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揭中国慰安妇真实生活 13位幸存者自述沦为日军性工具

2017-0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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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简介:"慰安妇"3小时接待日军78人1904 年12月,日本军人在安东地区建设新市街,1905年这条街上的饮食店,组织开设了专为日本军人提供性服务的妓院,醉雷亭.虽然醉雷亭不是军队经营的,不过这明显是对军队表示支持,也是后来慰安所的雏形.每当"慰安"的时候,在"慰安所"的门口都会排着长长的队伍.日本的士兵为了节省时间都会先把衣服脱掉,由于慰安妇的数量有限,所以军队需要轮换.一个慰安妇在3个小时里,大概需要接待78名日本军人.当时二战期间的慰安妇,不仅仅

“慰安妇”3小时接待日军78人

1904 年12月,日本军人在安东地区建设新市街,1905年这条街上的饮食店,组织开设了专为日本军人提供性服务的妓院,醉雷亭。虽然醉雷亭不是军队经营的,不过这明显是对军队表示支持,也是后来慰安所的雏形。每当“慰安”的时候,在“慰安所”的门口都会排着长长的队伍。

日本的士兵为了节省时间都会先把衣服脱掉,由于慰安妇的数量有限,所以军队需要轮换。一个慰安妇在3个小时里,大概需要接待78名日本军人。

当时二战期间的慰安妇,不仅仅是被用作高强度的性奴,还要遭受着性病的毒害。有很多的慰安妇因为多次堕胎而造成了终身不孕失去了当妈妈的资格。因为日本人力资料不够,有些慰安妇还会去充当护士,脚夫甚至是被武装起来充当炮灰,有时日本政府为了掩盖证据甚至会将慰安妇集体杀害。

即便是在解放后,慰安妇还是会被人经常指指点点的,更是有同胞直接称呼她们为“日本婊子”。因为曾经的身份,也会让她们感觉到耻辱却还是要坚强的活下去。

这里记录了数十几位中国慰安妇的悲惨经历。日军侵华期间,她们遭受到非人的折磨;现如今,她们瑟缩在穷乡僻壤中苟延残喘。“他们(日本政府)什么时候赔罪?我能等到那一天吗?”没有答案。 

这数十位老人的悲惨经历,只是日军侵华期间所有慰安妇的一个缩影。慰安妇所代表的,正是我们中华民族近代史上最苦难最血泪的一页。那段历史是留在每一个中国人记忆深处的一道伤痕。

慰安妇:卓天妹

“被关在这里的其他姑娘都和我一样从附近各村被抓来。我当时18岁,长得又漂亮,因此天天都要遭到很多日本兵欺负。”

卓天妹,1924年生,海南省陵水县人。18岁时被日军抓走,关押于组关军部,充当日军慰安妇达3年时间。

【自述】

14岁那年(1940年),我被日本兵抓到祖关的军部里去做童工,就是帮日本人洗菜、洗衣、扫地干家务,一天要做十多个小时,干得稍慢一点要挨打,没干好也要挨打。有一天晚上,几个酒气熏天的日本兵把我拖到厨房里的柴火堆把我轮奸了。那时,我还比较瘦小,还没完全发育,就被这群强盗给毁了,他们整整强暴了我一夜,我痛得晕死过去几回。

以后的日子里,我白天给日本人干活,晚上就被他们强暴。跟我在一起的小姐妹有七个,她们有的比我还小,都和我一样白天干活,晚上被强暴。后来就只剩下我和另外一个小姐妹了,其他小姐妹都被他们折磨死了。其实我也差点给他们折磨死了。

直到四年后,日本人投降了,只剩下一口气的我才被好心人抬回家。回到家里,我的父母都去世了,家里倒塌的房子空无一人。

慰安妇:高银娥

“……这时门外又进来两个日本兵,他们一个冲上来帮抱着我的那个鬼子剥我衣服,一个朝我的婆婆扑了过去……”。

高银娥,1924年生,山西省盂县人,1942年被日军抓进炮台,由于遭受极度性摧残,终身不育。

【自述】

那一天发生的事情就好像昨天刚发生,因为那一天把我的一生都给毁了,那一天使我每天都要做噩梦,这些都是日本兵害得。我15岁嫁给了村子里的张二环,日子还马马虎虎过得去。就在我18岁(1943年)的时候,记得那天是阴历四月初四,天还没有亮,我突然听到村子里的狗都叫了起来,并传来了一阵阵枪声,接着传来了哭喊声和救命声……原来是河东炮台的日军又到我们村子扫荡了。日本兵真狠,见人就杀,见年轻女人就抓,有的妇女还被日本兵直接按在地上强暴,稍有不从就用刺刀把肚子划开……我看到这些惨状后,差点晕倒,吓得浑身发抖。就在这天一大早不到一个时辰的工夫,我们村子里一下子被杀死32人。

