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纯新身价 传中联政府资源远超三一 詹纯新官二代身份曝光

中联重科原属国资、三一是民营,当地政府很难一碗水端平

严凯

在长沙市星沙经济开发区,三一集团总部坐落于此,与之毗邻的则是另一巨头中联重科工程起重机分公司(下称“中联工起”)。

长期以来,穿着不同制服的三一集团员工和中联工起员工互不往来。“公司有规定,不能与那边的人有来往,否则可能会被开除。”中联工起的一位员工说。

近10年以来,中联重科和三一集团之间的关系在经历一系列“短信门”、“行贿门”、“间谍门”等事件之后已经降至冰点。

12月初,三一集团正式宣布会将总部搬迁至北京昌平。本报获悉,湖南省政府正在做努力,希望三一总部能够继续留在长沙。

2012年9月28日,在中联重科创立20周年庆典上,独缺三一的身影。中联重科品牌部部长刘小平透露,公司请了三一高层,但最后没有来。

中联重科(000157.SZ,01157.HK)成立于1992年,其前身为建设部长沙机械建设研究院。2000年和2010年,中联重科分别成功在深交所和港交所上市。

三一集团则始建于1989年。1994年,三一集团成立三一重工[微博]股份有限公司(下称“三一重工[微博]”;600031.SH),并于9年后成功在上海上市。

在成立初期的10年时间内,两家公司的竞争仅限于基层销售员工之间。中联重科一位中层称,工程机械行业是开放程度很高的行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下,员工之间难免会采取一些非常规的手段。

对此,中联重科董事长詹纯新也多次在内部表示,员工之间的竞争采取了一些手段是可以理解的,关键是看企业的领导如何来把控。

从2000年开始,中国的工程机械行业进入了黄金发展的10年。行业协会的数据显示,在此10年间,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年均增速超过25%,行业规模也从400亿元上升到4300多亿元。

其间,中联重科的销售收入也从2000年的2.45亿元增长到2010年的463.23亿元;三一重工的营收则从2004年33.8亿元增长到2011年的507.76亿元。

随着规模的不断扩大,两家公司的领导层对下属的把控也渐渐放宽,二者在长沙市的“内斗”也开始从基层销售人员升级至中层干部以上。

中联重科上述中层人士称,在他记忆中,双方爆发全方面的矛盾是发生在2006年的“短信门”事件。

该人士1995年加入中联重科。据他介绍,在近20年的时间里,“短信门”事件让他印象深刻。“从这次事件开始,以后两方的矛盾开始公开化。”该人士说。

2006年8月20日,江苏的一台44米中联泵车发生泵架断裂。三天后,中联重科在全国范围内20多个省市自治区上百家客户均收到了有关泵车泵架断裂的短信息。

一位了解该事件的经销商说,此次事件经过查证,证据表明为三一重工的员工所为。在此事件后,不少客户开始远离中联重科,转投三一;而一些买了中联泵车的客户,则找到中联重科寻求解决方案。

之后,时任中联重科混凝土机械营销公司总经理的胡立宏对外称,中联重科方面曾致电三一高层,但对方在20多天的时间内未给予任何解释。

内斗升级

“短信门”事件之后,三一和中联重科的“较劲”更多。

三一集团的一位中层干部称,三一跟日本的小松及巨头卡特彼勒之间都存在竞争,但都是理性竞争,而与中联重科的竞争从这时候开始变得非理性。

一位在北京市三一重机有限公司(下称“北京三一”)工作长达7年之久的离职高管告诉本报,在他看来,三一与中联重科的矛盾开始升级应该是在2007年。“两家公司真正的较量应该是从2007年开始。当时中联重科已经完成了股份制改造,管理层实现了对公司的MBO,掌控了中联重科,开始全力抓经营。”该人士说。

2006年,中联重科通过MBO方式,长沙建机院和该公司管理层通过其所控制的公司从湖南省国资委手中回购了超过30%的股权,从而实现了对中联重科的控制。

中联重科的股权架构也从国有企业转变为仍有国有股份的混合所有制企业。目前,国资委的占股比例约为16%,为第一大股东。

在完成股份制改造之后,中联重科在业务拓展方面加快了步伐,其业绩差距也逐渐缩小并超过了三一重工。

2009年,中联重科的营收达207.6亿元,净利润23亿元;而当期三一重工的营收为164.95亿元,净利润为19.62亿元。这是中联重科2006年以来业绩首次超过三一重工。

在此期间,三一重工管理层之间的“内斗”逐渐削弱了其与中联重科的竞争优势。2009年底,三一重工发布公告称,该公司两位副总裁黄建龙、戴立新;三位副总经理周万春、毛建华、张树芳均辞职,“另有安排”。

上述五位高管都在三一工作多年,被外界称为元老级的人物。其中,周万春在1991年加入三一;黄建龙和张树芳于1992年加入。

北京三一离职高管告诉本报,当时三一集团的想法是将管理层年轻化。但新的领导人就位之后,三一内部不断有高管及员工辞职离开。“新领导人就职后,免不了排挤老员工。三一集团内部的很多中层及以上高管都在此时离开了三一。”该离职高管说。据他介绍,2010年,在三一重工宣布5名高管离职后,北京三一新总经理就位。当年,北京三一原有的34名管理人员中的32名辞去了职务。该人士便是其中之一。

