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邳州四户王志远 江苏邳州四户镇 计生罚款上演荒唐事

2017-1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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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简介:荒唐事之一:不管是否超生 罚款指标必须完成四户镇位于江苏省邳州市的最北部,与山东接壤,面积79.5平方公里,人口4.7万.辖四户.道口.杜庄

荒唐事之一:不管是否超生 罚款指标必须完成

四户镇位于江苏省邳州市的最北部,与山东接壤,面积79.5平方公里,人口4.7万。辖四户、道口、杜庄、顾桥、白马寺、董塘等18个行政村。以小麦、玉米等粮食作物和银杏树为主产,另有包括淮海、云海、龙宇、远大等13家石膏矿。是江苏省最偏僻和贫穷的乡镇之一。

日前,《消费日报网》人员在该镇见到了多位反映情况的群众,他们中,有些是村民,有些是现任的或者是被免了职的各村村干部。

“邳州石膏矿多,仅四户镇就有十三个石膏矿。2012年之前,石膏矿正常开采,那时候镇里有钱花。2012年的4月15号,因为邻乡的石膏矿塌方,埋进去10个人,救上来8个,剩下2个没救上来,现在还在矿底下埋着,怕再出事,市里一刀切,把所有的石膏矿都关停了,这一下子俺镇里就断了财路了。”村干部杜德元(化名)说。

杜德元告诉记者,镇里没了钱,于是就想出了一个“创收”的办法——罚款。

“就是罚计划生育的超生费,现在叫社会抚养费。超生罚款理所当然,但荒唐的是,他们提前定指标,就是镇里按照人口比例,提前给各村下达每个季度数量不等的罚款指标。不管有没有人超生,每个村必须罚来这么多钱,没有超生的也得罚款。至于个钱从哪来镇里不管。没完成任务的,村书记和计划生育专职人员,自掏腰包垫付。家里没有,借高利贷,要不你就别当村干部了。”这位村干部说。

杜德元还告诉记者,前几年,镇里每次下达任务指标都是按照季度以表格的形式书面通知,结束后仍以表格的形式进行评比。现在不知为何,镇里不敢再以书面的形式进行通知了,每个月通知各村书记和计生专职人员到镇里开会,会上口头传达,有时是镇里包村包片的计生工作人员口头向各村传达,因为混得熟了,也有时是各村计生专职人员自己到镇计生办去领取表格,任务表外人见不到也拿不到。

杜德元递给了记者两张表格,一张是“四户镇2013年第一季度计划生育集中服务活动任务分配表”,另一张是“2013年第一季度计划生育集中服务月活动有关指标完成情况进度表”。 两张表显示,镇里给各村分配的指标从几万到十多万不等,道口村超额完成了任务,而杜庄村则倒数第一,任务额是8.2万,仅完成了0.8万。

另一村计生专职人员曹林瑞(化名)也递给了记者一摞表格,在“2013年4-12月各村计划生育有关指标分配表”中,记者看到,此三个季度,全镇每月需要完成社会抚养费35.5万,其中任务最多的石羊村是每月3.4万,找埠村是每月3.

3万,任务最少的是王庄村,每月0.9万;在“四户镇2014年计划生育手术、社会抚养费任务指标分配表”中,该镇全年平均每月的社会抚养费征收指标是35.5万,同样任务最多的仍是石羊村,每月3.4万,找埠村每月3.3万,王庄村每月0.9万。这样的表格还有一摞,时间断断续续从2011年到2014年底。

曹林瑞告诉记者,自从听说有记者在调查社会抚养费的问题以后,镇里早就给他们打了“预防针”,不让他们随便接受采访,不能乱说话,如有采访的要及时上报。现在,虽然“风声紧了”,但是下达罚款指标的传统一点没变。

荒唐事之二:从批发到零售 村干部成了兜售计生罚款的商贩

四户镇是一个纯农业乡镇,几乎没有什么工业,年轻人绝大部分外出打工,剩下的都是没有多少文化知识的老弱病残。村民们异口同声地告诉记者,村里和镇里现在的主要工作就是变着花样向村民要钱,村镇的收入渠道有限,有能耐的建设小产权房牟利,没能耐的要么“卖地”要么计划生育罚款。

