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虎城:被遗忘的和被发现的

直到1969年,15岁的杨瀚才确切地知道,自己的爷爷杨虎城,是发动“西安事变”的主角之一。

爷爷早已经成为一副带着眼镜的男子的照片,挂在自己家的墙上。到今年的12月12日,让中国现代史转弯的“西安事变”整整过去了70年。而杨虎城将军,早于1949年9月6日,和著名的“小萝卜头”一起,被秘密杀害在重庆中美合作所。

历史是如此吊诡,以至在若干年后,长大成人的杨瀚了解到,竟然有那么多人不知道杨虎城。在国民党的历史上,杨虎城似乎人间蒸发,更留下惊人空白,让人看到独裁与垄断下的历史的可怕。

杨虎城的确给后人留下了很多神秘。作为杨家后人,杨瀚尽自己的所能,还原历史,打破神秘,填补空白,一部《杨虎城大传》,也在12月面世。

历史不是任人打扮的邻家女孩。她原本是什么样子,终将是什么样子,只不过有些需要时间,来洗尽那些粉饰的铅华。

为杨虎城平反

文/记者 李梓

为杨虎城向国民党请求平反,这件事情曾经被认为是多此一举,“就连杨家人里面,也有人认为没必要,在中国大陆,人人都知道他是烈士,是爱国者。”杨瀚说,“以前我也没觉得有这个必要,但出国以后,我发现这不仅非常有必要,而且关乎历史。”

谁是杨虎城

作为杨家长房的第二个孙子,杨瀚从记事起,就记得每年总有一天,家里会聚集很多人,大家都向一个戴眼镜穿西装的男子的照片鞠躬,大人们要求他站到第一排,也鞠躬。很早时候,他就记得,这是他的祖父,叫杨虎城。长大一点后,他从一本讲述“白公馆”、“渣滓洞”大屠杀的小册子上得知,他的祖父是烈士,被特务刺死了。

由杨虎城的部下每年在西安举行的这个祭奠仪式,到“文革”时就没有了。当时的杨瀚特别想加入红卫兵,红卫兵要查三代,他回家问祖母祖父的成分,祖母告诉他,木匠。杨虎城的父亲确实是一位木匠。

1969年春节,杨瀚的父亲杨拯民从“牛棚”里回来,召集全家说:“我现在觉得有必要将咱们家的历史告诉你们知道。”这是杨瀚第一次知道了杨虎城是谁。“我们5个子女被他深深感染,被那些闻所未闻的历史所震惊,所感动。”以后的岁月,他慢慢留心,从各种途径继续了解关于祖父的一切。

1996年,杨瀚移民出国。在北美,他发现华人界对他的祖父一无所知,他以为这是文化和兴趣的问题。过了一段时间,他接触到一些台湾地区的移民,发现大部分人能知道张学良,但是却不一定说得出杨虎城的名字,即使说得出他与西安事变有关系,也不知道他的下文如何,台湾版的历史教科书里,关于西安事变只是浅浅带过,且根本没有书写杨虎城之死。一位中国现代史上如此重要的人物,就这样从历史书上蒸发了。

而关于杨虎城之死,杨瀚发现一个奇特的答案,有一本书里说杨虎城在内战后期撤退时,死于流匪。这个说法在海外流传得很厉害,就连曾经在台湾的媒体和“外交”界混迹多年,与张学良认识的郭冠英,也曾经对此说法深信不疑。

作为杨家的后人,难道不应该对此做点什么吗?

