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三钱”之一的钱伟长

1948年,解放北平的隆隆炮声似在预示着人们,“就要解放了!”回国后,钱伟长因积极参与由*地下党组织的活动,加之岳父孔繁尉是中央***派到北平动员傅作义起义的重要人物,所以地下党组织对于钱伟长十分的信任。一天晚上,他作为清华大学的代表,到北京郊区良乡,亲自向***、陶铸、钱俊瑞等同志汇报清华的情况。那是钱伟长平生第一次见解放军的首长,给他的感觉是解放军的大干部们都很平易近人。回到家时已是清晨,当他兴冲冲地迈进院门时,一声清脆的婴儿的啼声从屋里传了出来,又一个女儿出世了。钱伟长按耐不住心中的喜悦,脱口而出:“放歌,就叫她放歌吧,尽情地歌唱解放!”

全国解放,钱伟长被繁多的事务性工作所困扰,为了能在科研方面多做些贡献,他暗暗地搭上了无数个夜晚。参与制定规划之后,周总理赞誉钱伟长等人为“三钱”。亮出自己的思想,钱伟长被甩入沉寂的谷底。

1949年2月,寒冬中的北平城终于迎来了春天,整个清华园沉浸在革命胜利的欢乐之中。3月,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成立了,原理学院院长叶企孙任主任委员,张奚若、吴晗任副主任委员,周培源为常委兼教务长,钱伟长和费孝通为常委兼副教务长。此后,直到1957年,钱伟长以其饱满的热情踏着欢快的节拍踏上人生的又一征程,在他的日程表上,除了繁重的教学工作、行政事务外,便是应接不暇的广泛的社会活动。文化方面,他参加了由文化部长丁西林率领的新中国第一个出访国外的代表团,回国之后任中缅友好协会会长;教育方面,他先后参加了*长钱俊瑞率领的国内考察团和蒋南翔部长率领的高等教育访苏团;在科学工作方面,钱伟长兼任数学研究所力学研究室主任,并开始筹建力学所和自动化所。

1950年钱伟长被选举为北京市人大代表;1951年参加全国第一届科学大会,全国科联(科协前身)成立,他当选为常委兼组织部副部长。全国青联成立,钱伟长当选为常委兼副秘书长,作为青年代表团团员出席在北京举行的世界青年代表大会……纷繁的社会活动,使钱伟长亢奋之余陷入了深深的内心矛盾之中。一个秋夜,为了调解一下紧张而又疲惫的大脑,他关闭了台灯,双手在两颊上下搓动了几下后,推开了窗扇。秋风阵阵,寒意袭人,天空中布满了闪烁的星斗。的确,对于一个科学工作者来说,他多么希望有充裕的时间在科研上多做些贡献呢!然而社会活动,作为工作的一部分,依然重要。于是,在为社会活动、行政事务忙了整整一天的钱伟长不得不把自己投入星斗之下的夜晚。

1954年,钱伟长参加了由***总理亲自领导的制定我国自然科学12年规划工作。这是我国有史以来第一次以国家的需要出发制定的一个科技发展规划。期间,钱伟长负责几个任务项目的规划。如果说,两年前,钱伟长第一次聆听***教诲时给他留下了极为美好的印象,那么在这一规划制定过程中,通过与总理的多次接触,这位曾经和***一起领导过两万五千里长征,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解放了全中国的政治家对于科学的态度,对于科技工作者的理解,以及忘我的工作精神无不令他折服。向总理汇报工作多是深夜或清晨,往往先是总理认真地听,钱伟长细细地说,接下来便又是总理问,钱伟长答,一答一问,一问一答,最后再由总理作指示。

在这样一种宽松、和气的氛围中汇报工作,说话者经常会忘记自己是在与数亿人口的共和国总理谈话。***那种以科学的态度制定科学规划的精神,深深地感染着在座的每一位同志。经过近两年的艰苦工作,规划工作终于接近了尾声,对于参与规划的科技工作者们的工作成绩,***给予了高度的评价。然而对于钱伟长、钱学森、钱三强三位成绩卓著的科学家,***曾在一次重要活动中公开赞誉他们为“三钱”。从此“三钱”的美誉沿传至今。1956年,全国进行院校调整之后,钱伟长出任清华大学的副校长兼教务长、力学教授。在多方位的工作中,钱伟长始终没有放手的就是进行科学探索与研究。同年8月,在布鲁塞尔举行的第九届理论和应用力学国际大会上,钱伟长的“长方板大挠度问题”和“浅球壳的跳跃问题”的报告,受到国际上的重视,并成为20世纪60、70年代国际上许多论文和研究的参考根据。前者关于大挠度板的系统摄动法被称作“钱伟长法”,后者有关浅壳的大挠度方程被称为“钱伟长方程”。然而,正当钱伟长满怀壮志,奔走于教室、实验室、办公室与社会之间的时候,一场关于教育思想的争论之后,他被甩到了沉寂的谷底。