“全部完成任务指标的,按照罚款任务额的30%返还给村干部,没完成就没有返还。以10万为例,如果我完成了9万的话,差一万就能返还我3万,那我就垫付1万,虽然我垫付了1万,但我还是挣了2万,以此类推。”村干部吴斯仁(化名)说。

一位曾经的村干部王宝军(化名)诙谐地告诉记者,他们从镇里领来的罚款指标如同小商贩的批发和零售生意,“我从镇里批发来的罚款指标,然后零售给超生户。还以10万为例,不够10万,我得自己垫付,罚超额了,那就是我赚的。罚得越多,我赚得越多。我的盈利包括完成任务的返还款和超额部分。”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因为育龄村民绝大多数都在外面打工,虽然在务工地每月都有计划生育信息反馈,但是,村干部征收社会抚养费仍非易事。

“俺这里还有一个社会现象,就是小姑娘小青年,谈上恋爱以后或者经媒人介绍相中了以后,交上聘金聘礼,不管到不到结婚年龄,也不用领结婚证,人家就领走了,外出打工去了。一般都是生了一两个孩子才回来,然后才登记,先结婚后恋爱,你上哪找,找谁去?非婚生育,超计划生育的非常普遍,每家两三个孩子正常,更多的也有。你想控制生育是不可能的,有钱你就生,全靠自觉。”采访中,四户镇一位村计生专职人员告诉记者。

村民艾连勋(化名)给记者递过来一张借条,这张借条是以杜庄村书记吴保凯个人的名义借的,数额3万。以个人名义借的高利贷,那么,谁能保证该笔借款是用到了上交罚款了呢?

“借钱的时候,他说是要上交计划生育罚款,谁知道他是不是真的用到了上交罚款上了?对于我来说,他怎么用我管不着,只要到时候能还给我就行。如果他以村委的名义借钱,反正我是不借。因为村集体财产一分钱没有,将来村里拿什么还?要借,他们就以个人名义,不借就拉倒。”艾连勋告诉记者。

村民张军(化名)给记者拿来了一叠借条,这些借条都是向他借贷的各村村干部打下的,现在这些借出去的钱基本都成了死账。原本想将亲戚朋友的零散资金集中起来向外放贷,利息比银行稍高,挣点利息,没想到“演砸了”,而且,和这些村干部们都是乡里乡亲,不好撕破脸皮。

“你想想,这些村书记、计生专职人员,他们手里的指标都是‘批发’来的,和做生意完全一样,他们不想捞回本来?还有心思给村里干点实事?”六十多岁的村民王世俊(化名)向记者质疑。

荒唐事之三:计生罚款打白条

采访中一位名叫王大群(化名)的女性村民向记者出示了两张手写的白条,一张是四户镇四户村民委员会的信笺纸,另一张则是随手从一个笔记本上撕下的一张纸。内容是:违约金,今收到四户村某组王大群计划生育违约金3000元和15000元。落款是村计生专职人员王某某和签收的时间。

一位村计生专职人员给记者递过来一张手写的某村计划生育集中行动(即集中征缴社会抚养费)的收入统计,上面的现金共76000元,这些钱全部都是原计生专职人员以白条的形式向村民收缴的,少则200,多则10000,现在这些钱去了哪里已成了迷。被征收的包括杨某某、管某、石某、邹某某、孙某某、王某某、钟某某等31户村民。

随后,某村的一位计生专职人员给记者递来了一张江苏省邳州市四户镇人民政府的信笺纸白条。内容是:收条,今收到某村保证金10000元。落款是四户计生站和签收的时间。

一位曾经担任支部书记的村民递给了记者一摞收据,有的是由计生办收款人员签名的白条,收款人娄可放,有的是盖着“邳州市四户镇人民政府财务专用章”的收款收据,收款人名叫张清。内容都是社会抚养费。

而一位欠下了高额高利贷的村干部宋振友(化名)告诉记者,仅两年的时间,他就自掏腰包垫付了20多万的超生费,这些超生费镇里都没有给他出具发票,都是打的白条。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现任村干部告诉记者,像这样的收条在2013年之前随处可见,至于超生户交上来的罚款最终去了哪里,那也只有收钱的人才能知道了。后来,国家政策出现变动,但是这些政策到了四户镇就走了样。

