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为上海复旦大学 复旦大学特聘教授张维为:如何读懂中国崛起

在国际社会,“中国崛起”永远是一个热门话题,在国内的网络平台上,大家也乐此不疲地转发着相关文章,我们到底应该抱着什么样的态度去看待它?

由浙江省社科联、钱江晚报主办,浙江外国语学院承办的第337期人文大讲堂,请来了复旦大学特聘教授、中国国家发展模式研究中心的主任、上海社会科学院中国学研究所所长张维为,和大家聊一聊中国崛起与中国话语的话题。

张维为教授的身份很多,比如曾任牛津大学访问学者、日内瓦外交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日内瓦大学亚洲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上世纪80年代中期曾担任邓小平和其他中国领导人的英文翻译。看待中国崛起,他有更全面的角度。

3个角度

重新看中国

中国崛起是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数千年古老文明与现代国家形态几乎完全重合的国家。这个文明型国家有8个特征,也可简称为“四超”和“四特”,即超大型的人口规模、超广阔的疆域国土、超悠久的历史传统、超深厚的文化积淀,独特的语言、独特的政治、独特的社会、独特的经济,其中每一点都包含了传统文明和现代国家的融合。

“文明型国家”具有超强的历史和文化底蕴,不会跟着别人亦步亦趋,不会照搬西方或者其他任何模式,它只会沿着自己特有的轨迹和逻辑继续演变和发展。“文明型国家”崛起的势头和规模是人类历史上史无前例的,它必将深刻影响人类和世界的未来。

为了读懂中国崛起,建议从3个视角来重新看中国:

一是采用“板块”及“板块互动”的概念。中国已经形成了一个人口与美国相当的“准发达国家”板块和一个更大的“新兴经济体”板块。这两大板块之间实现了高度的良性互动,这是中国迅速崛起的秘密所在。

二是采用购买力平价法来计算中国经济的规模。用购买力平价来计算,中国经济总量应当在一至五年内超越美国。即使用官方汇率来计算,中国经济总量在十年左右的时间内也将超越美国。

三是用包括房产在内的“家庭净资产”来衡量中国人的财富。过去20多年里,多数中国人事实上经历了一场“财富革命”。这段时间里,多数中国人的财富上了一个很大的台阶。

如果我们采用以上3个方法,或将以上3个方法考虑进去,并重新计算有关数据,那么世界上许多关于中国的排名都将发生巨大变化。

“中国模式”

成功的制度原因

邓小平曾多次使用中国模式这个概念。在狭义上,中国模式指的是中国自己一整套做法和经验的总结。在广义上,它与中国道路的概念相通,指的是中国一整套做法、经验、理念和制度安排。中国模式主要有8个特点,即实践理性、强势政府、稳定优先、民生为大、渐进改革、顺序差异、混合经济、对外开放。

在改革领域内,中国模式也就是中国改革模式,比较其他转型经济国家的改革,中国的模式属于稳健型,原苏联和东欧的模式属于激进型。相比之下,中国的稳健改革模式,虽然也有不小的代价,但总体效果最好。

中国模式这些特点的背后是中国“文明型国家”的特点,人口、地域、传统、文化这四大超级因素集合在一起,构成了中国的基本国情,这一切大致规范了中国道路的路径依赖。中国模式并非十全十美,但其总体的成功是采用西方模式的非西方国家所望尘莫及的,西方国家本身也受到了震撼。中国模式形成于全世界范围内的激荡和竞争中,不会走向崩溃,只会进一步完善后,走向更大的辉煌。

中国模式使中国“文明型国家”的所有特征—特别是四大超级因素—构成了中国崛起的最大优势:我们有世界最充沛的人力资源和世界最大的潜在市场,我们有其他国家难以比拟的地缘优势,我们有自己悠久的历史传承和独立的思想体系,我们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文化资源。

