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静宜简历 谢静宜 一个经历特殊的平凡人张骥良

谢静宜,一个经历特殊的平凡人张骥良

编前:12月26日是毛泽东同志诞辰104周年,本报编发这篇人物专访。以表达对一代伟人的纪念和追思。

“文革”的风暴。把她高高地抛上了浪尖,使她成了全国知名的风云人物,那场风暴过去之后,她又被抛到了谷底。随着岁月无情的流逝,她在人们的记忆里逐渐消失了,消失的几乎无影无踪。就是曾经亲身经历过那场浩劫的人,恐怕也很难记得起她了。

1993年,纪念毛泽东诞辰一百周年座谈会在毛主席纪念堂召开。我本来没有资格参加这个座谈会,靠新闻界朋友帮忙,总算挤进了会场。那天,曾经在主席身边工作过的工作人员也去了不少,也就是在这个座谈会上,我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的秘书张玉凤。

为了抓到采访线索,我提前半个小时走进了纪念堂。熟人们彼此问候、寒喧着,我瞪大了眼睛搜索采访对象,一位老朋友捅了我一下,小声告诉我:“那位正忙着为大家签名的人。你猜是谁?她就是谢静宜!

”我的神经象被什么东西刺激了一下,职业敏感告诉我:抓住机遇采访她。于是我也凑了过去,恭恭敬敬地递上采访本。她潇洒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和我握了一下手。座谈会确实给我提供了好几条采访线索,我先后采访了李敏、邵华。

早就听说谢静宜很少参加社会活动,深居简出,一概不接受记者的采访。她越是不愿意接受采访,我采访她的心情越迫切。在一位新闻界哥们儿的帮忙下,我走近了北三环附近的一座居民楼里,走近了谢静宜充满感情的回忆里。

坐在谢家客厅的长沙发上,才明确的感觉到这个家庭的陈设相当朴素。在客厅的一侧墙上,是毛泽东晚年在中南海书房接见处一幅巨幅照片,另一侧墙上,是她请一位著名书法家书写的毛泽东那首家喻户晓的七言律诗《长征》。谢老的卧室里,悬挂着一幅她和毛泽东主席的合影,体现着女主人对人民领袖的热爱与怀念。

谢老是个性格开朗的人,她待人热情,诚恳。一见面,她就对我说:“到这儿别拘束,我这人没什么事儿。其实我也很想请朋友们来家随便坐坐,随随便便的聊聊天儿,只要别写东西就行。有些记者写的东西不准确,我近年来参加社会活动很少,一是我身体不好,二是害怕那些不负责任,随便乱写的记者。”

话题自然而然又扯到了那次座谈会上,我向谢老询问了张玉凤、李银桥的个人及家庭近况,又向她讲了我采访李敏、邵华的经过。她的思绪被这些当年一起共事的老同志带回了往昔的岁月。

她是1952年从中央军委机要学校毕业后分配到中央机要局的,由于她工作的十分出色,1959年组织上对她委以重任。分配她给毛泽东主席当机要员。从那时起,她跟随毛泽东走遍了长城内外、大江南北,深切地感受到毛泽东作为党的领袖,共和国的谛造者,同时作为一个普通人伟大的人格力量。

她领略了毛泽东作为人民领袖叱咤风云的伟大气魄,也感受到了毛泽东作为一个普通人那浓浓的人情味。她给我讲述了一段毛泽东关怀他们夫妻生活的一件小事儿。她说尽管是一件平凡小事儿,却体现了人民领袖对同志们的真挚情感。

谢老的爱人苏延勋也是搞机要工作的,他们俩是一对名符其实的机要夫妻,一个在广州某部队,一个在中央机要局。那年春节前,毛泽东到广州视察指导中南局的工作,住在广东省委招待所,而苏延勋所在部队就在附近。为了保守秘密起见,谢静宜没有去找爱人,没想到这件事被毛泽东知道了,马上派秘书把苏延勋找来。

他请这对机要夫妻吃了一顿饭。席间,毛泽东一会儿给小苏夹菜,一会儿又给小谢夹菜,毛泽东边吃饭边和这对小夫妻拉家常,那股亲热儿就别提了。

谢老说,别管是在饭桌上,还是在平时,毛主席给我们的感觉,更象一位宽厚、慈祥的长者,他对我们的关怀,不象上级对下级那种表面的关怀,而象长辈对晚辈的慈爱,关怀的那么细致,那么实在。就在那次的饭桌上,主席又和我们开起玩笑来了:“牛郎、织女每年七月初七还要相会一次,你们为了党的事业,人民的事业当起了牛郎、织女,当然更要相会了。

你们俩有地方住吗?没地方住。就住在我们这里吧!”毛主席的一番话,说得小两口心里暖融融的。一年以后,苏延勋也因为技术全面、工作出色而调到了北京。

谢静宜的儿子出生后。她请毛主席为孩子起名,还是在她怀孕期间,她就和主席说好了,主席高兴地答应了她的请求。主席考虑到小谢是春天怀的孕,给孩子起了一个惊天动地的名字“苏春雷”。孩子出生后,周总理语重心长的对她说“小谢呀!

