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钦礼之女:父亲在毛主席铜像前痛哭
【破土编者按】2004年,河南兰考发生了一件大事。被称之为“焦裕禄的亲密战友”的原兰考县长张钦礼,在经历了13年铁窗生涯后,于2004年5月7日去世。兰考十万群众自发地为他举行了一个惊天地、泣鬼神的“囚徒荣归”的葬礼。
兰考县城万人空巷,通往墓地的大小公路两旁、农家田埂地头,到处都是为他送葬、痛哭的群众(可在百度搜索到当时的视频)。张钦礼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为什么这么一个文革后被清理的“三种人”、”极左分子“,却得到群众如此的拥戴。
今天看了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想到一个名词,遗产!
在欣赏这些部红色革命作品时,我的脑海、我的灵魂随着一首首悲壮铿锵的音乐,一幕幕炮火连天的战地情景,一声声慷慨激昂的口号,一张张坚定不屈的脸庞,那雪山草地艰难的跋涉,那小米加步枪苦难的岁月,那挥向世人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的巨手,还有那世世代代倍受欺凌的劳动人民,当上新中国的主人洋溢出来的笑容,交替着一遍遍的出现,深深的敬佩之情烙在心中。
这就是时代的精神,就是我们炎黄子孙永恒的遗产。
记得2001年大年三十,我们全家送哥哥去长沙,第二天就是我们民族传统的盛大节日春节了,经商议,举家驱车去瞻仰毛主席的故居——韶山。我和爸爸妈妈坐一辆车,一路谈笑风生,每当爸爸讲起毛主席,都充满了无限的敬仰和深厚的感情,动情之容,让我终生难忘。
车快到毛主席的塑像时,爸爸突然不说话了,神情严肃,下车了,爸爸牵着妈妈的手,声音颤颤的说:“老刘啊,你要感谢毛主席啊,要不是他老人家,你们妇女还要裹脚啊”。我们朝着毛主席巍峨的塑像走去,到了跟前,爸爸紧紧地抿着嘴唇,泪水顺着他写满沧桑的脸颊滚滚流下,和着韶山冲冬日的阳光,像他当年义无反顾地跟随伟大领袖抗击日本侵略者一样,向他敬爱的革命领路人致敬。
我相信,此时爸爸的心情定会如翻腾的巨浪,跌宕澎湃。
二哥怕爸爸难受,就大声说:“三妹,去卖一个花篮,今天是春节,咱们给毛主席敬献花篮”。我就快步跑去花了300多元买了一个大大的花篮和一大盘鞭炮,大哥挥毫书写“我们永远怀念毛主席”,落款是爸爸妈妈携子女敬献。
两个哥哥抬着花篮规规矩矩的放在主席的铜像前边,这时,我身边的爸爸一下子跪到了主席的像前,呜呜的哭了,那哭声里饱含着怎样的感情啊?有生以来,我从没见过爸爸在孩子面前哭过。我们自然也都跪下,虔诚的叩拜,默默的哀思。
我看到来自全国各地的汽车牌照,来这里的人很多。塑像台阶下的广场足足有50公分厚的鞭炮的纸屑,(清洁工说隔一会就得清一次)他们都是来看望凭吊这位共和国的缔造者、人民心中的好领袖。
对我而言,这种对共产党和毛主席的深厚感情似乎是与生俱来的。但细细想来,又感到其实不然。确切地说,它应该属于父亲、属于他们那一代革命前辈留给我的遗产。毫不夸张地说,那是一笔无形的资产,丰厚的精神财富。我将永远保管它、继承他、发扬它,将它传给我的子孙后代。
我已虚度了近四十个春秋,在记忆里,从来没有收到过爸爸送给的礼物,哪怕是一根红头绳。不是爸爸不疼我,也不是爸爸不关心我,我们家六个孩子他对我们的待遇都一样。
但我清楚的知道,爸爸的一生,是最有价值的。他的价值不是体现在对孩子、对家人、对长辈或是说对家族的贡献上,而是体现在当他面对党旗举手宣誓时所发出的诺言......他用自己一生的行动,实现了对党的承诺,履行了对党的誓言,践行了对党的忠诚。
爸爸生活非常的简朴,要求不高。一碗玉米糊汤就能满足他的肚子。女儿吃饭时,留在碗里的米粒、不想吃的菜汤,他都会默默的吃下。还说:“吃了不可惜,扔了可惜”。身教重于言教啊,不用讲道理却自有一番道理。
