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山东大学校长华岗
1955年1月21日,中共中央批转了中央宣传部的《关于开展批判胡风思想的报告》;2月,中国作家协会***团随即召开会议,决定对胡风的文艺思想展开全面和彻底的批判。从此,一场批判胡风的运动立即在全国文艺界展开。
4月1日,郭沫若在《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反社会主义的胡风纲领》的文章,第一次把对胡风的批判扩展到政治范畴的领域。不久舒芜也在13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了《胡风文艺思想反党反人民的实质》,还对前来约稿的《人民日报》的编辑拿出胡风四十年代写给他的信,此后又奉命整理和注释这些信件。随即,这些书信与胡风的检讨一道被呈送给***审阅。不久,胡风等人被确定为“反革命集团”。
1955年5月18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批准将“胡风反党集团”的骨干分子逮捕收审,在北京被逮捕的有胡风、梅志、路翎、牛汉、徐放、绿原、谢韬、刘雪苇、杜谷等;在天津被逮捕的有阿垅、鲁藜、卢甸等;在上海被逮捕的有贾植芳、任敏、张中晓、耿庸、何满子、罗洛、王元化、彭柏山、李正廉、顾征南、许恩华、罗飞、张禹、梅林、满涛等;在南京被捕的有化铁、欧阳庄等;在杭州被捕的有方然等;在湖南被捕的有彭燕郊等。据后来《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件的复查报告》统计:“在全国清查‘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共触及了2100人,逮捕92人,隔离62人,停职反省73人。到1956年底,绝大部分都作为受胡风思想影响予以解脱,正式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的78人(内党员32人),其中划为骨干分子的23人。” 然而,由“胡风案”发端,相继又出现了一些大案。当全民声讨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喧哗声还未沉寂下来时,7月16日,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又宣布了人大代表潘汉年被逮捕的消息,即后来的“潘汉年、扬帆反革命集团案”。随即中共上海市委的负责人要求追查三十年代上海文化人与敌人的关系,在“胡风案”中涉嫌的彭柏山(宣传部长)、王尧山(秘书长)、沙文汉(浙江省***)等受到诬陷,党内的一些高级干部纷纷落马。
当后来人们在回顾始于1955年的这场惊心动魄的“二十世纪中国的政治事件和精神事件”(林贤治语)时,在沉痛总结它的教训之余,又不约而同地开始反思它之所以会发生,比如***就反思到因权力过分集中而导致的不受法律约束,说:“这种现象,同我国历史上封建专制主义的影响有关,也同共产国际时期实行的各国党的工作中领导者个人高度集权的传统有关。”许多错案也就是由若干领导人单凭主观判断而拍板酿成的,所谓民主集中制等只是虚设。而在许多错案中,其所以发生的原因,又与中国革命长期在农村开展、许多出身小农的领导干部对知识分子干部有排斥的心理等有关。这还可以通过“胡风案”的涟漪─—另一要案的“华岗之案”得到进一步的说明。
华岗(1903-1972)幼名华延年,曾用名华少峰、华西园等,浙江龙游人。华岗1924年参加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加人中国***,先后担任过青年团地委***、团省委宣传部长、团***、团中央宣传部长、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长、中共中央组织局宣传部长、中共华北巡视员、《新华日报》总编辑、中共南方局宣传部长、中共上海工作委员会***和山东大学校长等职。1954年他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但翌年就受到了错误的审查和处理,此后被长期关押,于1972年含冤病逝。1980年经中共中央批准,对华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华岗在中国现代革命史上是一位著名的***人,也是中共党内的才子和一枝笔(解放前在国统区他被称为中国的“三大手笔”之一,即与***、王芸生相并列)。