但是,如果我们放弃中国模式,转而采用西方模式,那么文明型国家的最大优势可能很快就变为我们的最大劣势:“百国之和”变成“百国之异”。我们“百国之和”的人口将成为中国混乱动荡的温床,我们“百国之和”的沃土将成为四分五裂的疆土,我们“百国之和”的传统将成为无数传统纷争和对抗的借口,我们“百国之和”的文化将成为不同文化族群大规模冲突的根源。

中国模式的相对成功离不开中国的制度安排。这种制度安排可以概括为“一国四方”,即中国是一个文明型国家,这个国家有四个方面的制度安排:在政党制度方面,中国是一个国家型政党,它代表了整个国家和民族的整体利益。

文明型国家的最大特点是百国之和,如果执政集团只代表部分人的利益,而不是人民的整体利益,那么国家将陷入混乱和分裂。在民主制度方面,中国制度安排的最大特点是协商民主,包括在决策领域内实行的新型民主集中制。

在组织制度方面,中国是选贤任能制度。在经济制度方面,中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也是一种混合经济。这些制度安排均包含了中华文明的基因、社会主义的基因和西方文化有益元素,三者有机结合后形成的制度推动了中国的迅速崛起。这些制度安排也将是中国超越西方模式的最重要制度保证。

中国政治未来发展的大方向是建立和完善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特别是确立一流的人才选拔机制、一流的民主监督机制、一流的社会协商机制。一个现代国家的制度安排,关键是要确保政治、社会和资本三种力量达到一种有利于绝大多数人利益的平衡。

我们要防止出现资本力量压倒政治和社会力量的格局,这是“美国梦”风光不再的主要原因。中国模式下的政治力量、社会力量、资本力量实现了一种动态平衡,特别是中国政治力量的相对强势和中立,在受到社会力量和资本力量必要制约的同时,大致维持了自己规范和引领资本力量和社会力量的能力。这应该是中国过去30多年崛起比较顺利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多数中国百姓梦想成真比较顺利的一个重要原因。

不仰视

也不俯视西方

一个国家的真正崛起,一定要伴有自己话语的崛起。失去话语,就可能失去一切,包括已经取得的成就。道路自信和制度自信最终都应该体现在话语自信上。

我主张建设全面的、强势的、透彻的中国话语,也主张推动民间的、学术的、国际化的中国话语。我总结了中国崛起背后的8个理念,即实事求是、民生为大、整体思维、政府是必要的善、良政善治、得民心者得天下与选贤任能、兼收并蓄与推陈出新、和谐中道与和而不同。

在阐述中国崛起、中国模式和中国话语的过程中,我也对西方现状、西方模式和西方话语提出了许多质疑。我们不再仰视西方,当然也不俯视西方,西方还有不少地方值得我们学习,但西方有很多问题,我们要引以为戒。平视西方,我们才能看得清楚,看得准确,看出名堂来,才不会被别人随便忽悠。

关于西方现状,我强调西方内部存在着一个庞大的第三世界,西方民众对西方民主模式出现了持续的失望。美国的民主制度早已被各种充分组织和动员起来的利益集团所绑架。美国的“三权分立”仅仅局限于政治领域,而在这个领域之外,强大的资本力量似乎已经左右了美国的各种制度安排,这三种力量关系的失衡,资本力量独大,导致今天的美国民主越来越像“钱主”。

西方民主模式运作中的三个基本假设,就是“人是理性的”、“权利是绝对的”、“程序是万能的”,似乎已经变成了西方民主模式的三个“基因缺陷”。

我建议可以采用中国标准和中国话语来评述西方政治模式,包括其主要的弊端。这些弊端可归纳为“五个缺乏”,即缺乏“实事求是”的精神,缺乏“选贤任能”的机制,缺乏“良政善治”的能力,缺乏“综合平衡”的制度,缺乏“深谋远虑”的规划。这些问题如果解决不了,西方整体走衰的速度还会加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