我们家经常来些家乡的乡亲,有一次,一位坝头乡的老伯伯背着半布袋红薯来看望爸爸,我把红薯放在院子里忘记了,后来坏掉了,被爸爸发现,他一个一个的用刀子削好,煮了半锅,微微发苦的红薯啊,让我吃了好几天,这还不算,让我最为害怕的是那张严肃的脸。
爸爸生活非常有规律,衬衣就一个颜色——白色,一穿就是好几年却没有顽渍,单衣服从不让我们洗,烟从不吸,酒也从不喝。就连他平时看书、写字的姿势也很端正。一位资深的记者采访爸爸后对我说:“我从没有见过像你爸这样正规的领导,我连续十天的采访,他除了去卫生间,就一个正姿,没有一点多余的动作;而且思路非常清晰,记忆力惊人的好,哪年哪月都有谁,叫什么,他都能说的很清楚。
”
爸爸年轻的时候从没有给家里添过一碗一勺,一杯一碟,更不用说院落瓦屋了。就在爸爸当政的时候,我们一家五口挤在妈妈单位的三间小房子里(大哥被爸爸发配到东北的某个部队了,二哥被爸爸下放当了知青。两人都不在家),妈妈也是解放前参加革命的老党员,她从不给爸爸添麻烦,默默地在基层一干就是一辈子。
拣过砖渣,拉过驾车,下乡送货,整天忙完单位忙我们,而我们常常就像无人要的孩子,盼着妈妈的身影能够早点出现,就像受压迫的穷苦人盼着解放一样。那时根本就没有爸爸的概念。妈妈勤俭持家,有困难总是自己克服。直到现在,和她处过的人,对她的口碑那是相当的高啊。
改革开放后,响应党的号召,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我无奈的选择了经商的道路,经过艰难的创业过程,收获了还算满意的成绩(因小富即安,没有太高的要求吧)。新的时代,爸爸就有了新的要求,他告诫并要求我们要牢记要做到,即:“用高尚的思想情操,约束自己的行为”。他的这句话就像个紧箍咒,时时紧箍着我、提醒着我,做任何事情首先考虑是不是做到了高尚。
人不一定能够伟大,但一定能够崇高。它将成为我的座右铭。
2004年春天,爸爸走完了他跌宕起伏的一生。在整理他的房间时,我像个情绪无控的神经人似的,一会发呆,一会流泪,一会自言自语的唤一声爸爸。那是触景生情呀。爸爸偌大的房间里,除了他的衣物、报纸书籍、药,还有他战友送他的纪念品,没有一分钱,更没有金银财宝和银行存款。
如今爸爸离开我们五年之久了,他及其简陋的墓地上,竖满了大小不同的碑记,碑记上密密麻麻的名字,质朴纯真的碑文,是不是日子,总是有慕名而来看望他的人们。每看到这些,想到这些,一种感慨、一种安慰、一种责任就会侵蚀我的心灵,它就像宝塔山上那盏明亮的灯,给我指路给我方向;它就像一个标尺,时刻丈量着我所走的路是否笔直;它就像战场上冲锋的号角,激励我克服困难,坚定信念。
父亲永远是矗立在女儿心灵深处的一座大山。而这座山绝不会因为他的躯体是否存在而倒塌,也不会因为年代的久远而消亡。只要自己的灵魂还活着,它就永远在自己的心中高高的耸立着,千年不老,万古长存。
这盏明灯,这把标尺,这只号角就是爸爸留给我的遗产,一份丰厚的遗产,一份传世的遗产,一份永远也花不完的遗产。
河南省兰考县县委书记焦裕禄的名字,对很多人来说并不陌生,上世纪60年代,新华社一篇关于他的大通讯,使他轰动全国。而和他一起在兰考创建了一片新天地的县长张钦礼却鲜为人知。他俩是“亲密的战友”,却有着截然不同的两种命运。
我提笔写这桩案件时,突然改变写法,把结尾移到开头。
张钦礼铁窗生涯13年,出狱后于2004年5月7日去世。兰考十万群众自发地为他举行了一个惊天地、泣鬼神的“囚徒荣归”的葬礼。兰考县城万人空巷,通往墓地的大小公路两旁、农家田埂地头,群众为他摆的祭品是一碗碗清水,是杂面窝窝头,赞扬他为官一生,两袖清风;怀念他在贫困饥饿的上世纪60年代,和焦裕禄结伴带领他们走出困境、生出希望,使他们免受饥寒,甚至于饿死。
我和老伴周原当日给他的唁电:“苍天有眼欲落泪,万民有口皆是碑。”
