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仲敬论香港 高虚:略论刘仲敬现象:刘仲敬背后有背景不明的“团队”?
武汉大学的刘仲敬先生在过去几年里一直很火,在很多人眼中大有成为新一代学界宗师的架势。但是在刘仲敬的持续火热中,其学术素养乃至学术人品也受到了多方质疑。围绕着这颗冉冉升起的学术新星,也形成了令人匪夷所思的“刘仲敬现象”。
一、充满话题的刘仲敬现象
刘先生在公众场域引发的讨论,已经远远超出了学术的范畴。
首先我们要承认刘先生的人生经历足够吸引人,具备成为话题人物的要件。一个在新疆当了十年法医的中年男子突然杀入学界,大有武侠小说中世外高人闭关结束降入凡尘的戏剧性效果。但是学术不是武侠小说。从履历上看,刘公只是武汉大学的一个在读博士生,其完整的学术训练尚未结束。从严谨的学术角度,他这一阶段即使有作品,也只能称作“习作”。除非刘先生真的是五百年一遇的奇才(关于刘先生作品的水平下文还将探讨),否则现在就将他捧为新一代“大师”似乎为时尚早。然而不幸的是,我们看到刘先生的许多“粉丝”前仆后继地投入到“造神运动”中去,以至于一个莫名其妙的绰号“阿姨”都可以延伸成“阿姨学”。另有传言说刘仲敬看不上武大的学者,大有当年熊十力先生“举头天外望,无我这般人”的气魄。于是刘先生不仅仅是一名学术工作者,更成了一名网红,甚至是一个新兴学术社群的“教主”,被无数粉丝顶礼膜拜。
一个公众人物很多时候身不由己,因此,关于刘先生的许多戏剧性报道未必均出自其本意。但是如果说刘先生对围绕着他的造神运动丝毫不曾与闻,也似乎不合常理。而刘先生新作迭出,仅二零一五年一年就连出三本,导致已经火热的刘仲敬现象不断升温。在很多粉丝眼中,仿佛作品数量已足以证明刘先生“天赋异禀”。这个时候,不知道还有多少人记得黄侃先生“五十之前不著书”的训诫呢?
二、刘仲敬的翻译水平
评价刘仲敬,最根本的是看他的学术。
刘不仅自己写作,还翻译外文作品。相比较而言,翻译比原创更容易评价,因为毕竟有“信达雅”这样一个较易量化的公认标准。而刘先生自称严复信徒,自然更应严格遵循这一标准。然而恰恰在翻译方面,刘先生广受专业人士诟病。他翻译的休谟的史学名著《英国史》将许多专有名词译错,足见其对英国史缺乏常识。而很多地方译得颠倒残缺,足见其没有翻译的水平与诚意。有豆瓣网友将刘公此译称作“羞煞严复,气煞休谟”,可谓的评。
之前已有网友对刘的漏译、错译做过系统总结,笔者这里姑举一例以代其余。我们不妨看看刘先生怎样错译了休谟原作的开篇第一自然段。
休谟原文:
刘先生的翻译:
“有闲暇的才智之士自然应该越过文字的丰碑已经得以确立和保存的时代,深入简策微茫、史料残缺的远古。野蛮民族的功业一向依赖记忆和口传的历史,即使有文字记录残存,也不足以引起比较文明的各民族的兴趣。”
笔者不才,试译休公原文:“有闲暇的天才容易将他们的研究推进到有文字丰碑的时代之前。但是他们不曾想到,当历史需诉诸于记忆与口述时,它会立刻遗失或失真。而蛮族的奇遇,即使记录在册,也很难给较文明时代的人们带来乐趣。”
对英语稍有常识的人都不难看出刘的翻译完全颠倒了休谟原意。而这还不是最可怕的。在这一段中,刘公充分展示了自己似是而非夸夸其谈的文风(关于这一点下文还要谈到)。翻译首先要忠于原文,不能故弄玄虚。“apt to”是“易于”,却成了“自然应该”。“literary monument”的直译是“文字的丰碑”,却被刘仲敬译为莫名其妙的所谓“简策”与“史料”。休公原意是一个毫无疑义的全称否定判断,说的是上古时代“没有”文字记载存世,却被刘仲敬错译为模棱两可的简策“微茫”,史料“残缺”。“record”明明是“记录”,却被刘先生加上感情色彩翻译为“残存”。而“entertainment”明明是“娱乐”,在这里可以引申为一种“乐趣”,却被翻译为“兴趣”。刘的译文,看似文白交替,文采不凡,但是缺乏对原作最起码的尊重,一味进行毫无意义的文体“炫技”。这种治学态度,笔者实在不敢苟同。
笔者之前看过刘先生一篇访谈,刘公自称拥有外文藏书七千卷。其英语水平如此,不知“七千卷”从何说起?刘先生熟谙经史,必知儒家修身之学讲究“诚意正心”,明知学力不逮却要“硬译”,在鲁迅先生或许是迫不得已,在刘先生却又是因为什么呢?