那个惨哪,村子里到处是邻里的尸体,有可怜的孩子趴在爹娘尸体上哭叫的;有躺在地上口吐鲜血的;有身首分家的……我和村子里的十来个人(有大人、小孩)被日本兵捆绑在一起,用一辆牛车拉到河东村,接着又把我们转移到炮台附近的一个烂房子里。刚关进烂房子里,就有几个日本兵把我往外拉,同时被拉出去的还有村子里的另外两个姑娘,她们也和我一样成了日军性暴力的受害者,她们如今都已经去世了。三个鬼子把我拉到一个土窑洞中,按倒在地上进行强暴。就这样,白天日本兵强暴我,晚上要陪日本军官睡觉,半个月下来,我被糟蹋得不成人样了。

为了救我,父亲把全家活命的五亩好地变卖了换来200块现洋,另外,还提着一篮子鸡蛋到河东炮楼,才将我给赎了出来。

我回来后,重病半个多月,并患了严重的妇科疾病。由于我被日本兵糟蹋得不能生娃,我丈夫就不要我了。后来,我就嫁给了现在的老伴李正义,我们后来收养了一个闺女,闺女长大后远嫁他乡了。现在,我们的日子很苦,我身体很差,吃了一辈子药。去年,86岁的老伴也不能劳动了,仅有的2亩地现由别人种着,每年给点粮食糊口。油盐酱醋的零花钱主要靠女儿贴补和两只母鸡下蛋,别无其他收入和救济。

慰安妇:赵润梅

“一直没有人肯娶我。好几年以后,河东村一个丑汉子才要了我,他家特别穷,兄弟又多。我和他结婚6年,没有生下孩子,丑汉子就不要我了……”

赵润梅,1924年生,山西省盂县人。17岁时被日军抓进炮台充当慰安妇,其父变卖家产,后用200块大洋将其赎回。

【自述】

1941年农历四月初二的一大早,住在河东炮台的日军突然来到南村,到处杀人、放火、强奸妇女。我当时刚刚起床,就听到枪声、哭喊声和“鬼子来了,快跑”的叫声。我想逃到山里去,但已经来不及了。我想起邻居家有一个暗窑,就跑过去准备躲起来。当我跑到邻居家的门口时,发现邻居家的男人浑身是血倒在地上,他的头已经离开了身子,一旁的女人光着身子,早已没气了。我吓得魂都要掉了,两腿发软,想跑都跑不动。这时,两个日本兵发现了我,他们开着枪追赶我。我一口气跑到奶妈家,他们追上来抓住了我,把我按在地上欺负我。我奶妈和奶父两个人一起过来救我,两个日本兵就端起刺刀往他们的头部和颈部分别猛刺了一刀,我可怜的奶妈和奶父只吭了一声就都没命了。两个日本兵把枪扔到一边,怪叫着上来又把我按倒在地。

强暴完后,他们把我捆到一头毛驴上,驮到后河东村的一个老百姓家关了起来,又一次欺负了我。晚上,我被拉到了河东炮台上的一个洞里,洞里只有一张用木板搭成的破床和一床烂被子,我刚进洞就有五个日本兵把我给轮奸了。在以后的40多天里,我每天遭到他们的轮奸,有时一个进来,一个出去,轮流进行;白天一般有五六个鬼子来,晚上少时有十来个,最多时至少有五六十个。在这里,我最怕天黑,天一要黑了,我的全身都在发抖,我几乎都要被他们折磨的昏死过去。

一个多月以后,我父亲变卖了房子和土地,换了200块现洋交给日军,才把我赎了出来。放出来的那天,还是两个奶哥哥把我抬回来的。回来后,我一直神志不清,并得了严重的妇科病。直到两年后,我才慢慢好转,后来嫁给了本村的一个村民。由于日本兵的糟蹋,我失去了生育能力,我丈夫就把我赶回了家。两年后,我又嫁了一个男人,也因不能生育,又被赶了回来。后来,我再也不想嫁人了,就领养了一个女儿,并把她抚养成人。

现在,赵润梅老人的屋子里已裂开了缝,只得用木条钉住加固。全家七口人,种15亩地,年均毛收入6000元左右。她本人患有高血压、肺气肿、妇科等疾病。由于家中无其他收入,外孙和外孙女先后于2006年、2007年失学。