在此轮内斗后,中联重科也看到了机会,挖走了不少离开三一的管理人员及员工。“尤其是一些技术人员,这些人等于是三一帮中联培养的。”该人士说。

中联重科的一位离职员工告诉本报,当年确实有不少三一的员工转投中联重科,他们来到中联重科后,公司给的待遇也更好,再加上对被三一“挤走”颇有怨念,因而比起中联的现有员工来说,更有赶超三一的动力。

此后,中联重科在研发能力上实力得到加强。在三一引以为傲的泵车技术上,中联逐步缩小了与三一的差距,泵车销售在今年有望超过三一重工。

2011年以来,受宏观经济低迷的影响,工程机械行业同样陷入低迷。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会长祁俊曾告诉本报,工程机械行业30%以上的高速增长期不会再现。

行业的低迷加剧了三一重工和中联重科两巨头之间的竞争,双方的矛盾也恰恰是在这个时候开始全面爆发。

2011年4月19日,三一爆出“行贿门”事件。当天,有关三一重工向“中字头”单位及重点客户企业行贿总额502万的细节在网上疯传,矛头甚至直指梁稳根之子梁在中。

此时恰逢三一重工上市关键时期。按照计划,三一重工将于4月20日上市聆讯发行约15.4亿股H股,公司也将登陆港交所,并计划募集300亿港币的资金。

由于“行贿门”的出现,导致三一重工登陆H股融资300亿港元的计划告吹。三一集团总裁向文波坦言,这是历史上对三一打击最为凶狠的一次。

三一将“行贿门”矛头指向同城对手中联重科。三一集团多位人士在接受本报采访时直言,“行贿门”就是中联重科一手造的。“行贿门”对三一重工的打击沉重。由于未能成功融资,三一涉及128.8亿港币的营销布局、海外产能扩充、新产品线上线、新项目立项等均被迫搁置或延后。

“三一重工H股融资计划告吹是大的宏观环境影响所致,并非外界所说是由中联重科导致的。”中联重科品牌部部长刘小平说。

长沙当地一位企业人士称,这个事情其实很明显,不是竞争对手做的还会有谁,而且恰巧选择了这个时间点。只是三一方面苦于没有确凿证据。

2012年11月13日,三一重工再次陷入另一“门”——间谍门。“间谍门”事件同样是通过网络传播方式为大家所熟知。爆料网帖指出了三一重工市场部多位情报人员涉嫌“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并有员工被刑拘。

网帖矛头直指一家名为新洛普的咨询公司,并指出近3年来三一正是通过这家公司窃取中联重科的诸多商业机密。

本报多方获悉,此次“间谍门”事件实际上发生在2009年。三一集团的说法是,中联重科派遣了一位名为“文成”的员工潜伏到三一内部,并以收集信息的名义怂恿高层成立咨询公司。

三一集团相关负责人告诉本报,文成是主要负责人之一。当三一准备购入一批器材(相机、录音笔)时,第二天便被公安搜获,并且当时只抓获了他一人。

对于此事,中联重科的相关负责人称,一切以法律为准。中联重科的高层人士则一直保持着沉默。“没有什么可说的。”中联重科品牌部部长刘小平说。

不过,“间谍门”后,三一重工和中联重科的矛盾更加激化。正是在此次事件之后,三一做出了将总部搬迁至北京的决定,梁稳根本人也通过媒体对外发表了恨别长沙的内心独白。

12月6日,三一重工发布公告,宣布对2533名员工实施股权激励,共散发约1.78亿份股权。三一集团品牌部副部长施亦青告诉本报,三一总部迁往北京的主要原因是规避恶性竞争,加速推动公司国际化进程,实现公司第三次创业。

此次股权激励被认为是为了安抚总部搬迁所带来的员工的情绪波动。由于总部大多数员工均系湖南当地人,多数员工不想搬离长沙,不少员工正在想办法转岗,以继续留在长沙。

施亦青告诉本报,此次搬迁只涉及总部少数部门和人员,不到1000人。泵送事业部、汽车起重机、路面机械以及在湘所有工厂和项目均不在搬迁之列。“总部的决策部门,即公司高管及办公室成员将会搬迁至北京,而执行总部,即各个业务部门,例如财务部等,将暂时不搬。”施亦青说。

在三一看来,搬离长沙实为无奈,逼走三一的“祸首”被指向了同城竞争对手中联重科。对此,中联重科相关负责人说,公司搬迁总部实际上是一件很正常的事,不知道为何要将矛头指向中联重科。

本报独家获悉,事实上早在2009年,三一就计划将总部部分职能搬离长沙。三一北京上述离职高管透露,三一曾在三年前在上海成立过华东总部。“当时长沙总部的部分职能部门已经搬过去了。但后来省政府官员找到了梁稳根,于是仅过了三四个月,搬到上海的部门又搬回了长沙。”该人士说。