“闻着臭吃着香”的钱伟长,人虽被打倒了,但“地下活动”却不断。“*”中***安排“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接待外宾。***点名要钱伟长参加出访。

作为教育家,钱伟长力主大学教育应以打好基础,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为主,工科学生有理科基础;大学专业不要分得过细,不能设想许多知识都要在学校里由教师一一讲过,因为学生毕业后在实际工作中遇到的问题是复杂多样的,科技还在日新月异地发展更新着,学生更需要具有自己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工程师是在长期建设工作的实践中锻炼出来的,不可能在大学的“摇篮”里培育出来。这些虽说都是肺腑之言,但却不合时宜。为此,在清华大学竟引发了三个月之久的大辩论。为了回答各方的攻击与责难,1957年1月31日,钱伟长在《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高等工业学校的培养目标问题》一文。6月9日《光明日报》未经同意便以钱伟长、曾昭伦等六人的名义,刊发了民盟中央向党中央汇报的《对于有关科学体制问题的几点意见》,造成使人误解的舆论。

对此钱伟长等人非常气愤,然而不等他们声明,6月下旬,蓬蓬勃勃的“反右运动”转眼间在全国开展起来了。7月,钱伟长被划成右派,撤销一切职务并停止一切工作,教授级别从一级降为三级。于是,针对钱伟长的各种各样的批判会,使人目不暇接。从纷繁世界中突然坠入寂谷深潭,钱伟长一时间不知所措,妻子被隔离了,儿子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大学却硬是“不予录取”,两个女儿也因为受了父亲的牵连而天各一方。面对这一切,钱伟长连自己都弄不清楚究竟,更不知道该如何向他的妻子儿女们做解释了。有人说:“对于一个科学家来说,他的生命应该属于科学研究。

”的确,钱伟长很快就镇定了下来,方法则是利用白天劳动之余和夜晚,在他的书堆、计算纸以及新的探索领域间驰骋。如果说原来曾因繁多的社会活动而影响了他的某些研究的话,那么,此间,则又成为钱伟长收获颇丰的时期。20篇论文,他一气呵成。其中《关于弹性力学广义变分原理,及其在板壳问题上的应用》一文,将弹性力学中有关变分原理的研究向前推进了一步,是一项重要成果。然而,怀抱着这一成果,当钱伟长满怀信心地将它投向《力学学报》后,等来的却是“不宜发表”。他无言地将手稿搁在了书架上,任尘土肆意浮落。五年后,日本东京大学航空系的一位教授发表了《弹性力学及塑性力学中的变分法》一文,其中的主题、观点都与钱伟长五年前所提相同,受到国际上的重视和承认。

遗憾,一个人为的遗憾。本应属于中国人的荣誉,就这样被放弃了。然而,遗憾又何止于此呢。为了进一步砸烂钱伟长留在师生们头脑中的闻着臭、吃着香的“臭豆腐”形象,在清华大学的图书馆中专门举办了关于钱伟长“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动路线”的展览。然而,事实上,钱伟长在当时的确被师生们认为是闻着臭、吃着香的那一类人。因为无论怎样批判,一到某些科研难题无人能解的时侯,还是得找钱伟长。此时钱伟长已不能再接触国家级课题了,但是,只要有人来函或私下求教,钱伟长都会欣然答应。在来访者当中,许多人都是冲破层层障碍才找到他的,钱伟长把这视为信任。于是,钱伟长的“地下活动”日益繁忙。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仅钱伟长帮忙解决的难题足有100多件。

诸如曾代叶祖沛教授(原冶金部副部长)起草加速推广转炉的建议书,并设计了高炉加压顶盖的机构和强度计算,为叶老在首钢实验做了准备;李四光部长也到过钱伟长的小屋,恳切要求钱伟长研究一下测量地应力的初步设想措施。钱伟长没有推辞,并将自己下放新疆的学生潘立宙介绍到李四光处,挽救了一个人才;还有关于人民大会堂眺台建筑增强承担力的方案;北京工人体育馆屋顶采用网格结构的设想……每当钱伟长熬过一个或几个通宵的时候,他总会用手搓一搓脸,然后使劲地睁合一下疲乏的眼睛,悄声地喊上一句:“BOYS FOR VICTORY!” 也有来找钱伟长的人是由校方带来的,他们多不通报姓名,甚至项目,只限问题,一旦解决了,便拿上东西就走。