一纸空白难掩历史沧桑

“我看到今天台湾已经慢慢变成一个法制的社会,许多以前根本不能提的东西都拿出来公开地讨论,才能提出这样的要求,觉得有可能达到目的。”杨瀚说。他直到2005年5月才动笔给国民党主席连战写了一封信,要求为他的祖父杨虎城平反。

2005年11月,是抗战胜利及台湾光复六十周年纪念,国民党在台北中央党部举行历史文物图片展览,其中有杨虎城将军出席国民党党五届一中全会的签到,及其陪同蒋介石视察的照片,这是60年来杨虎城的照片首次由国民党公开展示。

在国民党党史中,关于杨虎城的记载几乎是一片空白。据说,现任的中国国民党主席马英九在听说杨家后人给连战去信后,向国民党党史馆馆长邵铭煌问了两个问题:一是杨虎城不是出国了,怎么被关押?二是谁下令杀杨?而邵铭煌回答,国民党党史馆没有这些历史资料,需要向其他人请教。

而对于台湾民众来说,这段历史更加模糊。在陕西华清池,有一个亭子被称作兵谏亭,这里其实就是当初捉蒋的地址,导游每到这个地方就开始讲西安事变,而很多从台湾来的客人就会带上一句,“那个杨虎城是干吗的呀?”

在台湾长大的出版人徐淑亲,回忆起杨虎城这个名字时,只记得历史书上有淡淡几个字,仿佛是很不好的评价,此外再无印象。她分析说:“台湾的民众能记得张学良,是因为他长寿,在台湾住了几十年,他提起来会让台湾人觉得亲切。他的家庭更加传奇,有各种通俗作品渲染他与赵四小姐的爱情。而杨虎城这些条件都不具备。”

遗忘从哪里开始呢?在解密的宋子文日记里,对于西安事变一节可谓详尽,而其后,自杨虎城于1937年6月29日被逼出国考察后,宋子文的日记里就没有关于杨虎城的记载,尤其是备受关注的关于他与杨虎城互通电报,致使杨虎城贸然取道香港回国的前后因果。在蒋介石的日记里,关于杨虎城之死,也是空白的一章。在国民党党史里,也没有关于杨虎城的内容。

杨虎城是同盟会时期就参加国民革命,后由孙中山亲自介绍加入中国国民党的老党员。在发动西安事变时,任中央监察委员、西北绥靖公署主任、十七路军总指挥。事变后,虽被革去所任军政职务但仍是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陆军二级上将,并以军事专员的名义被派往欧美考察军事。

1937年12月,杨虎城从欧洲回国,在南昌被秘密拘禁。随后又秘密囚禁12年。1949年9月6日被蒋介石下令秘密杀害于重庆。一名中央监察委员、陆军二级上将就这样从人间消失。

2006年1月19日,在听闻马英九有“有错必纠”的言论后,杨瀚再次致信马英九,再次要求中国国民党为杨虎城平反昭雪。“台湾从80年代开始,已经渐渐进入法制社会,以前独裁政治遗留下的许多问题,都已经得到纠正。因此,我相信现在到了解决这个问题的时机。”杨瀚说。

由对立到趋于一致

1986年,西安事变50周年纪念时,在美国举办了一个学术研讨会,来自中国内地和台湾的学者在此研讨会上相遇,双方发表了大相径庭的学术观点,其主要矛盾在于对西安事变以及张杨二人的根本判断上。内地学者的发言吸引了台湾著名的传媒人郭冠英的注意,当时他在台湾政府供职。对他来说,他听到的这段历史是闻所未闻的。

此后,他开始对这段历史感兴趣。1993年,郭冠英运用和张学良家良好的关系,对张学良进行了3次访谈,制作出长度接近4小时的纪录片《世纪行过》,分为《白山黑水》、《国难家仇》、《西安事变》、《真自由》4个部分。这部片子于2000年在凤凰卫视播出,在台湾引起轰动。这算是台湾媒体对于西安事变比较大的一次关注。郭冠英此后发言说,对于“西安事变”以及30至50年代历史,应该站在一个共同的“中国人的立场”来研究。

“长期以来,关于这个对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造成重大影响的历史事件,海峡两岸的研究者倾向于采用不同的研究视角。但是目前,大家已渐渐超出党派意识而从民族的高度来研究,两岸学者的诸多认识已经趋于一致。”中共党史学会秘书长刘益涛说。