时隔九年,2013年8月,张钦礼88岁的老伴刘秀芝因脑梗住院,想见我一面,85岁的我,冒着近40度的酷热,从北京到兰考,与秀芝数次相拥而泣后,即去拜祭张钦礼。他的墓地周围已成一片碑林。这些石碑、玉碑的立碑者,不仅来自兰考和河南其他县市,也有来自山东、河北、上海、台湾的。
数不清多少万人在60多块墓碑、感恩碑上刻上自己的名字,好像每一块石碑、每一个人名,都有一段感人的故事。有一块台湾的感恩碑,特别耀眼,碑文记载:一位叫刘中豫的老兵,1949年跟随国民党去台湾时,撇下他3岁的孤儿,这个孤儿在张钦礼的关爱下长大成人,娶妻生子,就职于政府机关。
碑文最后两句是:“以旌张公之德,彰显千秋大义。”那个年代的人都知道,谁要是扯上和台湾国民党有什么瓜葛,是要整肃的。
张钦礼三次遭难时,周恩来总理三次解救他,也没能改变他的命运。
文革中,河南省委曾给中央一份报告,提出保护兰考、林县两个典型。毛主席在此报告上批示:“同意”。
这是一个很复杂的历史过程,一个很复杂的历史现象。
习近平担任副主席期间,在兰考视察时曾问过张钦礼的情况。时间是2009年4月1日。他在一次座谈会上问:“当年和焦裕禄一起带领干部、群众除三害的那位县委领导是谁?”时任新闻干事的刘俊生答:“县委副书记张钦礼。”习又问,“这位同志还在吗?”刘答:“他去世了。”
张钦礼是兰考人,他的父亲张元谋在大革命时期曾参加过由吴芝圃(解放后任河南省省长、省委书记)领导的著名的濉(县)、杞(县)、太(康)农民起义运动,和吴芝圃相识。起义失败后,回兰考和妻子师华清一起打游击、打鬼子。张钦礼从小跟随父母,受到革命的熏陶,1943年参加地下党的活动,1945年入党,1954年任兰考县县长,对兰考的历史和现状了如指掌,对兰考的群众有很深的感情。
兰考座落在黄河边上,黄河多次在这里决口,形成了风沙、盐碱、内涝的自然灾害(以下称三害)。1958年以前的兰考,经过治理,三害有很大的变化,虽说还是豫东老灾区的穷县之一,但群众的日子还过得去。大跃进反而使兰考更穷了。但当时的兰考主要不是自然灾害而是人祸。具体情况我后面再谈。
张钦礼的全部不幸在于他说真话。他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1957年反右时,兰考九百多名脱产干部,却划了366名右派。起因是县委组织部部长孙跃堂霸占了一名现役军人的未婚妻,和原来的妻子离了婚。不久那位军人复员回来,孙跃堂怕他“惹是生非”,捏造罪名将他打入监狱。
1957年反右时,开始叫帮助党整风,几个知情者在县委门口贴了一张大字报,揭露了这件事情的真相,随即就有二百多名干部在这张大字报上签名。后来转入反右时,这些签名者都划成右派。张钦礼为他们大声疾呼,鸣冤叫屈。
为此,他受到了“撤销县委副书记的职务,内部控制使用”的处分。孙跃堂呢?虽有“错误”,但因“引蛇出洞”有功,原职原薪调到邻近的东明县工作,不久又晋升为县委副书记。
张钦礼的灾难由此开始。他作为党内“异端”的形象,像影子一样跟随着他直到生命的终结。
1958年秋,省里召开地、县秋粮征购大会,要求各县报产量、报征购数,报了三天,层层加码,也报不出省里要求的征购数字。张钦礼在会上发言了,他说他不仅报不出来,其他地县报出的数字都是假的。他批评省委带头搞浮夸,并指名道姓批评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
张钦礼被押送兰考接受群众的批斗,批斗八个月,戴上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帽子,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留党查看一年,降了三级,送农村劳动改造。
张钦礼劳改的地方叫老君营,县里只给他16元的工资,每月还要交8元给生产队。开始在大食堂吃饭,1960年春群众普遍浮肿,村口路边经常有饿死的人。大食堂解散,张钦礼到群众家里吃派饭,有时吃的就是群众偷偷从外地讨来的发馊发霉的“百家饭”。