“新政策,不管是否合法生育,派出所都必须给登记落户。但是派出所接到了镇里的指示,没有罚款清单,没有上环,派出所就不给孩子落户。后来社会抚养费必须要到银行缴纳,打白条的现象才逐渐消除,但是,此前村干部打白条收了钱,也上交到了镇里,钱也不知道被镇里花到哪里去了,结果是没有给人家超生的孩子落户,以致后来发生了超生户上访等问题,现在,镇里正在协调派出所给这些孩子落户。”这位村干部告诉记者。

2014年10月1日,一位网名“妈妈爱你羊baby”的四户镇栗家村的村民在互联网上发帖,称其知道不足额交纳社会抚养费孩子就无法登记户口无法上学的“土政策”,所以在三年前就把上户口的钱交到了当时该村管理计划生育的干部手里,后又多次催促该村干部抓紧给孩子落户,而村干部总说一直在办,后孩子因为没有户口已经耽误了一年的入学时间,村干部也许诺在2014年的9月1日孩子入学之前一定办好,不能再耽误孩子上学了。

但由于种种原因,直到2014年的9月24日才将孩子户口落好,直接导致8岁的孩子又一次失去了上学的机会,已经8岁应该读二年级的孩子至今只能待在家中,等2015年9岁方能就读一年级。

同样在该村,村民王满意和王蒙蒙两家也因为超生分别向村计生专职交纳了2万元,希望足额交纳超生费以后可以给孩子落户口,以备上学,但是,至今未果。“钱给了专职干部了,俺就得找他,结果他说,那4万中的1万被新来的村书记转给前任计生专职了,另3万,因为镇里给村里分派募捐建学校的任务,村里募捐不到,拿这3万垫付了,当时书记说等镇里的计划生育返还款来了,用返还款给俺两家交超生费,给孩子落户,结果,返还款又被镇里截用了,现在专职不干了,村书记也不干了,弄得俺到现在也没能给孩子落上户,没户口就没法上学,很麻烦。

荒唐事之四:节育措施定指标 完不成任务找“黄牛”

采访中,村干部王强(化名)告诉记者,如果说单纯的征收社会抚养费也就罢了,但是镇里还按照人口比例提前布置的另一项任务指标,着实让他们没法完成,随即,他递给了记者一摞从2012年到2014年的绝育、流产、放环和社会抚养费征收的计划表和完成任务表。

“荒唐至极啊!育龄妇女都外出打工了,按照俺这里的规定,她们必须两个月回来一次参加‘双月查’,或者由务工地出具没有怀孕的证明,但是,有好多不回来的,失联的,还有好多没结婚就外出生孩子的,村干部上哪去找她们?镇里布置的指标又必须完成,怎么办?那就买指标。上哪买?找黄牛。”王强苦笑着说。

“黄牛”,谁都知道是泛指那些倒卖车票或者大型文体活动门票的人。那么,在江苏省邳州市的四户镇,“黄牛”又是哪些人呢?

“就是镇计生办负责统计、内勤等等的人员。比如我这个月没完成流产或者放环的任务,就从‘黄牛’那里买指标。他们从市计生局或者医院里弄来指标,转手卖给我们,从中挣差价。他买来一个放环的名额能挣多少,我们不知道,但是卖给我们以后就算我们村的指标。流产、放环指标都可以买。有些年轻人无意中怀孕了,要做流产,这些手术也被他们拿来当成计划生育的指标给卖掉了。”村干部王强说。

王强还告诉记者,此前,买一个流产的指标最高是3000元,一般是2000元,现在便宜了,一个指标约500元;放吉妮环的指标,此前一个指标2000多,现在约1800元。

王强递给了记者一张用于证明绝育或者引流产和放环的“计划生育生殖健康家庭保健服务中心信息反馈单”。上面注明了当事人、医生以及施行的某种手术和时间等事项。王强说,这张单子就是他通过黄牛从计生局那里买来的放环指标。

王强还诡秘地告诉了记者一个更为荒唐的现象:“在计生局放环的地方,有专门以放环为业挣钱的妇女,现在他们都戴着帽子和口罩,避免被熟人看见。就是这边放完了节育环,卖了指标领了钱,然后到那边取出来,过几天再回来重新放环,有一帮妇女专门干这个。黄牛和计生局各部门的关系比俺这些计生专职还熟。”