“我觉得我的要求并不高。我希望得到的回应无非基于两点:法理和人性。我希望国民党能够基于法理去审视我祖父的这件冤案,然后才能谈到人性的东西。”杨瀚说,“今天的台湾学者对于我祖父的行为已经渐渐回归到基于历史来判断,这让我觉得有了解决问题的基础。”

从杨虎臣到杨虎城

文/记者 杨东晓

杨虎城以一把手枪结束了恶霸李桢的生命,也因这一命案,从此行侠游走,带领农民义军开始切进了中国现代史的轨迹。

生于虎踞龙盘之地

光绪十九年(1893年),世界的东方和西方都开始了对远东一个庞大国家的关注。

在这个大国的东部,英国商人丹福士和他的朋友中国人张叔和在上海创办了《新闻报》;而在中国北方,日本谍报人员活动猖獗,在日军参谋次长川上操六对朝鲜和中国天津实地考察的第二年,也就是1894年,中日之间展开了一场甲午海战,并于次年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

也正是在1893年的正月,太子太傅、北洋通商事务大臣、直隶总督李鸿章在自己70大寿之际,被西太后赐亲书“栋梁华夏资良辅,带砺河山锡大年”寿联的“调鼎凝厘”匾额。

就是这一年的11月26日,在偏僻的中国陕西,关中平原东北部一个距西安110公里、距人文始祖轩辕帝陵100公里叫蒲城的地方,孙镇甘北村贫寒农户杨怀福家,迎来了长子,取名杨虎臣。蒲城这个地方,在李隆基父子眼里是盘龙卧虎之地,唐睿宗李旦、唐玄宗李隆基以及宪宗李纯、穆宗李恒都安卧蒲城。在这一龙虎之地,生了男孩子名字中有龙有虎,是吉祥的寄托。

一个月后的1893年12月26日,中国中南部湘潭县韶山冲,也出生了一个男孩子,他的名字叫毛泽东。

组织“中秋会”

庄户人杨怀福做得一手好木工,忙时务农,农闲时操持木匠手艺,清贫的日子和灾难深重的国运无法分开。杨虎臣7岁那年,是中国近代史中一个恶的开端,1900年“八国联军”把紫禁城中的慈禧太后和光绪帝吓得逃到西安,沿途百姓“迎太后”、“支皇差”民不聊生。第二年《辛丑条约》签订,8月间太后和皇上回京的途中,又少不了皇差皇粮的逼缴。8岁的杨虎臣对于晚清这些丑态已经有了完整的记忆。

杨虎臣10岁那年,父亲送他到村里的私塾读书。实在读不起了,13岁的杨虎臣走到镇上,在一家饭店当起了童工。一百年后的一天,杨虎臣的孙子杨瀚对《新世纪》周刊说,祖父13岁时就开始分担家庭的责任,15岁那年由于家庭变故,就全面担起了全家的重任。杨瀚出生前,祖父已为蒋介石杀害,他所知道的祖父,生活方面,来自于祖母的回忆和叙述,“我的祖父是个大男人,”杨瀚说,“工作上的事,从来不跟家里透一句,军事与政治方面资料来自于我对他的随从、秘书、卫士们的了解和访问,是一些口述历史。”

杨瀚说的杨家家庭变故,发生在1908年5月31日,清光绪三十四年农历五月初二。以“反清复明”为号召的哥老会成员杨怀福这一年才40岁,这位农民工匠为仇家暗算,被清政府以绞刑处死在离家110公里的西安。

从此,命运把一个15岁男孩子无法承担的重任全部压到了杨虎臣的肩上。他奔走400多华里,带回了父亲的遗骸。当时一贫如洗的杨家连安葬亡者的能力都没有。杨虎臣联合其他七户农家,组成了一个“孝义会”,专事丧葬互助。

是年中秋,杨虎臣以“孝义会”为基础又在乡里发展成立了过百人的“中秋会”,以“打富济贫、扶弱抑强”为口号的“中秋会”显然已经是一个具有政治色彩的民间组织,在他们的口号中,有一项是“不侮妇女”。

