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德生传教 中英回望录之戴德生:毕生为华人传教的牧师及后人

“剑桥七杰”合照,他们是著名的七位剑桥大学毕业生,都是内地会传教士。(图片来自网络)

【欧洲时报英国版】“假使我有千镑英金,中国可以全数支取。假使我有千条性命,决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这是英国传教士戴德生最常被引用的名言,也是他身体力行的追求信仰的写照。

1988年我从北京到英国,先在牛津大学当访问学者, 后在英国伦敦大学学院(UCL) 读博士,获得法学博士学位。

1994–2002 年间我在香港城市大学法学院任教时,曾有幸与英国人戴绍曾牧师和师母一起在香港圣经教会(一所专为内地学人设立的普通话教会)主日崇拜,聆听他们的儿子戴继宗牧师的布道,并于2000 年在戴继宗牧师的主持下受洗成为基督徒。

从教会的朋友那里,我听说了戴德生和他的后人的事迹,并借阅了这方面的书籍,很受感动。今年是中英文化交流年,我想,传教也是文化交流的一个方面,故查阅了相关资料来介绍为华人传教而奉献一生的戴德生牧师及后人。

戴德生(James Hudson Taylor,1832-1905) 出生在英国约克郡。他自1853 年来华传教直至卒年,倾其一生在中国传教,是中国内地会的创始人。

戴德生的后代也先后都在中国传教,如今已到第五代,他们留下了很多动人的故事。

放弃一切挥洒生命于中国

戴德生的祖父和父母都是虔诚的基督徒和带职传道人。当他尚在母腹时,父母已让戴德生成为基督教徒。他自幼就常听父亲和爱主的朋友讲海外布道,尤其是当时四万万人民的中国之需要,他们全家屡读巴彼得的书《中国》。此事深深印在年幼的戴德生心里,也就在那时,他立志要来中国传道。

1849-1853年期间,戴德生为去中国积极准备,除了学中文以外,还学医学,不断运动锻炼身体,以求可以适应中国的艰苦环境。此外,他每日锻炼自己过简朴的生活,放弃一切享受。为了来中国,戴德生不惜放弃了那位不愿和他同来中国的未婚妻。

22岁那年, 戴德生加入伦敦中国传道会(The ChinaEvangelisation Society,C.E.S) 到中国当宣教士,历经几个月的海上漂泊终于抵达上海。没有人接船、领路,戴德生孤单一人开始了他在中国的传道工作。在这里,他遇见了对他一生影响颇深的苏格兰奋兴布道家宾惠廉,以及志同道合的妻子玛利亚。

1876 年9 月,戴德生带着八名宣教士,准备进入中国暂时没有宗教传播的九省拓展工作。当时中英关系紧张,许多人他作罢。有人说:“恐怕你一到中国,就要回来。至于派人到遥远省份,更是不可能。”但戴德生不为所动,依然照原计划搭船前往。戴德生尚在途中,李鸿章和英国驻华大使在烟台签订条约,准英国侨民在中国境内任何地方旅行或居住。

初来华时,戴德生常遭地痞流氓欺凌,在游行布道时遭人歧视拒绝,甚至不得不夜宿街头庙前。为方便传福音,他毅然改着中装染发蓄长辫。

1866 年,扬州的绅士反对西方人住在本城,诬陷戴德生及其同工,鼓动一群地痞流氓闹事。暴徒冲入他们的住处动武,不少传教士和工作人员都受伤。戴夫人去请来官兵,暴徒才离开,但官兵一走,暴徒又至,如此几番受尽煎熬。

事过后,戴德生仍保有爱心,不仅无一点报复之心,也不要求赔偿,只盼望早日再回扬州传教。戴德生把生命也挥洒在中国,他的子女中,有二男二女在中国夭折,他的爱妻亦病死于中国。

十英镑创办内地会 不借政治势力凭爱心

1865 年,33岁的戴德生以自己仅有的10 英镑创办了中国内地会(China Inland Mission)。内地会宗旨是,不在中国沿海城市传福音,而要深入内地及偏远地区。内地会每进入一省即建传教站,然后向四周府县扩展。注重适应中国当地的文化和社会习俗,要求传教士在生活、语言、起居和衣着上尽量中国化,与中国人打成一片。

戴德生要求传教不借政治势力而凭爱心,在教难中( 在“扬州教案”和“义和团运动”中教会损失惨重,多名宣教士遇难) 不要求英政府庇护,更拒绝人命赔偿。情愿用无价的生命来见证基督的爱和宽容。内地会还认为教育程度并不重要,只要在宣教心志上和其他方面符合做传教士的条件,内地会是会接纳的。