对于此事,记者询问三一集团,相关负责人并未对此进行否认。

三一北京离职高管称,走出长沙实际上是三一的未来战略,国际化的需求也要求它有一天走出长沙,问题是什么时候走,是选择上海还是北京。

事实上,这已经不是三一集团第一次搬迁。早在上世纪80年代,三一集团创业起始于湖南涟源的一个偏僻乡镇茅塘,在产值规模将近1000万元时,梁稳根等几位创业元老作出第一次搬迁决定,将企业由偏僻乡镇迁往涟源的上级市湖南娄底市。

在娄底发展数年后,企业年产值规模上亿元时,梁稳根接受向文波的建议,在1992年进行了第二次搬迁,将企业总部搬至湖南省会长沙,并由焊接材料主业转向工程机械。“即便搬离了长沙,主要是两家公司都同处于一个行业,就难免会起争端。”中联重科的相关负责人说。

三一希望通过搬离总部来避免恶性竞争,此举却使得湖南省政府十分为难。接近湖南省政府的人士告诉记者,湖南省政府依旧在努力,希望三一继续留在长沙。

当记者询问湖南省政府正计划采取什么措施来挽留三一时,湖南省委宣传部新闻中心负责人告诉记者,省政府现在还没有明确的态度。

“三一是民营企业,因为国际化,要拓展业务,从而离开长沙,作为政府,只能挽留,也不好过度干预。”该负责人说。

在长沙当地,三一搬迁已经成为市民津津乐道的话题。出租车司机高桥(音)说,三一搬离长沙也对,因为在长沙三一没法跟中联重科竞争。

在湖南,中联重科的人脉关系深厚已是一个公开的秘密。而三一长期以来激进的行事风格也颇受不少基层政府工作人员的不待见。

北京三一上述离职高管告诉记者,在涉及到需要政府出面的时候,三一往往吃亏。

“这与其股权结构有关。三一是纯民营企业,而中联重科原本就是国有企业,现在国有股份仍然为第一股东;它这种亦国亦民的身份决定了它比三一更有‘竞争’优势。”三一集团相关负责人说。

本报了解到,在政府层面,湖南省某些高层领导非常重视三一。不过,在基层政府部门,中联重科所拥有的人脉是三一所无法比拟的。资料显示,詹纯新系原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原院长詹顺初的儿子;其妻子则为原湖南省第二书记万达之女万小丽。

湖南省委的一位人士也承认,中联重科不仅能够得到省委省政府高层的重视,在下面的执行部门方面,也非常“吃得开”。

“在几次事件中,中联重科总是能够通过执法部门获取到三一的一些信息。而三一却很难从执法部门那里获取信息。”三一内部员工说。

记者多方获悉,在中联重科并购CIFA(赛法,全球排名第三的混凝土机械生产厂商),及三一并购欧洲排名第一的混凝土机械巨头德国普茨迈斯特中,湖南省政府都曾过问。

2008年9月,中联重科联合弘毅投资、高盛和曼达林三家私募基金,以2.71亿欧元收购意大利混凝土机械企业CIFA100%的股权。

CIFA在混凝土机械领域当时世界排名第三。在此次并购中,三一重工也曾参与竞购当中,但在湖南省政府的协调下,三一退出了竞争。“省里当时的意思是,等到有下次机会的时候,再轮到三一。”接近此次交易的人士说。

“下次机会”出现在四年之后。2012年年初,三一重工计划收购欧洲排名第一的混凝土巨头德国普茨迈斯特。

普茨迈斯特拥有“大象”之称。并购成功后,向文波对外称,是大象方面首先向三一发出收购邀请,并承诺不会再与其他公司接触。

本报从三一另一高层获悉,当初“大象”通过中介机构挑选买家,选定的企业包括三一、中联在内的五六家企业都有意收购,“大象”与这些企业签订了保密协议。但协议签订不久,中联重科就从监管部门要到了“路条”,这违背了保密协议,也直接导致三一收购“大象”被拖延了两三个月之久。

不过,中联重科并购大象却面临着巨大的障碍。“对手明显是来搅局的。”三一集团内部员工说。

由于CIFA位列欧洲第三,大象位列欧洲第一,并且两个公司均属于同一个行业,按照欧盟的规定,同一家公司并购同一个行业两家前六名的企业时,将必须接受反垄断调查。

此后,湖南省政府再次出面协调。在具体的协调过程中,湖南省相关部门则提出,由于中联重科率先拿到路条,因而三一要想获得政府的审批,必须征得中联重科的同意。

对于此次收购,中联重科相关负责人则称,在收购大象的过程中,三一应该感谢中联重科,而不是总是去指责。

“我们先拿到路条,后来在省政府的协调下放弃,让他们并购。三一应该感谢中联,感谢政府,而不应该总是抱怨。”上述人士说。

湖南省委宣传部新闻中心一位不愿具名的工作人员告诉本报,湖南省政府就像是拥有两个好邻居,但这两个邻居关系很不好,省政府只是夹在中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