投身革命

杨虎臣18岁那年,以孙文为代表的革命党人发动了一场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革命,这场“辛亥革命”以推翻了清王朝为标志,结束了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整个民族的思想解放运动也由中华民国建立为开端。

在武昌起义后12天,陕西省也爆发了一场反清的革命运动,杨虎臣迅速率“中秋会”成员加入了革命行动,投军向枝山的向字营。但辛亥革命的幼稚和革命军中出现的一些腐败使杨虎臣失望地离开。

回乡后的杨虎臣,继续他在“中秋会”中的领导地位,这一组织也因为抗捐济贫声名日盛。1914年杨虎臣行枪杀了与他并无个人恩怨的恶霸李桢,并远走他乡。

袁世凯于1915年复辟称帝,全国讨袁之声沸腾,陕西督军陆建章作为袁世凯的亲家,也在义军讨伐之列。杨虎臣受同盟会会员的影响,讨袁伐陆大获全胜。1916年,杨虎臣率领的农民义军被编为陕西陆军第3混成团第1营,驻大荔县城。

上个世纪的前20年,是中国史上又一个“五代十国”般的年代,用“城头变幻大王旗”来形容当时的政权交替是再合适不过的。革命被复辟所窃取,直皖、直奉战争相继爆发,思考中的杨虎臣不明白,为什么孙文的革命一再失败,就在他精神上最苦闷的时候,结识了时任榆林中学校长的杜斌丞,杜又介绍杨虎臣认识了共产党人魏野畴。在与杜、魏的交往中,杨虎臣开始认识到旧民主主义革命失败的原因,并且对中国革命的前途和共产主义有了初步认识。这一时期是杨虎臣人生中的一个重要转折。

陕西省靖国军总司令于右任南下接触孙中山,又使杨虎臣与孙中山也开始了联系,于是,在1924年召开的国民党一大期间,杨虎臣加入国民党,坚定地信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

直系曹锟政府被推翻的1924年,民国建立了国民军,第二年,杨虎臣部被编为国民军第3军第3师。1925年7月,杨虎臣师长在他驻军的耀县设立了“三民军官学校”,请黄埔军校毕业的中共党员为青年军官进行系统的军事与时事教育。从这时起,杨虎城部多年保护着中国共产党员和积极要求政治进步的青年,他们日后皆成为中国各革命时期的中坚力量。

杨虎臣主持陕西军务的1926年,正值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直系吴佩孚部刘镇华强行攻打西安,当时把守西安城的总司令是国民二军的李虎臣,副总司令是国民三军的杨虎臣,他们两人被人称作“二虎守长安”,为了明志,李杨二人同时改名为“虎城”。从是年4月至同年11月,长达8个月的西安守卫战牵制刘镇华10余万兵力,为冯玉祥东征和革命军的北伐作了很好的策应。

挣扎于国共两党之间

共产党人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背叛了革命,从上海开始,血洗共产党的力量,“校长”的部下甚至一度解除了“政治部主任”周恩来的武装。当时的国民军中,无一例外地接到大清洗的命令,在太和县休整力量的杨虎城坚持不“清洗”。非但不清洗,反而要重用。共产党人魏野畴任军总政治处长,军事政治干部学校校长则由南汉宸担任。

由于叛徒告密,杨虎城部的部分共产党人,不得不离去,杨虎城以路费相赠并嘱部下护送他们出去,他曾经说过:“这些朋友是我们请来的,纵一时不能合作,也要对得起朋友,要有道义,要留有他日见面的余地。”凡共产党朋友,不许抓不许杀,实在呆不下去了,礼送出去。

杨虎城此时处于矛盾的地步,蒋介石逼其清洗的同时,共产党在促其暴动。在他的队伍里清洗共产党是不可能的,对于共产党对他的暴动要求,他也做不到,因为那时他已处在蒋系军队合围之中,这种情况下,他考虑的是他带出来的一万多农民起义兄弟的性命。这种两难的局面下,杨虎城宁肯离开部队也不清党、不暴动,于是他再一次请辞,离开行伍。