当时外出逃荒被称为“盲流”是要受惩罚的,但这些去外地讨饭的群众不避讳他,告诉他不光兰考有饿死的人,外地也有,他们听说,信阳地区有的村庄人都饿死光了。有一段时间,张钦礼也饿得不省人事,妻子来看他,他不认识她,她千方百计把他救过来。
张钦礼开始给周总理写信。大意是:我受委屈事小,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我不怕再遭横祸。他说“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等省委领导压制民主,堵塞言路,不让人讲话。许多抵制浮夸风、共产风的好干部好党员横遭批斗,开除党籍;好多群众逃荒要饭,有的饿死。
”这使他这个当县长的彻夜难眠。他指责“河南省委犯了掠夺农民的错误”,呼求总理快来救救河南人民。写完信的时间是1960年10月28日。
一天夜里,一群饥民来到张钦礼的草屋,叫他信不要寄出,免得被当地截扣后败露坏事,干脆去北京找周总理。他们为他准备路上吃的干粮,偷偷把他送到火车站,千叮咛,万嘱托,叫他到北京见不到周总理,打不赢这场官司就别回来。
张钦礼能见到周总理十分不易,门槛多,好同志也多,细写起来要用很多文字。总之,中南海接待处的一位马局长,先把他的信交给了周总理,安排好他的食宿叫他等待。1960年12月9日上午10时,马局长带他去见周总理。
周总理先看到张钦礼的信,见到他的第一句话就说:“你是全国两千多个县中,第一个向我反映真实情况的县长。”看着衣服破旧,面黄浮肿的张钦礼,总理叫工作人员先带他去吃饭,张钦礼说:“总理,不用麻烦了,我来时乡亲们给我带的干粮还没有吃完,我知道你很忙,现在只想和你多说说话。
”总理叫他拿出干粮,看看群众都吃些什么,张钦礼开始有些犹豫,稍后慢慢从一个布袋中掏出一个菜团子,总理说:“给我尝尝!
”伸手接时菜团子成了碎渣,掉到地上,这是用树叶掺一点杂粮做成的。总理弯腰拾一块放到嘴里,大声说:“我这个总理没当好。”总理眼里有泪光,张钦礼在一旁也哭了。
张钦礼从北京回来,关于他的平反,一波三折,拖了半年多。这中间地、县委给他平反留个尾巴,他不签字,又回到他劳改的老君营,和群众一起劳动,一起过着半饥半饱的生活。直到有一天,新上任的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派人来找到他。
他先在省委大院碰到已经停职反省的吴芝圃,吴问他:“听说你去中央反映河南的问题?”张答:“我去了,连你也告了。”吴芝圃一时语塞,又问:“你爹可好?”张答:“我爹不好,饿得浮肿。”说着,用手指按了自己的腮帮,按了个坑,说:“我也浮肿。”这样的一问一答显然很不愉快,张钦礼赶紧走了。
刘建勋临危受命,来河南解决饥饿的问题。他来河南前,请示周总理,总理给他两个字“化缘”。刘建勋理解是“要饭”,就是向一些稍微富裕的省、市“要粮、要菜、要一切可能吃的东西”。
张钦礼见到刘建勋,刘对他说,国务院来了电话,问你的情况,让我听听你的意见。张钦礼谈了群众的饥饿和他的平反阻力。刘建勋请他吃了饭,代表省委正式给他平反。他回到兰考恢复了县委副书记和县长的职务,领取了三年补发的1246元工资,把它全部捐给了“县救灾办公室”。
这笔钱对张钦礼一家可不是小数目,他的夫人月工资40多元,要养活五个孩子和她自己。张钦礼对妻子说,群众比我们更穷,有的正在挨饿。
刘建勋了解了像张钦礼这样的干部,平反的阻力这么大。随即以省委的名义下达文件:凡在反对浮夸风中受处罚的同志,他们的问题一风吹。
焦裕禄1962年冬由洛阳矿山机械厂调到兰考任县委书记,他在这个工厂工作十年。他带着大企业熏陶出的新知识、新思维来到兰考。