钱伟长有订阅报刊的习惯,“*”中,在工资尚不够维持生计的情况下,他依旧坚持。往往前一时期的推算结论,经常能在近一时期的专业报刊上看到,由此也就能够对上号了。1966年,史无前例的“*”开始了。钱伟长当属在劫难逃之列。钱伟长的一家人,在高音喇叭之下,惶惶不可终日。—家四口除拥有一间卧室外,外带一间兼厕所、厨房、饭厅以及“专案组同志”的“外调”会客室于一身的小房。然而,即便是在这种困境之中,一家人仍然相互关心,相濡以沫。在钱伟长时时遭受辱打谩骂的境况下,家庭的温暖是他科技之外的莫大精神支柱。1968年,钱伟长被列为清华大学首批“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被下放到了首钢特殊钢厂劳动。

这是他一生中最为难忘的日子。他和工人师傅“同吃同住同劳动”,此时的钱伟长已是花甲之人了,然而,在和这些炉前小伙子们的接触中,他深深地体会到了工人阶级的朴实,逐渐地与他们成了朋友。他们不再直呼钱伟长而是称他为钱教授,后来竟称呼起“老钱”来了。有了“老钱”,车间里居然搞起了技术革新,水压机车间和热处理车间都是那时建立起来的。1970年,在一个春寒料峭的日子里,钱伟长接到通知,周总理指定钱伟长陪同前来访华的美国朋友韩丁。至此,为了外事需要,革委会忙把钱伟长原来的住房还给了他们。不久,钱伟长还负责接待了斯诺、法国导演伊文斯、英国记者葛林以及尼克松访华前夕的“先遣将军”黑格。

一次,在接待华裔学者访华团时,钱伟长和他在清华时的老同学们相会了,林家翘、任之恭、戴振铎……一别三十年了,老友相见分外高兴,如今老朋友们都已是大名鼎鼎的科学家了,然而却都霜染两鬓了。此刻,最别有一番滋味的当属钱伟长了,虽对于自己的一切他只字不提,然而当久别重逢的欣喜过后,则全是惆怅。1971年初秋,北京的天空显出了少有的晴朗。这一天,钱伟长接到了通知,***总理要接见他,顿时一股暖流涌上心头,这些年来,每当钱伟长在困难的时候,这位伟人都会给予他意想不到的帮助。想到此,没有耽搁,钱伟长便快步走出了家门。原来,我国即将派出科学家代表团出访英国、瑞典、加拿大、美利坚四国,毛***、周总理点名要钱伟长参加。周总理要接见出访的成员。

钱伟长说:“我的儿子很聪明,如果赶上现在,他一定……”只身上海赴任,钱伟长锐意改革,前“三脚”,上海工大声色顿现。严冬即将过去,春天就要来临。就在出访之前,国内外一些传闻认为钱伟长将会借此机会移居国外。然而当记者询问钱伟长时,只见他淡淡一笑道:“我不会走的,壮年时我舍弃美国的优越生活回到祖国,为的就是要把我所学到的知识奉献给祖国,奉献给人民。这才是我最大的愿望,请转告关心我的读者们,我的岗位就在这里,就在祖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值得庆贺的日子终于被盼到了。“***”被粉碎了,钱伟长与所有的科学工作者们一样,欢欣鼓舞地迎来了全国科学大会的召开。那是1976年。这一天,钱伟长的心情显得格外的好,在书房里,他整理着布满尘土的文稿,一篇篇浸透他心血的论文从今天起,也要焕发它应有的光芒。

整理过文稿,他站住了,转过身,缓缓地踩到了凳子上,顺着窗户,他一下下地揭去贴盖在玻璃上的厚纸。明亮的阳光刹时洒进了书房,照耀着那些刚刚从恶梦中初醒的文稿。他随手推开了窗扇,只见碧蓝的天空中飘着一朵朵绽开着的云花。“BOYS FOR VICTORY!”他喊出了声音。落实政策,纠正了一切不公正的处理之后,1983年,钱伟长接受了中央任命。此时,他已年过七旬了,他微微地捋了捋花白了的头发,有如一名待命的将军,整理了书稿,只身前往上海工业大学,就任校长。他十分珍视中国***给予他的信任,到任不久,上海工大就变得有声有色充满着活力,大踏步地进行着教育改革,提出了破四道墙的口号:破学校与社会之间的墙;破师生之间的墙;破科系之间的墙;破教学与科研之间的墙。