跟你商量个事儿吧,希望你只要一个孩子,在计划生育上带个头儿。咱们国家还穷,经济上还不富裕,只要一个孩子,对你自己,对国家都有利。”谢静宜也考虑到,自己作为机要员,要经常跟着主席东奔西跑,决不能因为多生孩子而影响了工作,便愉快地接受了周总理的意见。

十年浩劫结束后,由于历史造成的原因,谢静宜一度被隔离审查。在隔离审查期间,她认真反思自己在文革中的言行,同时也重新思考那段自己亲身经历过的历史。外面一度传言:她在文革中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是受了她父亲谢富治的指使。

这种谣传且越传越广,越传越玄。面对谣传,她自己都感到莫名其妙,真是无中生有,欲加之罪。有时她也感到委屈。感到想不通,但一想到毛主席、周总理的亲切关怀和谆谆教诲,那种委屈和想不通。都显得微不足道了。

后来她被下放到地处北京市远郊区的密云县劳动。劳动中,尽管她身体不好,却干得特别起劲儿,由于超负荷的体力劳动,她的心脏病日趋严重。直到1989年,在邓颖超同志的亲切关怀和亲自过问下。谢静宜才回到了城里,组织上妥善安排了她的晚年生活。

谢静宜和苏延勋构确是一对恩爱夫妻,由于俩人都从事同一种工作,在内心深处沟通的机会更多一些。谢静宜被隔离审查后,作为她的爱人,苏延勋也不可避免的受到了牵连,精神压力可想而知,后来苏延勋不幸患上了白血病。巨大的精神压力再加上残酷的病痛折磨,苏延勋的身体很快就垮下来了。

生命垂危之际,他把妻子叫到跟前,郑重地表达了他此生的最后一个心愿:等他去后,墓碑上的“苏延勋”三个字,用毛主席的手书。当年毛主席在招待他们小俩口儿时,曾挥笔写下了这三个苍劲有力的大字。谢静宜没有辜负丈夫的心愿,墓碑上老苏的名字,就是用的毛主席的手书,也算了了丈夫的最后一个心愿。

丈夫去世以后,谢静宜很长一段时间无法从痛苦中解脱出来。失去爱人,对于她的打击太大了。那年,苏延勋生日那天,她独自来到香山脚下,祭扫丈夫的墓地,当天夜里,她作了一个童话般美丽的梦,她梦见了自己的童年时代,梦见自己和青梅竹马的他一起采摘石榴的情景。梦醒了,她再也睡不着了,索性披衣下床,捻亮台灯,在书桌前奋笔疾书起来,写下了一首怀念亡夫的悼诗,诗中借用了李商隐的名句,写得情真意切。诗云:

忆昔秋菊争斗艳,石榴九九笑满园;

何当共剪西窗烛,竹马青梅话当年。

谢老的晚年生活幸福、祥和而充实。现在她和儿子春雷一家子生活在一起,她的小孙女活泼可爱,祖孙俩在一起玩得可开心啦。她的心脏病前几年十分严重,有几次差一点出现危机。1985年医生就叮嘱她注意休息,并说这么严重的心脏病,顶多能活上六、七年就不错了。

如今10年过去了,她不但仍然活着,而且活得还挺好。她与疾病作着顽强的斗争。他的生活非常有规律,每天早晨6点钟准时起床,午饭后稍事休息,晚上10点准时上床睡觉。别看她已经退休了,在家里一点也闲不住,白天的时间她抓紧读书,搜集资料,写作;写累了她就下楼散步、晒太阳、和楼下的老大妈们聊天儿。

烦闷时,她还爱唱歌,京剧唱得尤其不错,她对京剧的流派、代表剧目、唱腔也很有研究,唱得还挺人味呢。

她用唱歌、唱戏排解心中的烦闷。她交友的范围很窄,一是身体不好,话谈多了就显得很累;二是怕不必要的交往过多而影响了自己的写作;三是过去的一些不愉快的事,她也不愿意提起了。她的朋友大多是当年曾经在毛泽东主席身边的工作人员,联系方式基本上是打电话。

她尽管年纪大了,身体又不好,但她感到要做的事情太多了,她决心把自己了解的人

民领袖原原本本地告诉人民。自从1985年医生告诉她身体状况以后,她就开始撰写回忆毛泽东的文章。那时她的身体非常虚弱,最初的那些文章,是她倚在床上写出来的。她用几个枕头垫在背后,用以支撑自己的身体,使自己能坐起来,把膝盖当写字台,每当她写好一部分。

就让老苏抄在稿纸上。她不停地想着、写着,在回忆中凝聚着战胜疾病的勇气和力量。后来她的身体逐渐好了起来,能伏案写作了,可爱人老苏离开了她,再也不能为她抄稿子了,老苏临终前一再叮嘱她:“我再也为你抄不了稿子了,你一定要坚持继续写下去。

”谢老擦干了泪水,把深深的悲痛化作无穷无尽的力量,她手中的笔一直没有停下,毛泽东诞辰一百周年那段日子里,她发表了大量回忆领袖的文章。我就读过她撰写的《毛泽东与京剧》、《毛主席指导我读书学习》两篇,那文笔相当朴实,口语化的语言使文章倍感亲切。她说她时刻铭记着爱人的嘱托,一定抓紧时间,把自己了解的人民领袖的一切全部写出来。

当年,毛泽东曾经亲切的称她为“小谢”,而今,当年的“小谢”早已霜染两鬓。一晃20年过去了,人民领袖给予她的亲切关怀和谆谆教诲,在她的内心深处永远是生动的。感人的,仿佛就在昨天。这平凡而伟大的情感,将伴随她战胜疾病,伴随她安度晚年,伴随她走向人生的终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