不错,他是带着中央八届十中全会、毛主席重提阶级斗争的精神来到兰考。当时兰考的情况怎么样呢?全年粮食的总产量只有六千万斤,是大跃进前的三分之一;以粮为纲,占全年总收入三分之一的芝麻、花生、西瓜等经济作物,有的连种子都没有了;大批群众外出逃荒要饭;大批牲畜死亡;树立在大风口上的五十华里长、十道防护林带近两百万棵树,大办钢铁时,全部砍光,风沙再起,形成新的沙丘群;一个总人口36万的县,三年来人口减少了12万,不能说这些都是饿死的,一是饿死的,二是农村妇女不生育,还有其他原因。
县委大院有一个办公室,叫“劝阻办公室”,从全城各个出口处劝说堵截外出讨饭的饥民,这叫阶级斗争,因为他们出去讨饭给“社会主义脸上抹黑”。留在家里的群众,坐等救济,又是一大批干部把国家的救济粮分送到群众手里。在没有任何副食的情况下,每人每天六两原粮。
焦裕禄撤下“劝阻办公室”的牌子,换上“除三害办公室”的牌子,调公社干部卓兴隆任“除三害办公室”主任。使领导救灾的干部成为除三害的干部,坐等救济的群众,成为生产自救的群众。
坐等救济是伸手要恩赐;生产自救,是创造自己的生活。焦裕禄还到火车站,对外流讨饭的群众不劝阻不堵截,而是把他们送上火车,并嘱托他们,讨饭的地点不要太分散,便于大家互相照应。
他树立了四种不同类型的生产自救的典型,称他们为“四杆旗”。它们是秦寨、赵垛楼、双杨树、韩村。
焦裕禄听说有两个来自广东的技术员魏建章和来自湖南的朱里楚,他们正在兰考搞“农桐间作”的实验。由于这项科研成果可以防风固沙,适宜在沙区试验推广,所以选在兰考。他们住在一片沙地的两间草房里,吃的是粗粮野菜,加上风沙干旱,使这两个南方的年轻人多次生出撤走的念头。
焦裕禄立马意识到这项研究的价值,通知粮店全部供应他们大米。当时不仅是饥饿的年代,也是知识和知识分子被贬值的年代。一般高级干部,是没有资格享受全部细粮的。后来这项研究成果,不仅对以后张钦礼领导兰考生产大发展提供了重要条件,也在豫东、全国几千万亩沙地大面积推广。这是后话,那时焦裕禄已经去世多年了。
焦裕禄组织的120人的调查研究组,分三路调查摸清了风沙、盐碱、内涝的底细,制定了一整套除三害的规划。他是作长期打算,要把除三害的工作放在一个科学的基础上。
焦裕禄在兰考没有像张钦礼、卓兴隆、潘子春、蔺永沛、樊哲民(他们以后都遭受迫害)等领导干部的鼎力相助,不要说工作成绩,恐怕也难以立足。
《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当时由中央电台著名的播音员齐越播出,他多次被焦裕禄对贫困、饥饿中的群众人性化的关怀情节所感动而哽咽着播不下去。
焦裕禄过世几个月,四清运动开始了,开封地委派出2400多名团员的“四清工作团”进驻兰考。他们一到兰考,就全面夺权,对准的就是当年焦裕禄抓生产的那个班底,张钦礼首当其冲,他被停职清算了半年多。
这中间新华社河南分社记者周原来兰考采访焦裕禄,向总社副社长穆青汇报了焦的事迹后,穆青、冯健来到兰考。1966年2月7日新华社播发了《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的长篇通讯,引起了极大的社会反响。
四清工作团一位负责人气急败坏地大叫:“早知道先来兰考采访的周原是个摘帽右派,当时就该把他轰走。”焦裕禄病逝在郑州,埋在郑州郊区,遵照他的遗愿:“我活着没把沙丘治好,死了也要埋在沙丘上。
”兰考举行了迎接他骨灰的迁坟仪式,几万干部群众自发地到车站迎接,四清工作团领导人警告所有四清工作队员,谁都不准去,他自己也没去;在纪念焦裕禄的追悼会上,卓兴隆自编自写了一副挽联挂在灵堂两侧:挥泪继承壮士志,誓将遗愿画宏图。地委一位负责人喝令“拿下”,张钦礼喝令“挂上”。
焦裕禄在兰考和张钦礼一起制定了一幅除三害的蓝图,在开始实施的时候,就看到一支想改变贫困落后面貌的队伍,打头的就是张钦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