慰安妇:王志凤

“为了早点出来,见到两个弟弟,后来我就依他们的做,要我怎样我就怎样,我这样讨好他们让他们满意,就是想他们能早一天放我出来。可他们根本不会放我。”

王志凤,1928年生,海南省橙迈县人,16岁时遭日军关押,期间遭受了非人的性摧残。图为王志凤和丈夫。

17岁时在去外祖婆家舂米回来半路上被日本兵抓去,在山口乡大云市子日军部被逼为“慰安妇”并挖战壕,同时被关押、充当性奴隶的还有五六个少女。1947年,19岁的王志凤嫁给土垄村的钟玉安。 如今,老人耳聋了,被白内障折磨,一只眼已睁不开了。前年有慈善组织到家里义诊,检查下来血压高,因年龄大不适合手术。“希望有机会去做手术。”她的世界里,现在就剩下这个愿望,她希望能看得清楚一些。

慰安妇:毛银梅

“从朝鲜到了中国的北方,又坐车到了南京,再坐船往武汉,当时江上有轰炸,就下了船上岸,坐火车到了汉口火车站。最后到武昌,当然不是进工厂,而是进了慰安所。”

毛银梅,1922年生。原籍朝鲜平安东,18岁起在武昌一日军慰安所当慰安妇。

毛银梅,89岁,现居住在湖北孝感市,韩裔,毛银梅,原名叫朴娥姬,1923年4月出生,家乡是韩国西南部的全罗道北道风南区。

毛银梅5岁时父母双亡,7岁当童养媳。1941年,18岁那年被骗到日本人在中国的汉口开的一个大纱厂,“你到那里能赚很多钱。”从此,被押送到日军在汉口的慰安所,成了日本兵的性奴隶。日本投降后被遗弃,后逃亡、流浪到湖北孝感的农村,被中国农民收留并结婚 。因感激上世纪60年代中国政府对外侨的照顾政策改姓毛泽东的“毛”,感激丈夫,取名丈夫喜爱的白色梅花而为“银梅”。如今,丈夫已去世,她和养女住在湖北孝感市郊乡村。

慰安妇:郭喜翠

“我的身体实在是熬不住了,姐妹们就对我说:‘你快逃吧,这样子下去你会被弄死在这里的。’”

郭喜翠,1926年生,山西省盂县人。15岁被日军抓去充当慰安妇。因被折磨致病,家人接回,不等治愈日军再次抓回。如此往复四次,最后被逼疯。

【自述】

1942年冬天的一个早晨,刚刚15岁的我正在已经出嫁的姐姐家走亲戚。我突然听到几声枪响和嘈杂的脚步声、叫喊声,原来是附近圭村炮台的日本兵进村抓共产党员。我非常害怕,和姐姐、姐夫正准备逃跑,但日本兵已闯进家门。他们一脚将我姐夫踢倒捆绑了起来,同时,把我姐姐打翻在地。四个日本兵当着姐夫和我的面把可怜的姐姐给轮奸了。

之后,他们押着我姐夫和我进了炮台。当天,我姐夫就被日本兵押到附近的河滩枪杀了。一个日本小队长把我带到他的房间里,恶狼般地向我扑了过来。我吓得瘫倒在地上。自那以后,我每天都遭到一个又一个日本兵的欺侮。小小年纪的我怎能承受日本兵的如此欺侮、毒打和惊吓?我变得神志不清,整天胡言乱语,日本兵欺侮我的时候,我不知怎么会大笑起来,其实我已经被逼疯了。他们发现我疯了以后,就让我的家人把我抬回家治病。还没等我的病治好,又把我抓了回去,供他们玩乐。就这样,我发病了就送回家治病,快好时又被抓回去强暴,我先后被抓过四次。

我在炮楼里待了近一年时间,他们对我慢慢放松了看管。一天傍晚,我趁机逃了出来,躲进山里……

后来,我好不容易才回到了家。回来后,我整个人都疯了,天天梦见日本兵排着队地糟蹋我。我经常睡到半夜吓得突然跳起来,没命地往外跑。我整整疯了五年才慢慢好了起来,但疯病会经常复发。

解放后,我还没成亲的丈夫回来了。他是八路军,我们俩生活在了一起,先后生了两个娃子。几年后,他就走了,到外地工作去了。我虽然已经是他的老婆,但我们这一辈子很少在一起,他也很少回家……