为了提高学生的自学能力和适应能力,减轻学生的学习负担,着重基础学科的学习,上海工大还推行了短学期制,删减了教学大纲,缩短了课堂教学的学时数。为了加强外语学习,钱伟长争取到香港公司的支援,在校内开办了星光外语电台,每天向学生播放五小时的英语节目。工大还实行了学分制和选课制,推动了因材施教,使一批优秀学生能够提前毕业走上工作岗位,大大提高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同时改善了教学和科研的物质条件,建立了现代的材料测试中心、计算机中心、风洞和一些实验室、研究所。为了努力充实教师队伍,他们聘请了一大批成绩卓著的中外教授学者来校任职或短期讲学、指导科研,从无到有开办了各科的硕士点和博士点。

从1983年到1994年,工大已建立了22个硕士点和5个博士点。他以身作则,在行政工作之余,也主持了一个博士点,每年招收8个博士生,迄今已毕业了42个博士生。针对上海的需要,工大还新设了许多新的科系,有些科系,如经济管理学院、知识产权学院等都是国内首创的。1994年,上海市为了跨世纪的发展需要,把原上海工业大学、原上海科技大学、原上海大学以及原上海高工合并成了新的上海大学,钱伟长被任命为校长。在成立大会上,他说:“上海大学不是一个‘独联体’,上海大学的目标首先是培养一种人,一个合格的公民,一个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的人,其次才是一个某一方面的专家,或有某些学术修养的人。

”两年后,这个学校调整了院系,根据上海需要,重建了22个学院107个专业,统一了学制(短学期制),采用了统一学分制、选课制。调整了行政机构,本科生以5万人为基础,业已进行了两年的招生。全校毕业生实行了不包分配双向选择的受业方针。上海市和中科院签订了由中科院上海分院和上海大学成立联合研究生院的协议,规模为60个硕士点,研究生总数约3000名。可以看到,上海大学在大学本科和研究生的培养上,在教学和科研工作上,将为上海市做出新的跨世纪的贡献。恢复工作之后,钱伟长的社会政治活动也开始逐渐地繁忙起来,1983年,在中国*同盟中央全会上被选为中央副***。

1988年,全国***六届五次全会上,钱伟长当选为副***。不久他又担任了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执行会长,陶行知研究会会长(现已辞任),中国海外交流协会会长。并被全国人大常委会任命为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兼文教宗教小组组长,以及区旗区徽评审委员会***。此后,他又被任命为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副主任兼文教社会工作组小组长,区旗区徽评审委员会***(港澳工作现已结束)。钱伟长除去要管理上海大学行政及教学工作之外,还参加众多的社会活动,有谁会想象得到,这位中国国家领导人还亲自参与编发着一本在国际上有着权威地位的《应用数学和力学》的中英文版的刊物呢?又有谁会想象得到,耄耋之年的他还要经常地往返于北京、上海之间,兴致勃勃地为他的博士研究生们亲自授课。

十几年的时间内,钱伟长除了许多能公布和不能公布的科研成果外,所著述的科学著作达十余种,三百多万字,讲义书稿200万字。面对丰硕的成果,钱伟长的脸上依旧没有露出过满意的微笑。然而,对于他聪明而又安分的子女们,他却似乎很是欣慰。“我的子女们都跟我沾了不少的‘光’,所以没有一个上过正规的大学,但是他们很上进,没有一个是落伍的,都是很争气的……”作为物理学家,钱伟长可以用智慧保护炸弹下的一座城市,甚至控制火箭的运行速度;作为教育家,他能够在自己受难的时候挽救一个被他识为人才的学生,他还能够凭借多年的实践经验培养出一批又一批的博士生;作为全国***副***兼教科文委主任,他能够走遍千山万水关心那些因贫困而失学的孩子……然而,对于自己的儿女,钱伟长又做过些什么呢?“我的儿子很聪明,如果赶上现在,他一定……”话语中充满着苦涩。知道钱伟长大名的人,往往一谈到“三钱”之一的他时,多爱用的字眼儿便是“硕果累累”。然而,谁又能够知道在他成为国家领导人之前,所经历的人生风雨与坎坷,以及他所付出的代价而尝到的个中滋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