了,所以也没有对我有特殊对待。文化大革命后,要抓现行反革命,你做过国民党的军官就是反革命分子,1969年我就被关起来了。

深度对话:不讲道理。

赵振英:文化大革命的时候,说你是什么你就是什么。你跟谁去讲道理?我很久以前就说出我身份了,没说我是反革命,文革一到我就成反革命了。

深度对话:文革中受到怎样的待遇?

赵振英:每天上班需要先去传达室拿一个“反革命分子赵振英”的牌子,挂在脖子上,下班再送回来,偶尔也受批斗。1969年一个周末,我去街上买东西回来后被叫到一间厂房,两个警察逮捕了我。

晚年赵振英

深度对话:您坐牢坐了多少年?

赵振英:我1969年去坐牢,1972年天津南开法院判我20年,但到1975年就特赦县长、团长级别的国民党官员。我也特赦出来了。

深度对话:特赦出来有什么感受?

赵振英:从判我20年那天起,我就上诉。判决书上说我在当国民党军官的时抓捕共产党县长、战士13人,杀害儿童团长、武装队长各1人。我上诉说我没有杀过儿童团长、武装队长,也没有抓过县长、战士。

13个共产党县长、战士是因为负伤送到我那儿,我交给了我的上级处理。

杀害儿童团长、武装队长各1人,根本就不是这么回事,我不仅没有杀害过,还放过2个人。

我这个人真有点德行,不缺德。1946年7、8月间,我们部队住在吉林小丰满水电站,在那儿抓到一个解放军军官,考虑到都是中国人,谁跟谁有怨有仇啊。我说,你走吧。我放了他,他是解放军妇联指导员,他穿着大衣,拿出一张相片来,在后面写上山西人、妇联指导员、名字,给我。可我我保留不了这些相片。

杀害儿童团长也是另一码事。当时国民党跟共产党在东北打仗,有一天早晨我们吃完饭收拾好行李准备出发,这时保卫团部有一个特务排就进来向我报告,说昨天政治部抓了一个儿童团长,骚扰女孩子。政治部主任说既然群众意见很大,就杀了吧。

最后,1979年南开法院给了我一个裁定书,“经复查,因证据不足,不足以认定罪行,撤销原判决。”但是没有说是误判、错判,我个人觉得这个还是没给我洗清,1979年,我就拿着这些东西退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