我国著名翻译家阎克文对刘仲敬的翻译有如下评论:
“问了一下吉林出版集团公司总编室,本来想严厉质问他们哪里来的勇气可以毫无责任意识责任能力地对待经典学术翻译,结果一提到刘仲敬的《英国史》译本,人家立即很坦率地介绍了不少情况。
刘译休谟《英国史》,是由该公司北京分公司组来的稿子,一个专门的责编小团队负责编辑。很快,编辑们就发现,这个大部头稿子不大像翻译过来的,说是休谟与刘仲敬合著倒是比较贴切,于是多次与刘商榷,要求他以忠于原著的态度进行修订。开始刘还含糊其辞应付一下,后来则干脆严词拒绝,直到威胁说,再提这种要求他就收回稿子。编辑部慑于拿到这种名人的稿子殊为不易,只好做了出版业务上必须的技术处理之后,原样端给了印厂。总之,文责自负这个说法,用在刘仲敬的这个译本上,应该百分之一万地不是客套话。”
阎克文先生同时披露,刘仲敬先生背后是一个背景不明的“团队”,面对出版社的编辑人员“来势汹汹不可一世”,甚至蛮横地要求对刘的某些作品“不得更改一字”。
呜呼!我国学术界之荒诞现实,有甚于此乎?!
三、刘仲敬的中文著述
关于刘的中文著作,头绪繁多,笔者既不曾尽读,只好就浏览所及略加申说。以偏概全,还请通人指教。
刘先生有一大著叫做《经与史:华夏世界的历史建构》(以下简称《华夏》)。根据笔者在美国求学的经历,以这种题目作为博士论文的课题一定会被导师“枪毙”。任何一个严谨的导师都不可能允许其门下学生做这种大而无当、歧义杂多的课题。当代学术要求学者,尤其是青年学者的作品宁小毋大,宁朴毋华。刘先生气吞山河,也实在勇气可嘉。
那么这本书的内容又怎样呢?我们不妨用精读(close reading)的方法截取一个样本。以下选取的样本选自刘仲敬在网上广泛流传的一篇《华夏》引文。
刘文:
“世界的命运和人的命运虽然漫长,关键性的节点却寥寥无几。四分之三的人生剧本在三十岁以前就写定了,以后的内容根本不值一看。文明和邦国的兴废都有其不可逆的节点,拥有无限可能性的青春期总是非常短促。”
从这一段话中,我们不难看出刘先生的行文风格。真可谓洋洋洒洒不求甚解。但是做学问不是写散文,我很好奇刘先生张口就来的数据,比如“四分之三”“三十岁”,到底从何而来?更加有趣的是,刘先生三十岁的时候好像还在从医,如此说来,他现在的学术生涯岂不是“根本不值一看”?抑或刘先生属于少数派的“四分之一”?古今中外大器晚成的例子何止千万,而仅就学问而论,也往往需要几十年的沉淀,可是这些东西在刘先生看来都不值一哂,其气魄之大,真令笔者叹服!
再看一段刘先生的史学“方法论”。
刘文:
“材料只是背景,意义是在格局当中自然浮现的。一张地图要画得清晰,并不是画面越挤越好,而是格局越正确越好。认知的主要功能不是记忆,而是选择和删除。”
这段话看似玄而又玄,其实莫名其妙不知所云。“材料只是背景”这句话违反史学常识。对于史学,材料是最重要的。仅就中国近代学术传统而言,一直有“材料第一”的优良传统。例子有傅斯年、胡适、陈寅恪等等,此处不必详举。刘先生的宏论非常容易滑向“六经注我”和“以论代史”。至于以地图作类比,更是不伦不类。试问地图如何“挤”?而刘先生关于认知的高论,任何稍有生物学、心理学常识的人都不难看出其谬,根本不值一驳。
刘先生类似的惊人之论俯拾皆是,限于篇幅,不必再举了。他的论证思路常常打破学术纪律的常规,似是而非地旁征博引,从而把自己包装得非常博学。我在下面再引一段文字,出自刘先生的另一篇大作《假如种子不死》:
“研究和鉴定正、闰、经、权的学问,就叫'经学'。从材料和内容上看,经学似乎就是史学的一种。其实不然,两者的差别像爱德华科克与戈登伍德、施米特与兰克一样大。当然,许多重量级人物身兼二任。克拉林敦、休谟和麦考莱的所谓史学,其实主要是经学。他们的著作与其说与世无争地考证历史,不如说积极主动地加入了作者同时代的宪法斗争。我们必须对顾炎武和王夫之的著作给予同样的评价,但钱大昕的著作就只能视为真正的史学。 ”
这段话的意思对于有一定史学知识的人并不难懂,无非就是史学与史家价值关怀的问题。但是罗列一长串名字到底是为了什么?而对于“经学”的定义是否符合国学常识?如果钱大昕的考据是“真正的史学”,岂不是和刘先生“材料只是背景”的高论自相矛盾?
