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小鲁阿里 陈小鲁的道歉 压力来自哪里
昨天,《钱江晚报》用了几乎两个整版刊登记者对陈毅之子陈小鲁专访《我为什么要为文革公开道歉》。陈小鲁对记者说的一句话耐人寻味:“道歉之后出现这么大社会反响,我也是有思考,这就说明大家对这个问题有反思的要求。只要你们敢来我就说。”
“你们敢来我就说”——难道采访陈小鲁要冒什么风险吗?还是文革这个话题有风险?1981年6月党的第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将文革定性为“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一个人为自己在这个“全局性错误”中的个人错误道歉,应该受到鼓励,做个采访怎么会有敢不敢的问题?
“只要你们敢来我就说”。这是否意味着陈小鲁也感受到某种压力?陈小鲁的道歉,表现了他的政治良知,目的是反思历史,推动社会进步,为什么会有压力?压力来自哪里?
《钱江晚报》的专访说:“从文革初期的造反小将,成长为反思文革,为文革公开道歉的‘红二代’第一人。”其实,在文革结束的那么多年里,在各种场合,以各种形式,为自己的文革中的错误道歉、忏悔的,陈小鲁并非第一人,但没有很大的社会影响。
而陈小鲁作为一名“红二代”,他的道歉,必然会有“名人效应”——陈小鲁道歉了,其他“名人”呢?难道在文革做了错事的,整过人的,只有陈小鲁一人吗?陈小鲁的过错在于,别人都不道歉,而你道歉了,你不是让别人难堪吗?文革结束后,一直担任文艺界领导人的周扬,也为自己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的整人行为道歉,虽然得到受害人的谅解,但也为此受到批评和指责,承受了巨大的政治压力,其原因,也是周扬的道歉,让不愿道歉的人不快了。
还有人提出,不仅要鼓励,还应当呼吁所有当年做过错事的“红卫兵”和文革运动参与者都出来道歉,使之形成一种声势,共促全民族对文革再来一次彻底的大反思。这一主张遭到了反对,理由是“不要搞人人过关”。但是,呼吁道歉,根本不是“人人过关”,这两种行为的性质根本不同。
“人人过关”只有在权力的主持下才能搞起来,干脆说,“人人过关”是权力行为,一个呼吁,只能表明观点,仅仅是语言行为,对人没有强制力;如果这种呼吁让一些人感到了压力,那是一种道义压力。
这表明,这个人还有道义感,因为没有道义感的人是不会感到道义压力的;但他又拒绝这种道义的压力,想排斥这种压力,一个较好的办法,就是把呼吁道歉妖魔化,说成是“人人过关”,至少能减轻这种压力。说实话,这些排斥道义压力的人,真遇上了“人人过关”,未必还敢这样振振有词。
做过错事、害过人可以不道歉,可以不为自己的错误负责,就像鲁迅的《狂人日记》里“狂人” 的哥哥和同村人,“他们可是父子兄弟夫妇朋友师生仇敌和各不相识的人,都结成一伙,互相劝勉,互相牵掣,死也不肯跨过这一步。”而为自己的过错道歉的人,想为自己的行为负责的人,想对国家和社会负责的人,或被人孤立,或不被人理解,被视为“狂人”。陈小鲁所受到的压力,来自历史深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