他很早就参加了革命,又担任过党内的许多要职,在团中央工作时,还被称为中共宣传战线上的“四大金刚”之一,他的文章经常见于《列宁青年》、《布尔塞维克》、《群众》等党团刊物上,后来他还是《新华日报》第一任总编辑。华岗也是一位著作家,一生笔耕不辍,先后写有名作《太平天国革命战争史》、《五四运动史》、《1925-1927中国大革命史》、《中华民族解放运动史》、《社会发展史纲》、《中国历史的翻案》等。已故的李慎之先生在《不能忘记的新启蒙》一文中回忆说:在上世纪三十年代,“钱亦石、潘梓年、沈志远、邓初民、李平心、华岗、曹伯韩、张仲实─—都是我心目中崇拜的青年导师”。这不独李慎之先生,许多进步青年当年都是读着华岗他们的书成长起来的,如那本吸引了无数热血青年参加革命的《***宣言》,最早是由陈望道翻译的,1930年上海华兴书局又出版了华岗翻译的译本,这也是中国***成立后有计划有组织出版的第一个《***宣言》的中文全译本。
全国解放以后,华岗出任山东大学校长。在山东大学校长任内,他还创办了著名学术刊物《文史哲》,这在当时是与《新建设》、《学术月刊》并称建国初期全国最有影响的三个社科刊物。
华岗是知识分子出身,性格又耿直,于是在他的党内阅历上就难免染上了一层风霜:早在抗日战争中的整风时期,他在中共南方局曾说当年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是非法的(即米夫操纵、让王明一派上台的那次全会),当即遭到了非议;此后他又在1943年的《群众》上发表文章,批评了一贯左倾的***,不想却犯了大忌。
早在1938年的中共长江局时,华岗就遭到了王明的排挤。当时王明曾组织对他开展批判,至其吐血昏倒,后又被排挤和派往东南战场。
已故楼适夷先生后来回忆:当时中共党内的一些知识分子与王明等的不和,楼“曾担任过第一个在蒋区公开的《新华日报》(武汉版)副刊《团结、》的编辑三个月,又在抗战胜利后编过华中版《新华日报》副刊约半年,上海《时代日报》副刊‘文化版’约一年”。楼适夷回忆说:“我在那里,时间很短,四五个月,结果同王明当面吵架,是托病辞职的,关系搞得极坏,─—我与王明,第一不喜欢他那件布尔塞维克的短皮夹克及后面跟一位高领皮大衣的华贵太太(即孟庆澍),官气太足;第二他对我们作报告,断言***从此不会流我们的血,我当面顶了一句,触犯了他;第三,我编副刊,收到不少从***战训班(亦即集中营)青年大量血泪控诉信,我不懂策略,主张在报上发表部分,从此被王仇视,我呆不住,托病离职,进了医院,也即成了逃兵……”胡风夫人梅志对此也在《胡风传》中回忆说:当时王明领导《新华日报》,报纸上不但整版登他的文章和报告,连他妻子孟庆澍的大文,题目也用黑体字标出,而当时在报社工作的华岗也很不顺心。
也许因为和胡风沾了一点边,后来就有了“政治麻风病”的嫌疑了,加上华岗在参加革命活动时曾被敌人逮捕过,即他曾在武昌反省院与任作民、向明(后为中共青岛***、山东分局副***、代理***)为狱友,后来因为向明出了问题,华岗也就脱不掉干系了。这就是当年的“革命逻辑”。
1955年8月华岗被诬为“胡风反革命分子”,原因就是他曾是《新华日报》总编辑,与胡风有过交往。公安部从胡风的日记里查出华岗和胡风自1937年12月6日至1940年9月10日互访有五十二次、通信三次,此外建国后因文艺界的宗派主义,胡风情绪不好,华岗曾写信劝说胡:“吾兄似应克己,将情绪集中对于某些问题,加以较深发掘,尚有较实际之贡献。”这封信,不过是华岗要胡风转移情绪去研究、发掘鲁迅的思想。而此后华岗也参与了对胡风的批评,即1955年3月他以“方衡”的笔名发表有《胡风文艺思想的唯心论的实质》,他是在文艺思想的范围内批评胡风的。
当时有关方面提审胡风,让胡“揭发”华岗,胡风却说华岗当年如何为争取民主而奋斗、如何向文化人宣传党的主张和执行统一战线的政策等,认为华岗根本与“反革命分子”沾不上边。
8月25日,华岗因涉嫌胡风、向明两案,被青岛市公安局隔离审查(实即逮捕),并且进行了抄家和搜查。
华岗的落难,显然所谓涉嫌“胡风案”的证据是不充分的;至于所谓“向明案”(据说华岗还是这桩案件中的“军师”),即莫名其妙的所谓“向明反党集团军”,至今其真相也难以查明(此案至1963年开始甄别,除了华岗一人之外都获得了释放)。曾参与经手该案的原山东省***赵健民回忆说:“实际上,这个所谓的‘反党集团’究竟是怎样组成的,成员之间有什么特殊关系,他们又为什么要反党?所有这些重大问题,即使是提出有一个‘反党集团’的人,也根本举不出一件有力的事实来。”(《纪念华岗》)后来有人附会以为“华岗案”是***作祟造的孽,但***任山东省***是在1950年9月至1954年9月之间,即是在该案被捏造之前的事,而该案是***之后发生的。