刘先生一直以文风古雅著称,被很多人捧为当代的语体作家,但是单从这一段文字看来,他的“语体”也并不格外高明。“我们必须对”和“就只能视为”都是明显的翻译腔,分别是“We must”和“can be only seen as”的翻译。这种不华不洋的翻译腔是民国以来中国学术的一大痼疾,像高行健、余光中这样真正高明的语体家都曾撰文痛批。既为痼疾,笔者也不能幸免,故似乎不必对刘先生求之过苛。然而刘先生一直以自己纯正古雅的汉语为自豪,又时常大谈翻译经,笔者此处拈出一例,也可算对刘先生“诤谏”:语体和翻译经,还是慎谈吧。
非名山不留仙住,是真佛只说家常。我国白话文运动的一大任务,就是帮助普通读者“看得懂”。学术写作的阅读当然需要一定门槛,但是作者也不应该故意给读者制造障碍,以抬高自己的身价。胡适先生老早就提出行文要避免“可用可不用”的典故,而刘先生每每罗列一长串学者或历史事件,这种引用真的都是必要的吗?
四、也说宏大叙事
有前辈指出刘先生为文善于“宏大叙事”,笔者深以为然。刘先生的宏大叙事究竟然否,这篇短文难以尽论。笔者在这里仅谈谈个人对史学中“宏大叙事”对看法。
第一,在当代史学严厉的审视之下,“宏大叙事”的意义与有效性都值得探讨。孔德、马克思、韦伯等先贤构筑的宏大叙事正在遭受强烈质疑。许多史学家公然提出:历史本没有规律可循,即使有也非我们所能认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有新的“宏大叙事”诞生,也要尽量符合当代越发严苛的学术纪律,在细节的考证上经得起推敲。另一方面,要避免“换汤不换药”,保证新的“叙事”具有高度原创性,发前人所未发。
第二,要慎重思考“细节”与宏大叙事之间的关系。笔者对传统史学“滴水观沧海”的方法深以为然。在美国求学期间,文学部的教授也曾谆谆教诲:以平实严谨的态度对待文本,文本自然会给你惊喜。其实何止是文本,对于出土文物和田野调查的资料,以平常心对之,往往也会有“惊喜”。所谓的“宏大叙事”,可以蕴藏在精细的考证中,而不必时时占据论述的中心地位。试问与前辈大师相比,当代诸学人有几个能做到掌握多种工具语言?恐怕连能够直接阅读不加标点的影印本古籍的人也所剩无几了吧。在这种时候,与其抛出宏大叙事,不如多多增加自己的知识储备,把局部考证做得更加扎实,让我们的知识大厦建立在更坚实的基础上。
宏大叙事是很能吸引读者的。谁都希望找到“大统一场”和“历史的铁律”。但是乍看合理的模型未必经得起更仔细的推敲。无数前人无功而返的教训值得我们深思。
五、余论
刘仲敬先生的学术地位需要交给时间。笔者无意用这样一篇短文去对其“盖棺定论”。而许纪霖先生、秦晖先生等学界前辈似都对刘先生颇有好感。与前辈相比,笔者自然浅陋愚钝。只不过笔者对刘先生在某些时候表现出的学术态度颇有微词。用最白的话讲,这种态度实在不够“老实”。如果刘先生认为可以靠标新立异和掉书袋在学界屹立不倒,我只能敬祝好运。范文澜先生的名言“板凳需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大概永远不会过时。而围绕着刘先生的种种“话题”也可休矣,毕竟学术界不是演艺圈。
在寻求终极意义的道路上,只有单干户,没有集团军作战。刘先生如果继续热衷于以如此高的曝光率充当学术“教主”,而不肯下功夫将基本的翻译和语言表达做好,恐怕只能离真理越来越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