王强的话记者无从考证,但是他有个习惯——记账。他当村支书期间,每一笔收支,全都记到了一个本子上。从这个记账本上,记者看到了他多次从四户镇计划生育服务站内部人员那里买指标的开支。

2012年1月20日,通过一位村计生专职人员,购买流产指标用去了800元;2月10日仍经该人购买流产指标用去了1000元;3月2日,从镇计生办一位内勤人员的手里购买了2个流产指标用去了3400元;3月21日仍从该处购买1个流产指标用去了1800元;2013年9月2日又从该人处购买了吉妮环指标是9900元……

从这些明细账上,记者看到,短短3年的时间,仅王强的一个村就至少从这些“黄牛”处购买了36人次流产或放环指标,共花去了76300元。

王强买指标的事,记者从他村子里的计划生育专职人员以及其他村多位计生专职人员处得到了证实。

一位卸了任的村干部也递给了记者一张他亲自经手的“引流产支出表”,上面记载了张、王、李、杜、毛等12名妇女的姓名和支出金额,每人2000,共24000元。他说,这12名妇女中,仅有一名是他们村里的,其余的全部是从计生办买来的名额。

四户镇某村计生专职人员陈静(化名)告诉记者,现在他们也熟悉行情了,流产指标一般不去“黄牛”那里购买了,而是改从邳州市人民医院妇产科直接购买:“谁也不用找,你就直接去邳州市人民医院妇产科,找医生,就告诉他你是哪个镇哪个村的计生专职,然后要几个流产证明就行了,比黄牛那里便宜了很多。”

荒唐事之五:为完成罚款指标 村干部大多背负高利贷

采访中,某村计生专职人员陈静(化名)告诉记者,有些村干部被镇里逼得很可怜,自掏腰包又垫不起了,于是就去借高利贷。白马寺村的书记朱成果,杜庄村的书记吴保凯,凤凰庄村的书记臧宝洲,石羊村的书记王会远,董塘村的前任书记宋守行,现任书记宋健,道口村的王千生还有四户村的前任计生专职王克堂等等,十八个村,几乎都欠下了高利贷,有的几十万有的上百万,大部分是短期借用。

原杜庄村书记何立民因欠副镇长某某30万高利贷被迫下台,而后接任的吴保凯又是债台高垒。

“很滑稽,但是又很可怕。吴保凯欠下了100多万的高利贷,整天被很多债主追得不敢着家,老婆孩子也都躲出去了。去年麦收的时候,外乡的债主三个人来找吴保凯,没找到,气得那个债主绕着村子破口大骂,想把他骂出来。

俺村的一个村民纪公平就出面阻拦,结果打起来了。讨债的被砍了一菜刀,差点砍断了一条胳膊,淌了一大摊血,纪公平也差点被讨债的给打死。一看事大了,吴保凯就向镇党委原来的书记沈永礼求救,想要回自己垫付上交镇里的罚款,结果沈书记给吴保凯支招,说‘关键的时候,你可以出去躲躲’,意思是让吴保凯跑了吧。这个事谁都知道,你们可以在村里随便问。”采访中,四户镇杜庄村一位抱着孩子玩耍的村民绘声绘色地说。

这位村民还告诉记者,在杜庄村,书记吴保凯几乎借遍了所有村民的钱,去年,他无意中就看见吴保凯被一个拿着高音喇叭讨债的吆吆喝喝追到了镇政府。

“俺邻村的韩宏江是个放羊的,早先借给吴保凯10万,后来又给吴保凯担保贷款,债主就找到韩宏江说,要么你替他还贷款,要么就把你的羊给赶走卖了抵债。更可气的是,韩宏江一天早晨一推开门,结果发现,大门上被催债的放上了花圈,把韩宏江气得直流泪。”杜庄村的村民张祥荣(化名)说,光他知道的,吴保凯就借过王非7万,颜丙飞8万,王克付6万。吴保凯经常被讨债的堵在家里无处躲藏。