慰安妇:尹玉林

“……家人就眼睁睁地看着我们姐妹俩给鬼子糟蹋,完了又被他们带走……”

尹玉林,生于1920年,山西省盂县人。1941年春,尹玉林和姐姐尹春林一起被日军抓走,姐妹俩在日军炮台遭性摧残达2年多时间。

【自述】

日军侵占我们盂县那年,我丈夫已经患了伤寒,卧床不起,快不行了,当时我们的孩子刚满月。20岁时,就在我丈夫死去不久,日军侵占了我们村子。一群日本兵到了我家,看到我就大叫“花姑娘的玩玩”,我吓得躲到了里屋。日本兵要闯进来抓我,我的公公和婆婆挡住门不让他们进来,他们就用枪托和刀鞘狠狠地打老人。两个老人都被打得头破血流,倒在地上起不来。他们把两个老人拖到门口,一脚一个踢了出去,并威胁以后不准再进家门,如果再回来就把两人都枪毙了。

他们回到房里,用枪指着我,另一个日本兵上来扒我的衣服。我当时已经吓得魂都要飞了,不敢动一下。那一夜,他们就住在我家没走,我被他们糟蹋了整整一夜。

第二天日本兵离开前,要求我要随时在家里等他们上门,并吓唬我假如我跑了、嫁人了或者自杀了,就把我全家都杀光。自那以后,我每天都不敢出门,我的公公和婆婆也不敢回家。日本兵每天都要到我家来,有时两三个,有时六七个,多时八九个,我被糟蹋得不成人样了。他们每次走后,村里的人都要围到我家的门口指指点点,说着很难听的话。我躲在家里不敢啃声,趴在床上流泪,真是无脸见人哪,我被逼得开始精神失常了……

日本兵还两次把我叫到炮楼里欺侮。这期间,我那刚几个月的娃,在娘家因没奶吃饿死了。

两个月后,每个日本兵都对我没兴趣了,就渐渐地不来找我了。我在炮楼里已经被糟蹋得不能动了。我娘家来人把我抬回了娘家。我在床上躺了三个来月不能下床。整个村庄的人都在骂我,说我收了他们的好处,在家接客。我整天以泪洗面,不敢见人。父母看我这样下去迟早要死的,就急急忙忙地把我远嫁到现在的家。我丈夫叫杨二全,我们生了两儿一女。丈夫已经去世10多年了,我过去被欺侮的事从来没对别人说过,我那死去的丈夫也不知道,我自出嫁后再也没回过娘家。

慰安妇:雷桂英

“我和小伙伴们去挑野菜,突然看到楼上一扇窗户被打开,一个日本兵在向她们招手,几个大点的女孩子拔腿就跑,但我自己人小,没跑出几步就被下楼的日本兵逮着了……”

雷桂英,1928年生,江苏南京人,9岁起遭日军强奸,13岁被骗入日军慰安所,是南京站出来指证南京慰安妇历史的第一个人证。

雷桂英7岁时父亲去世,母亲在祭坟时被人强行抢走,她由江宁上峰村一直流落至汤山镇,被人收留作为童养媳。

9岁时日军扫荡汤山镇,雷桂英在家中灶堂首次被2名日军强暴。第2次在家中,日军人数6个,同屋有几名小女孩同时被强暴。第3次在家中,日军人数1个(不确定),该日军在完事后还刺死了一个路经的老婆婆。第4次在挑野菜途中,日军人数1个,雷桂英因年纪小,来不及跟其他同伴逃走。第5次在挖野菜的野外,日军人数1个,该日军骑马时发现雷桂英。

13岁(约为1941年8、9月)为谋生计,被骗往一户姓“山本”的日本人家中带小孩,到达后被强迫为慰安妇,每天接待少则3、4个,多则5、6个日军。

日军的暴行对雷桂英造成严重伤害:被日军强暴时,她被枪托在头上打了两下,留下伤患。在被迫作慰安妇期间,她因为反抗,被日军用刀刺伤大腿,导致日后大腿残疾、肌肉萎缩;也因为多次被强暴,导致不能生育。

被关在慰安所一年多后,在1943年春天的1个晚上,雷桂英慌称如厕,借机逃出。17岁结婚,但因为失去生育能力,只能收养了1子1女。早年曾作小贩卖油条为生,1982年丈夫去世后,依儿子媳妇而居,靠着征地补偿费和政府每月发放的低保救助生活。

她在2007年4月25日因脑溢血于南京逝世,享年79岁。病危期间,得到南京各界广泛关注,并为她筹集医疗费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