有论者还以为该案的蹊跷之处是:“在内部机密的掩盖下,其中的来龙去脉,是非曲直,人际关系,真的假的等实际情况,常常需要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才可能有个比较清楚的说明,有的至今仍是个谜。”(向阳《华岗传》,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后来李辉在询问林默涵如何看历次政治运动中的“宗派主义问题”,比如反右时周扬们的批判冯雪峰,林默涵答道:这种“宗派主义”其实是其来有自,如“冯雪峰在抗战初期不辞而别回到家乡的问题”,周扬说那是冯雪峰就***实行统一战线的问题与博古吵了一架,冯“一气之下就从上海的中共办事处回到了浙江家里”;林还说:“后来还有华岗,也是不满于晋绥根据地出现的土改方面的左的做法与***吵了一架,跑到香港。后来证明他的意见是对的,游击队的农民意识厉害。延安时代也厉害。”由此可见,华岗的问题其实并不简单。
华岗遭逮捕时,他还是人大代表、大学校长,中共山东省委的主要负责人,于是就这样说:“抓起来再定罪”,根本不顾及所谓宪法和法律等。对此,华岗只回敬了八个字:“欲加之罪,何患无词!”他还对学校“批判”他的人说:“希望大家要相信事实。”
1956年3月华岗上书专案组,要求:
现在立即恢复我的自由和工作,立即公平处理我的问题,这不仅是出于我的正义要求,也是组织上应有的责任。因为党有实事求是的原则和不要冤枉一个好人的英明政策,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更有保障人权的明白规定。如果以为有权力在手,就可以不顾一切,为所欲为,对于被害人的正义申诉可以充耳不闻,那就不但违反党的原则和政策,而且和我们人民民主国家的性质不能相容。至于说我态度不好,那也不过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而已。不平则鸣,人之常情,一个人受了冤枉,为什么不可以叫冤,难道在先天化日之下受了不应有的无理迫害,还要叩头谢恩才对吗?历史上当然有过这样的事情,可惜现在已经不是那样的时代。实际上某些同志错误地把我当作假想的敌人来打击,正像堂吉诃德把风车当作敌人来乱斗一样,我不过成了现代堂吉诃德们不分对象的牺牲品,被强制当作他们盲目射击的风车。
但我毕竟是人,而不是风车,风车受了冤枉,不会说话,而人则会说话,所以就说我态度不好,试问公道在哪里?而且堂吉诃德当作发现自己所射击的对象只是风车而不是真正敌人的时候,也就停止了射击,而现代堂吉诃德们明明发现自己所打击的对象乃是风车不是敌人的时候,却还要固执己见,不肯放手,这就使人实在难以理解了。如果说这是一时的偏差,那么既经发现是偏差,就应进行纠正,而不应该放任不管。为了正义和真理,我据实说了上面这样一些直率的话,也许有人又要因此而说我态度不好,我只好请他凭事实和客观真理来判断,而不要再凭主观偏见来判断。
千言万语,并作一语,我的要求只有八个大字,那就是:实事求是,公平处理。华岗不服气、不屈服,等待他的结果也就可知了。翌年,华岗被转押于北京秦城监狱单独关押,期间曾绝食抗议,要求公平处理自己的问题。面对无数次的审讯,他最后只说了5个字:“我无罪可服!”再后,他开始在监狱漫漫的岁月中抄、著自己所喜爱的书籍了。他有诗铭志:“知识无涯天地宽,须行即骑莫迟惶。双膝未膑当知足,可酬热血换文章。”狱中,他撰写了《规律论》、《美学论要》等(后分别于1981年、1982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以作为“对这位坚贞不屈的***人、学识渊博的著名学者的一种纪念”)。
1965年3月19日,经中共中央批准,华岗被判13年徒刑,剥夺公民权利7年。这时,他已经失去自由长达10年。显然,对他的判决只能是超出10年的重判,否则无法补偿其已超出的羁押期,而且,明知是错案还要继续“错误”下去。
当时给华岗罗列的罪名是:1.在武昌反省院称“蒋委员长”是“丧失阶级立场”;2.在国统区工作与***警察特务来往是“投靠反动派”;3.不准逮捕“历史反革命”的教授,是“包庇反革命”。此外,不能查实的罪名还有所谓“叛徒”、“特务”、“国际间谍”等。
判决之后,华岗被押回山东济南单独关押 (狱方为之专门建造了两间平房,每月有五十元生活费,“***”爆发后减为十七元)。后来他刑满(1970年3月签发释放令,改批生活费二十五元)。