杨瀚说,就在大革命最低潮的1927年,杨虎城向共产党申请过加入组织的要求,但是当时中共党内为左的势力所控制,杨虎城加入共产党的要求未被批准。

据资料记载,1927年冬,杨虎城提出过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申请,当时中共河南省委致中共中央的报告中写道:杨本人近来因环境所迫,非常同情我党,并要求加入我党,要求我们多派人到他的部队中去,无论政治工作人员和军事工作人员都欢迎。丁雍年《西安事变前的中共和杨虎城的关系》中则显示,当时的中共河南省委认为,“杨军系土匪和民团凑合而成”。那一次,杨虎城加入中共的要求未获批准。

日本观察

“我的祖父只念过两年小学,他不懂日文,他的留学方式非常独特。”杨瀚说。杨虎城离开第十军时,曾嘱冯钦哉代理外事,孙蔚如主理内务,二人共同代理军长职务。他自己从陕军卫定一处支借旅费,带了夫人谢葆真和秘书米暂沉,轻车简从由上海登轮东渡日本。

日本期间,他们在下层社会安身,与日本的工人和农民住在一起,籍以看到真实的日本国民状况。

日本,东京,代代木训练场。1928年4月起,每天早上都有一位威武的中国男子站在军事训练场外观看,这一站就是八个月,直到11月被蒋介石和冯玉祥连番邀约回到祖国。这位35岁的中国军人,只通过看,就了解了日军的整套训练计划和规程。他同时看清楚了日军演练明确的目的性,那就是针对中国。

在日本对杨虎城影响更大的,是各种思潮。在国内只接触过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的杨虎城,在日本考察期间又接触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法西斯主义等各种当时流行的社会思潮。因此,他能在箱根车站与王琦瑞交流的时候,制订了“箱根计划”:争取回国后能取得一块地方的控制权,并在当地推行民主,储备革命力量,进而推翻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相勾结的反动政府。这几个月的留学对他世界观的最终形成起了很大作用。

结束日本考察回国后,中共曾经派人与杨虎城接触过,并谈及他的入党问题,此时的杨虎城回答了一句:我向右。

衣锦还乡

回国后,在1930年5月开始的蒋冯阎大战中,杨虎城部先后扩编为第7军及讨逆军第17路军,出任军长及总指挥。半年后,杨虎城部占领西安。有鉴于杨虎城立下的战功,蒋介石命他筹备陕西省政府,出任省主席。

至此,农家子弟杨虎臣可谓衣锦还乡,但他接手的是一个标准的烂摊子:1928年至1930年陕西连年大旱,饥馑遍野,仅以1929年统计来看,“全省灾民656万余人,因灾死亡250余万”。

杨虎城任陕西省政府主席后,命南汉宸为省政府秘书长,共产党员南汉宸此时已代杨虎城主持日常工作。但是不久南汉宸即因蒋氏迫害不得不离开了杨虎城,并被蒋全国通缉。

在杨虎城主政陕西的三年多时间里,陕西全省农业得到恢复。杨虎城修铁路、建医院、通长途电话、压缩军费开支兴教育,资送学子南下黄埔、北上北大,东赴日本、西留英德。尤其是他责成李仪祉奔波的四大和四小水利工程,可灌溉百万余亩,堪称造福万代的关中八惠。

将军之死

文/杨东晓 李梓

蒋介石在大陆的盘踞与挣扎到了最后的时刻。

1949年,解放军的节节胜利就像丰收在望的原野。这种局势下,蒋介石清楚地看到国民党大势已去,一些令他棘手多年的人和事,到了该了断的时候。

蒋介石在西安事变以后,对于张杨二人的处置,已多不再用手谕。口谕使他的命令变得查无实证。但是,历史总有见证之人,一些被俘的当年军事统计局的特工人员,在承认自己罪行的同时,让世人了解了杨虎城一家三口及秘书、卫士八人在黎明前被害的经过。