和韩宏江一样遭遇的还有四户镇中心小学的原教导主任刘恩宏。刘恩宏告诉记者,因四户村的原计生专职人员王克堂完不成任务需要贷款,请求他给予担保,结果被债主告上了法庭,输了官司被冻结了工资。刘的长子有病,膝下两个幼儿,次子正读大学,急需用钱,刘一时着急气恼精神恍惚,以致不能工作,甚至产生了自杀的念头,现在只能留在学校里打扫厕所。采访中,刘恩宏对自己给村干部担保一事连声后悔。

村民张祥荣告诉记者,在杜庄村,不光村书记吴保凯欠下了100多万的高利贷,村主任颜廷远也欠债很多。2014年8月21日,他在颜廷远的家门口看到,颜廷远的花生刚刚在院子里晒干,还没来得及转移到房屋内,就被讨债的人当着他的面给装上麻袋卖掉了。

记者采访的时候,正值夏收,一位姓宋的债主正和朋友商量着赶紧去颜廷远的麦子地抢收小麦,如果下手晚了,其他的债主可能就要抢先一步,到那时老宋想抢收都没得收了。这位债主说,他现在不想要利息了,这些村干部能把本钱还了他就谢天谢地了。

知情人告诉记者,像吴保凯颜廷远这样欠债的村干部还有不少,顾桥村的书记杨茂发,白马寺村的书记朱成果,找埠村的书记滕东臣,道口村的王千生等先后欠下了高利贷,现在这些村干部全都“弃官出逃”外出打工去了;董塘村的原书记宋守行和沟崖村的原书记陈文科等人一直在四处上告,要求镇政府返还他们垫付的各种款项。

采访期间,村干部王强(化名)的手机响了,从电话中,记者能隐约听到是一个刺耳的女人声音。接电话的王强手和嘴唇都在颤抖,但是又不敢挂断电话,眼泪直流。

接完电话,他告诉记者,电话是催债的,话说得很难听。其实,之所以欠下那么多的债,不光是因为要完成镇里的计划生育罚款指标,还包括“一事一议”款和垫付的“校安”工程款等等。

后果:最终老百姓要出双份钱 社会抚养费多被“坐收坐支”

2013年的世界人口日,浙江一位律师吴有水向全国31个省级计生委、财政厅提出申请,要求公开上一年度社会抚养费收支及审计情况。吴有水的这一举动一石激起千层浪,随机引发了社会对社会抚养费去向的大讨论,媒体以《社会抚养费究竟抚养了谁》、《社会抚养费去向成迷》、《社会抚养费不能再是糊涂账》等为题,对此话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至今余音未了。有媒体报道称,社会抚养费疑遭计生部门挪用,15名学者建议废除。

2013年9月4日,国家卫生计生委对此做出回应称,社会抚养费不属于中央财政收入,也不属于卫生计生部门收入,纳入地方政府预算管理。其收入没有对应的支出科目,也不允许与计划生育支出挂钩。

采访中,村干部陈静(化名)告诉记者,“在四户镇,不管是以什么形式征收来的社会抚养费,村干部分成30%,镇里分成50%,邳州市仅仅征收走了20%用户计划生育服务,这是典型的‘坐收坐支’,社会抚养费实际就是养了一大帮村镇计生工作人员和镇政府的官员。整个邳州,光计划生育工作人员就有八九百人,这些人不像公务员和老师那样吃财政饭,都是各街道和乡镇自筹自支,养活这些人,只能依靠罚款。”

陈静的话在几位村干部和计生专职人员那里都得到了证实。一位计生专职告诉记者,在四户镇,超生一个罚款18000,超生两个罚款38000,三个罚款58000,每胎1.8到2万,以此类推。

几位年轻人义愤填膺地告诉记者,四户镇这样定指标收罚款的方式直接给计划生育工作造成了极大的危害。很多村干部为了多收钱甚至“放水养鱼”,变相鼓励村民多生孩子,以便多收好处费多收罚款。在四户镇,只要交来罚款,想生几个就可以生几个,而且,如果和镇里的干部关系好的,找人说说情,交多少超生费都可以,关系硬了干脆不交。

在四户镇,几乎家家都超生,四户村的王志远就一口气生了5个女儿,石羊村前支部书记书记陈士田的三弟生了7个女儿,栗家村的一个村民也生了7个女儿。

一位镇计生办工作人员就向记者保证,如果记者的户口是在四户镇的话,想超生个孩子很简单,社会抚养费的问题他就可以给“协调”了。

社会抚养费的30%成了村干部的分成,按理说村干部不应欠款,但是采访中,已经卸任的和现任的村干部们异口同声欠贷,记者一直怀疑,既然当书记这么凄惨,又无利可图,为何人人还要争当村书记?