但监狱之外已容不得他了,几乎所有的他的亲人、友人(包括笔者的父亲)都可能会受到他的牵连,比如他曾留学东欧的儿子,就因他关进了监狱。华岗只好两腿再迈进监狱的大门,与一批刑满而无业可就的人挤住在一起。此后他一度因病被遣回青岛的家中,恶劣的生活环境又让他在精神上出现了失常的迹象,在一个临近春节的日子里,他不得不再返回济南的监狱中。
1972年4月,华岗因病被送往医院,随即于翌年5月17日病逝。
据山东大学赵俪生教授《我和华岗校长的接触以及我对他的理解》一文中的回忆:解放之初,当年“山大”与“华东大学”合并,原“山大”党委的赵纪彬、罗竹风分别被调往河南、上海,“华大”的班子则占领了“新山大”的阵地,从香港来的华岗任***,实权则在副***刘宿贤手中。后来刘在政治运动中曾逼死了医学院著名女教授陈慎昭(因被打成特务,服氰化钾自杀),刘因此被调至湖北工学院任党委***(再后又逼死了武汉大学校长***,后***派曾志前往调查,刘上吊自杀)。虽然华岗是校长,但是被掣肘的。至于华岗的“罪名”,是所谓称呼“蒋委员长”、在上海地下工作时与同乡的“特务”往来,以及在“山大”阻拦逮捕外语系副教授方未艾。(华岗曾对公安部门的来人说:“我们的教授大都是从旧社会过来的,有的人有这样那样的历史问题,可以通过学习和实践对他们进行改造,如果你们将他逮捕,其他人就很难稳定下来,对学校工作不利。”)除了“莫须有”,就是有人有意陷害。
赵俪生还认为:华岗曾经长期在白区进行地下革命工作,他又是学者型的党内干部,“与其说他是***员,毋宁说他是一位大民主党派人土,他在这方面规模宏伟,恢恢乎大哉,风格与宋庆龄、何香凝是一个等级,这就容易叫一些土包子人物看不顺眼。”(《赵俪生文集》第5卷,兰州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在华校长时期,山东大学的文科十分活跃,它在全国高校中的地位也十分显著,比如当时文学院里的著名文史学者,就有冯沅君、陆侃如、杨向奎、吴富恒、萧涤非、吕荧、黄云眉、王仲荦、高兰、董书业、黄公渚、殷焕发、赵俪生、张维华、郑鹤声、许思园等诸先生(时笔者家父也在该校),中文系的“四大金刚”(冯、陆、高、萧)和历史系的“八大教授”,以及青年教师新秀孙思白、韩连琪、葛懋春、庞朴、路遥、孔令仁、黄冕堂等,都显示了这所大学的实力。然而,在意识形态领域日益紧张的年代,这却是大不祥的,如当时中文系的吕荧。
1950年吕荧应邀到山东大学任中文系主任和教授,1951年11月,《文艺报》在“关于高等学校文艺教学中偏向问题”的专栏就发表了该校中文系干事张祺受人指使的来信,揭发和批判吕荧在教学中严重脱离实际和教条主义的倾向,随后对吕荧进行了粗暴的批判。《文艺报》在1952年第2期的“编辑部的话”里给这场讨论下了一个定论,即“在该校的行政领导下,该系同学经过了热烈的学习和讨论之后,大都明确地认识了吕荧同志教学中脱离实际、脱离***文艺思想的教条主义的错误,并迫切要求改进”。当时山大不时召开批判大会,华校长劝说吕荧进行自我批评,以便过关。但吕荧坚持认为自己没有做错,拒绝自污,后竟于翌年不辞而别。
事过三十多年之后,当时曾参加了这次批判运动的学生李希凡(即***提到的两个“小人物”之一)表示了自责和忏悔:“实际上学生只是被运动起来给先生提意见,批评先生的‘教条主义’。……这场批判运动,并不是张祺同志一人的过错,这种‘左’的不实事求是的学风,在我们这些学生们身上也是存在的……这样的‘左倾’幼稚病,使我们失去了一位多么好的师长,也给我们那未完的文艺学学习造成了怎样的损失!”(《吕荧文艺与美学论集·编后记》) 当时吕荧拂袖而去,好在有冯雪峰任社长的人民文学出版社等单位争聘之,华岗写信劝说其返校,事竟不成,吕荧遂在人民文学出版社担任高级翻译员。此后到了1955年5月胡风被捕之后,在中国文联和作协***团召集的扩大会议上,宣布开除胡风的会籍并撤销其在文艺界的一切职务,在众人(七百余名文艺界名人与会,郭沫若带头对胡风发起攻势并作总结和决议)一边倒的局面下,只有一个吕荧“不识相”和“煞风景”地站出来为胡风讲话,认为“思想意识领域内的问题不等于政治问题”,被众人当场喝下台来。
于是,当时名字还未上“胡风案”逮捕名单的吕荧,随即被带回家中,从此失去了自由。第二天,新华社在报道这次会议的消息时,提到了喊出竟与700多人不同声音的这个“怪人”,即“会上,胡风分子吕荧在发言中为胡风集团辩护,遭到会议一致的驳斥”云云。此后,吕荧被隔离审查一年之久,致其大脑神经受到严重摧残。
1955年“胡风案”已经被铁板钉钉,时山大有人要将吕荧定为重点批判对象,也是华岗批示“缓办”,才极力压了下来。此后,华岗锒铛入狱,他的“罪名”中又加了一条“包庇”之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