诱 捕

西安事变后,杨虎城被解职,蒋介石让他到西方考察军事。没多久,七七事变爆发,杨虎城数次致电国内要求抗战,但是蒋介石回电要他“继续考察”。之后就始终不予答复,反而通过驻外的外交人员要杨虎城注意自己的抗日言论。于是,他把夫人孩子和一位秘书放在美国,自己带着另一位“自己人”、秘书康心栽飞越大西洋到了欧洲,目的是绕苏联再经蒙古回到中国。

在欧洲,杨虎城先是通过正常的外交途径到苏联大使馆等签证,但是等来等去没有消息,正好有两位留学生要到莫斯科参加会议,杨虎城就请他们寻找中共在莫斯科的代表团,想通过这层关系拿到签证,但遗憾的是,苏联把这一消息告诉了蒋介石。在杨瀚所著《杨虎城大传》中,收录了1937年9月28日蒋介石通过宋子文发给杨虎城的一份电报,这实际是对杨虎城第三次要求归国抗日的一个回复。电报原文是这样的:“值兹全国抗战,各方同志均纷纷集合,共赴国难。吾兄虽未奉电报,弟意宜自动返国。”

与此同时,杨虎城也收到共产党员王秉南的一封电报,欢迎他回国参加抗战,王秉南是杨虎城安排在宋子文身边的一颗棋子。

因此,杨虎城把宋子文的电报看作是国民党方面的态度,把王秉南的电报看成中共的欢迎态度。1937年11月,杨虎城由法国回到香港时宋子文亲自前往迎接。杨宋二人谈了个彻夜,但是没有谈出任何内容来,宋绝口不提杨虎城回国后的安排。而宋子文拿来的蒋介石要见杨虎城的电报,其实并不是蒋介石发给杨的。这段敏感的历史在宋子文后来公开的日记中也没有清晰的交待。宋子文本人也因为在蒋介石扣张捕杨两件事上充当过不光彩的角色,而信用扫地。

狱中十二年

杨虎城被捕后,谢葆真再没有接到他的电话,她曾通过杨拯民找到过中共地下组织,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见到林伯渠等人,但是当时大家都不了解军统特务的所为。当谢葆真打探到杨虎城的拘禁处后,带了儿子杨拯中就去了,家里的其他孩子没有顾上做任何安排。她是被先单独关押了半年,才允许与杨虎城一同拘押的。据南汉宸回忆,这是一位1927年15岁便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女子,她在1947年死于蒋介石的囚牢,年仅35岁。

李宗仁率部展开台儿庄战役的1938年春,徒有一腔报国热血的杨虎城被戴笠解往长沙;后又在贵州息峰玄天洞关了8年,在他一再的要求下,儿子杨拯中才得到一套百科丛书,后来据特务回忆,这个可怜的孩子不到20岁便身躯佝偻。臭名昭著的重庆中美合作所,也在1946年到1949年2月间,拘押过杨虎城一家及随员。这期间,出席重庆会议的中共代表毛泽东曾提出释放杨虎城,蒋介石实施了否决权。

李宗仁任代总统期间,曾经下令释放张杨,也因蒋的不懈阻挠而未成功。1949年9月,国民党在东北、东南已全线失守,对西南的统治也即将瓦解。时任保密局西南特区副区长的周养浩在9月初到贵阳杨虎城关押处,告诉他蒋介石要他去重庆会面,并带他一同去台湾。

信以为真的杨虎城想不到,8月27日,蒋介石已对毛人凤下了“密裁”令。

杀 戮

原国民党西南长官公署第二处处长兼西南特区区长徐远举在1968年接受审讯时交待:“1949年,李宗仁宣布释放杨虎城、张学良将军,杨虎城在磁器口。我立即将杨虎城用空军飞机送往贵阳黔灵山避风,再运回重庆将其杀害。”

当时徐远举主张在川黔公路的荒山僻野行凶掩埋。但是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不同意,他认为只有中美合作所最保密,并挑选了杨进兴、杨钦典、熊祥、王少山、张鹄、安文芳6个刽子手。于是在白公馆解密档案中能够看到刽子手杨进兴的交待:1949年7、8月间,毛人凤召集我们六人开会,说今天的任务很重要,要执行几个重要的人。