“反正我也不想干了,说实话吧。能当村干部的没有憨子傻子,赔钱谁干?当官潜在的油水和利益多了去了,即便还不上高利贷,村里还有很多财产可以处置,有的村甚至连村委会办公室以及闲置的学校都敢卖掉。俺邻村的一个村书记不就是因为卖学校被抓起来了嘛。”陈静(化名)告诉记者。

那么村书记们欠下的债到底该怎么还呢?陈静(化名)说,在四户镇还普遍存在另一个现象,击鼓传花。“镇里是属母狗的,只进不出。交给镇里的钱是不可能要回来的。上一任村书记不能干了,镇里就安排把债务留给下一任替他还。

下一任要么认账,要么就别想干。此前,顾桥村的书记杨茂发不干了,接任他的王世武就替他还了债。杜庄村书记吴保凯的前任是何立民,何欠下的债务由吴接手偿还,吴的书记职务被免了,成了专职副书记。现在王世武又兼任了杜庄村的书记,王就得接手替吴还贷。”

陈静算了一笔账,村干部和镇里把社会抚养费已经拿走了,而村书记们又欠下了高利贷这个大窟窿。接任者哪来的钱?羊毛出在羊身上,最终买单的还是老百姓和村集体,要出双份的钱。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有的村书记为了连任,甚至故意给村里制造一堆巨额债务,让竞争对手人畏难止步,不敢接手。

镇政府:问题都不存在

在邳州市四户镇党委和政府2014年7月10日发布的《四户镇2014年上半年工作总结及下半年工作计划中》,记者看到,该镇全年公共财政预算收入任务为1.53亿元,总部经济税收任务为750万元。1-6月份共完成公共财政预算收入6898万元,完成了年任务的45.6%;完成地方税收5750万元,完成年任务的44.8%;完成总部经济地方税收288万元,完成年任务的38.4%。

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截至6月30日,该镇人口出生率为3.6‰,计划生育率为63.24%。出生婴儿性别比为112.64。上半年共落实四项手术820例。其中普通环498例,吉妮环170例,绝育1例,流引产151例。

下半年工作计划,该镇仍以落实“四项手术、社会抚养费征收和季度服务三大措施”为突破口,以清理隐形婚姻、打击“两非”、整治出生漏报三项工作为重点,努力稳定低生育水平,确保人口出生率控制在12‰以内,计划生育率保持在90%以上,出生人口性别比控制在正常范围内。

6月11日,记者一行来到了邳州市四户镇,分管计生工作的副镇长孟凡路和分管民政工作的刘姓官员接待了记者。孟凡路说,记者所提出的问题,他还是第一次听说。计划生育工作不是下达任务,也不存在强制完成指标的问题,那些“计划生育生育任务分配表”和“完成情况进度表”只是一个参考数据。

对于村书记借高利贷垫付社会抚养费指标款的问题,这位镇官员说:“可能超生的是村支书的亲戚们,有些可能是外出打工,暂时缴纳不上,村支书们帮忙垫付的。”

他还告诉记者,计划生育罚款现在不通过镇计生办,罚款是超生户直接交给了银行,由银行代收,个人不经手,所以也不存在截留等问题。

关于从“计生黄牛”那里买指标的事情,镇里从未听说过。 镇政府对计划生育工作只起到服务性、指导性作用。

就江苏省邳州市四户镇计划生育涉嫌乱罚款、买卖节育指标等问题,除上述人员以外,记者还先后采访了邳州市四户镇岗子村的曹桂祥、竹园村的王洪明、竹园村的李发动等计生专职人员以及大量各村村民,除部分人员观点不同以外,绝大部分受访者的观点如出一辙。

涉嫌卖指标的计生办工作人员和镇政府分管领导都说不存在上述问题,记者感到困惑,如不存在,那么,这么多的村干部和村民为何要捏造事实栽赃诬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