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兰书法 唐兰:文字学家 书法大家
20世纪70年代末,著名画家杨明义曾问大师沈从文:当代谁的书法最好?沈从文回答说:要数北京故宫的唐兰了。
图为唐兰的《古文字学导论》的部分手稿,共9页,5000余字,节录如下:
唐兰古文字学导论
开收藏古器物的风气的人是刘敞,而首先集录古器物和石刻铭拓的人是欧阳修。敞集所得十一器做先秦古器记,原是石刻,器形铭释均完备,欧阳修把铭和释全收在《集古录》里。那时识古文字的人有杨南仲,欧阳修常请教他,秦公钟的铭是由他所刊的石本而传布的。清乾隆时内府所藏很多,那时又常有新出土的古物,因是高宗敕编《西清古鉴》、《宁寿鉴古》、《西清续鉴》甲编、乙编等书。
近时收藏家以刘体制为最,有《和善斋吉金录》、《和善斋玺印录》。
汉兴,通行的字书是合并了爰历博学的仓颉篇。后来分成两派"一派是摹仿仓颉篇而做字书,像司马相如的凡将篇,史游的急就篇,李长的元尚篇,到平帝时,徵爱礼等百余人‘说文字未央廷中’,杨雄取其有用者拟作训纂篇,顺续仓颉。
"另一派是解说仓颉篇的字义。当宣帝时,因‘仓颉多古字,俗师失其读。徵齐人能正读者,张敞从受之。’敞传子吉,吉传敞的外孙杜鄴,鄴传子林和张吉子竦。林的‘正文字,過于鄴竦’,他做了仓颉故,所以汉书说‘世言小说由杜公’。"
因古字经学的发展,影响及古文字学方面者,有二事。一是古文字和今字的对照。艺文志有古今字一卷,张揖的古今文字诘疑即本此,卫宏的诏定古文官书,尤为著名。一是关于文字构成的理论的创立,艺文志解释"六书"以为是"象形、象事、象意、象声,转注假借"。
郑众注周礼,许慎做说文,所说都差不多。艺文志大概本诸刘歆七略,郑众是郑兴字,许慎是贾护的再传弟子,而郑兴和贾护同是刘歆的弟子,那么,这三说实出一源……
唐兰的这部分《古文字学导论》手稿写在丝栏格宣纸上,行楷竖书,用笔凝练灵活,气力均匀,锋法表现特别,结体自然,笔势潇洒,书风大方优雅,端庄有法,瘦硬清劲,峻挺而有媚趣,大有唐人写经之风度,堪称文人书法之精品。
唐兰的《古文字学导论》成书于1935年,起初只是唐先生在北京大学授课时的讲义,撰成于1934年,手写石印,1936年进行修订,1957年和1963年曾经重印,1981年齐鲁书社把初稿本和修订本合并影印刊行,1934-1981年中间相隔40多年,其间,唐兰先生多次讲授此课,多次修改过讲义,这9页手稿是否是其中的部分修订稿,我们不得而知,但从其内容之充实,书写之精到上可以看出唐先生的学术功力和书家修养,其史料和文物价值不容质疑。
中国文字学的研究早在公元前就已展开,但中国文字学真正有"名分"的时期是从西汉开始的,西汉把文字学定名为小学,即唐兰在《古字学导论》手稿中所记"世言小学由杜公"。隋唐以后原来专指文字研究的小学又加入了音韵学和训诂学,并且一直延续,直到清末的章太炎才将小学改成语言文字学。
唐兰《古文字学导论》将古文字学研究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是从春秋至汉代是古文字学的创始时期;第二个是从汉代至清代是古文字学的逐渐衰落时期;第三个是从清代开始是古文字学的复兴时期。唐兰把研究的眼光放在整个中国文字发展史上,使文字的研究范围得到了极大的拓展,从文字学的观点出发着眼于时代和地域的区分,提出新的分类方法,把已经发现的材料分为殷商系文字、两周系文字、六国系文字、秦系文字,将古文字材料的来源分为两类:古书和古器物,并指出古文字研究应该以古器物作为主要研究对象,这样一来,甲骨文、金文、陶文、玺文、货币文、简牍帛书以及隶书、草书、楷书等都成了文字学研究的范围,这样就从真正意义上确定了中国文字学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从而奠定了科学文字学的基础。
唐兰还突破了许慎在《说文解字》中确定的关于汉字结构的"指事、象形、形声、会意、转注、假借"六书理论,提出了关于汉字结构的新理"三书说":即将汉字结构分成"象形、象意、象声"三类,并在《古文字学导论》手稿中有所图解,"三书说"的提出推动并启发了人们重新认识汉字的结构理论,用动态的观点研究分析古文字,表现出现代学者探索研究汉字理论的勇气和智慧,唐兰是第一个全面系统地对千年"六书理论"进行大胆改革的人,开风气之先,也奠定了他文字学家的历史地位。
唐兰早年学商从医,中年大学任教,1952年全国高等院校调整时调入故宫博物院,从此再没有离开文博事业。早在上世纪30年代,唐兰即以古文字方面的研究成名,其著作繁富,主要专著有《殷墟文字记》、《古文字学导论》、《中国文字学》等,论文有《敦煌所出汉人书太史公记残简跋》、《从大汉口文化的陶器文字看我国最早文化时代》等180余篇,此外,他在音韵学、诗词、绘画、书法等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早在1963年唐兰就是中国美术家协会的会员。
"文革"中,唐兰受到冲击,据唐兰的儿子唐复年《忆父亲唐兰》一文载:"十年动乱中,父亲未发表的文稿(200余万言)被抄走毁失"。图中的这部分文稿是不是当年抄失而散落民间的我们不得而知。
唐兰的书法笔者见过他的钟鼎、篆书、行书、楷书、行楷之作,最为精到者为行楷。这可能与先生长期从事文字、文物的教学与研究而形成的案头工作习惯有关,石刻本、齐鲁本《古文字学导论》均为先生手书影印,足见出版界对先生书法的认可,只是先生在文字学方面的英名显赫而掩盖了他书法大家的名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