但其中也有许多是受过高等教育,如“剑桥七杰”——著名的七位剑桥大学毕业生,便是内地会传教士。内地会的传教士,每个月薪金都是不固定的,但他们都有坚定的信心,并能捱苦。戴德生认为教徒当凭信心生活,不借贷、不募捐、完全仰赖神的供给。内地会每个月都等候信教的弟兄姊妹奉献,每个月把收到的平分给传教士,这些就是传教士的工资。

从1866 年至1905 年这39 年中,戴德生多次往返于中国和西方之间进行宣讲活动,不仅在英伦三岛,还在北欧、美国、加拿大和新西兰建立了内地会的筹募机构,发展成当时罕见的跨派别、跨国界、跨语种的基督教宣讲团体。

在他的组织下,成百上千名西方宣教士漂洋过海来到中国。他们不辞劳苦,不惧危险,深入内地、远涉边疆,甚至把福音传到了少数民族地区。在很多连省级地图上都找不到的穷乡僻壤,他们都曾在那里建立起一间间的布道所。

1905 年戴德生在长沙去世,享年73 岁,归葬于鎮江。至此时内地会已经共有宣教士825 名,中国同工1152 名,建立418 个教会,1424 个福音站和布道所,受洗基督徒18625 人,建立学校150 座。

戴德生以他的爱,为中国传教事业鞠躬尽瘁,对内地会做出了卓越贡献,为后代信徒之师表。他的一生证实了他的名言,“假使我有千镑英金,中国可以全数支取。假使我有千条性命,决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这句话后来成为他最常被引用的名言,激励了无数中西信徒。

新中国成立后,内地会退出中国内地。1951 年从中国内地退出的宣教士陆续转往东南亚各国,将戴德生“把福音传给所有中国人”的意向,扩大到东南亚所有“未得之民”。1965 年,内地会正式更名为“海外基督使团”(OverseasMissionary Fellowship)。

祖孙五代服事中国人

戴德生去世后, 他的儿孙沿着他的足迹继续向中国人传道。在台湾、香港和东南亚,一代又一代地为向海内外华人传福音奉献了终身。

第二代戴存仁 (Herbert Hudson Taylor,1861-1950),戴德生的长子。1880 年,19 岁的他响应父亲的号召,放弃了伦敦医学院的学业,来到父亲在中国烟台所创办的芝罘学校(一所专门为宣教士进修和子弟教育而开办的学校)服务。

1941 年抗日战争时期,外籍侨民都被送进了日寇的集中营,包括戴存仁和他的四个儿孙。80 高龄的戴存仁每日高唱赞美诗称颂主恩,以生命的榜样激励着每一个被俘的同伴。抗战之后他回到英国,五年后去世。

第三代戴永冕 (James Hudson Taylor II,1894-1978),戴德生之孙。 23 岁时跟随父亲来到中国,在河南一所福音医院担任药剂师,后与妻子一起建立了开封圣书学院。日寇占领开封时,有一千多名妇孺拥进圣书学院避难,戴永冕将校门在身后关上,以惊人的冷静和幽默独自面对着荷枪实弹的日本士兵,掩护了众多的中国百姓。

第四代戴绍曾 (James Hudson Taylor III,1929-2009),戴德生的曾孙。出生于开封,幼年时曾与爷爷戴存仁一起被日寇关押在山东的集中营。年轻时赴美求学,1955 年携妻子到台湾,协助父亲在高雄的圣光圣经学院教学,五年后继任院长。

1970 年在台北创办了跨宗教的中华福音神学院,并担任了十年院长。1980 年到新加坡担任“海外基督使团”第七任总主任。1994 年与华人同工在香港共同创立了“国际专业服务机构”(Medical Service International)并担任总裁。

戴绍曾牧师对中国一往情深,多次表示愿意像他的曾祖父那样死在中国。2009 年的春天,这位老人如愿以偿地安息在已经回归祖国怀抱的香港特区。

第五代戴继宗 (James Hudson Taylor IV,1959-), 是戴绍曾的独子。毕业于美国亚斯比神学院(Asbury Theological Seminary),毕业后在波士顿郊区华人圣经教会(Chinese Bible Church of Greater Boston)任副牧师六年,并曾在台湾校园团契服事三年。

1993 年与来自台湾宣教世家的柯悦敏小姐结婚,1996 年定居香港,沿着其父其祖的足迹,在海外基督使团为在港的华人传福音。

戴德生第五代孙戴继宗牧师。(图片由作者提供)

作者简介:曹培,伦敦大学法学博士、中国政法大学中欧法学院兼职教授、北京市国达律师事务所律师、中英文化交流学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