这是一场蓄谋已久的杀害。中美合作所,1949年9月6日子时。

当杨虎城以及子女拯中、拯国和小萝卜头一家三口并卫士8人来到松林坡戴笠公馆时,特务杨进兴、熊祥、王少山等人齐拥上去,把将军“双手一拢,用手巾把嘴塞起来,在腰间先刺了一刀,当时他儿子在侧边房子里。杀杨后跟着用同样的方法杀他的儿子,接着又用同样的办法杀杨的秘书。先杀男的后杀女的,再杀小孩”。据杨进兴的口供,杨虎城的儿子在被杀害时喊了一声“打倒法西斯”。

特务没有放过两位不到10岁的儿童,小萝卜头和杨虎城9岁的女儿,也一同殉难。小萝卜头宋振中先是被特务杨钦典卡住脖子,后是被特务杨进兴刺中脊椎。杨虎城最小的女儿杨拯国在狱中出生,陪伴了父亲9年监牢生涯后,死于特务之手,她幼小的遗骸至今没有找到。

特务为了毁灭罪证,又在杨虎城父子的面部散上了硝镪水,把将军遗骸掩埋于戴笠公馆的一个花坛。

就在将军遇难后的第21天,1949年9月27日,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了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五星红旗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11月30日,重庆迎来了解放,解放军二野领导马上着手对共产党的朋友杨虎城将军下落的调查工作,第二天便找到了杨虎城的遗体。在1950年1月15日重庆市政府举行隆重的追悼会上,刘伯承、邓小平等党政军负责人同社会各界一道缅怀这位被毛泽东称为“推动全国一致抗日,有功于国家民族”的将领。

多年后的分析

许多史实证明,张学良起初并未想到会有如此严重惩处,在被囚禁、起诉之时,均以为不过是蒋介石的“一时权宜之计”。甚至张学良还谈到对蒋介石为何要杀掉杨虎城感到困惑。米鹤都在对历史深思熟虑后,总结出以下原因:

一是历史上蒋介石与杨虎城一直是有较深的矛盾,但这还不是主要的。

二是在1936年10月间,蒋介石在前往西北布置剿共前,要杨虎城去奉化晋见。蒋在这次谈话中对杨张的关系进行了挑拨,蒋介石表示:张学良是个花花公子,不堪重用。你是同盟会时期的老党员了,有革命的历史,与张学良不同,将来西北的事情还是要交给你。从而对杨虎城给予了表面上的极大信任。或者说蒋介石把到西安的安全押在了张杨不和的前提下以及对杨虎城的收买上。因此,西安事变中,当杨虎城去见他的时候,他曾满怀希望地问道,你事先知道不知道?得知真相后他大失所望,一言不发,其怨恨之情可以想象。

三是在释放蒋介石的问题上,杨虎城与张学良产生严重分歧,他坚持在蒋介石应当有个文字表示之后再释放蒋介石。这其实也是参与事变的东北军和17路军多数将领的意见,但在张学良坚持己见的情况下,杨虎城仍然以大局为重作出让步。而这一过程蒋介石是很清楚的。

四是张学良被蒋介石扣押之后,杨虎城主持西安的大局。他为了逼迫蒋介石兑现停止内战的承诺,不顾蒋介石好面子的心理,在致各县长书中,将蒋介石的六项诺言公布于众。特别是为了营救张学良,他不惜多次向蒋介石抗争,并不顾一切地表示不惜兵戎相见。这种示威,更令蒋介石愤怒。对于一个心胸狭窄的人来说,很难宽恕部下这种忤逆。杨虎城在欧美的考察中,还不断发表激烈的抗战言论,更招致了蒋介石的不满。

虽然一夜杀害了8个生命,事实上,蒋介石是把一个失败者的绝望全都泄愤到杨虎城一个人身上,而杨虎城所肩负的,是唤醒全民族抗日救亡的大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