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会作简历李作鹏简历 中共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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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作鹏不能不写。从庐山回到北京,李作鹏就着手写检查。不过,他一是不甘心写检查,二是他还要听林彪的话,因为林彪通过叶群告诉他手下的“大将”们:都往陈伯达身上推,就说是上了陈伯达的当。李作鹏写检查,就是按这个调子写的。
1971年3月,李作鹏向毛泽东交了检讨书。毛泽东对李作鹏的检讨书,是连同黄、吴、叶、邱的检讨书一起看的。看后,毛泽东虽然看出他们在推卸责任,但为了争取他们,还是采取了善意的态度。毛泽东于3月24日批示道:黄永胜、邱会作、李作鹏三同志的检讨书都看了,我认为写得都好。
以后是实践这些申明的问题。1971年4月11日,毛泽东又把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三人的检讨书,与吴法宪、叶群重新写的自我批评材料一同批给政治局,建议政治局“作适当处理”。
毛泽东本想就此了结此事,不料,林彪等人并不配合。林彪本人始终不作自我批评,连一句自我批评的话都不说,林彪还根本不参加“批陈整风”汇报会,表态:不参加,不讲话。
此外,在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控制下的军委办事组,根本不传达庐山会议精神,根本不批陈。毛泽东在一次会见外宾后,顺便询问陪同会见的总参谋部的一位高级干部时,得知了这一情况。毛泽东十分重视,他认定: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
毛泽东对林彪一伙的抗拒态度已经不能容忍了。毛泽东决定:在1971年1月改组被林彪一伙控制的北京军区之后,再派人参加军委办事组。1971年4月毛泽东派人参加了军委办事组,打破了由林彪亲信把持军委办事组的局面。
4月中旬,中央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时,毛泽东决定把黄永胜、吴法宪、叶群、邱会作、李作鹏的检讨书及毛泽东对他们检讨书所写的批语在会上散发。但是,在毛泽东的敲打面前,林彪仍然不表示任何态度。
毛泽东决定直接点林彪的名字。毛泽东在1971年7月频繁地请各大军区司令员、政委,一些省、市、自治区党政负责人来北京,向他们吹风,打招呼。毛泽东在与一些军队和地方的领导人谈话中多次提到林彪,点林彪的名。
他多次说过这样的话:我同林彪同志谈过,他有些话说得不妥嘛。说人民解放军是我缔造的,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缔造的就不能指挥呀!缔造也不是我一个人嘛!他们搞突然袭击,搞地下活动,为什么不敢公开呢?可见心里有鬼。
他们先搞隐瞒,后搞突然袭击,五个常委瞒了三个。毛泽东还说:除了那几位大将以外,他们都搞隐瞒。毛泽东还直截了当地说,那几个大将就是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他们一点气都不透,来了个突然袭击。
林彪同志那个讲话,没有同我商量,也没有给我看。他们有话,事先不拿出来,大概总认为有什么把握了,好像会成功了,可是一说不行,就又慌了手脚。在毛泽东的一再敲打面前,林彪还是不表态。
毛泽东对林彪有些失望了。他认为林彪问题的性质已经非同一般,而且林彪也是很难改正的。他决心把问题进一步提出来。1971年7月1日,在毛泽东亲自审阅批准发表在《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上的纪念党的生日的文章中,有这样一句告诫的话:要警惕“现在正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
那时,刘少奇早已经被打倒,陈伯达也已经倒了,这里所说的“现在正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显然是指林彪。7月底,毛泽东向中央政治局推荐了一本清朝小说《何典》,毛泽东还特别指出了书中的四句话,要政治局成员去体会。
这四句话是:“说嘴郎中无好药,死病无药医,药医不死病,一双空手见阎王。”毛泽东所透出的这些意思很明白,就是说林彪是“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已经不肯改悔。
毛泽东决定去南方巡视,了解情况,同时做南方一些党政军高级干部的工作。1971年8月15日,毛泽东乘专列离开北京,先后到武汉、长沙、南昌、杭州、上海等地视察,一路上会见各地党政军负责人,公开点名批评林彪,并且做分化林彪集团的工作。
告诫他们要防止突发事变。毛泽东已经向林彪公开摊牌了。毛泽东在同各地党政军负责人的谈话中,除了重复他7月在北京同一些领导干部的谈话内容外,又讲了不少新话。
这些新话,把林彪的问题提到了相当的高度。毛泽东说:“你们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去年庐山会议,他们搞突然袭击,搞地下活动,为什么不敢公开呢?可能是心里有鬼。
”“这次在庐山搞突然袭击,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就是反对九大路线,推翻九届二中全会的三项议程。有人看到我年纪老了,快要上天了,他们急于想当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
”“这次庐山会议,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他们“搞突然袭击的一些情况,至今也还不清楚”。“犯了大的原则的错误,犯了路线方向错误,改也难。”“现在我要抓军队的事。”“我不相信我们的军队会造反。
军下边还有师、团、还有司、政、总后机关,他们调不动军队干坏事。”毛泽东还通过与一些党政军领导干部的谈话提醒林彪:“你不讲,人家也记得。早晚要讲,捂是捂不住的,这是害人害己。”毛泽东还谈到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四个人的检讨书要经过叶群这件事,他说:“为什么四个人都要经过她呢?为什么讲话稿不请示我呢?检讨为什么要请示?这个问题要解决。
”毛泽东还说:“他们名为反张春桥,实际是反我。”“对路线问题。
原则问题,我是抓住不放的。”“我看他们的地下活动。突然袭击是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的。纲领就是‘天才’和要当主席,就是推翻二中全会的议程和九大路线。有组织就是瞒着人,搞得中央常委三个人都不知道,也瞒着政治局。
”毛泽东还针对林彪捧林立果说:把他说成是超天才,捧得太高了,“对二十几岁的人就这么捧,这没有好处,其实是害了他”。在谈话中,毛泽东向一些高级干部们讲了这样一个意思:林彪的问题,是路线问题,实际上是第十次路线斗争,现在只是不讲破罢了。
他说:前九次路线斗争都作了结论,这一次没有作个人结论。对这件事,他坚持抓住不放,他说:“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还不彻底,还没有总结。”毛泽东的南巡谈话,对外是严格保密的。
毛泽东当时确定,只让他指定范围的人知道他谈话的内容。这个范围,就是周恩来及中央几个高级领导人,还有与毛泽东直接谈话的各省、市、自治区党政军负责人。但是,林彪、叶群、林立果却千方百计打听毛泽东谈话的内容。
1971年9月5日、6日,在北戴河的林彪从黄永胜那里得到了毛泽东南巡谈话的一些内容。但林彪还是不放心,他让李作鹏专门到武汉去一趟,了解情况。李作鹏于9月6日到达武汉,进一步了解到了毛泽东的谈话内容。
他向武汉部队原政委刘丰了解毛泽东谈话的内容,刘丰告诉了他。李作鹏听到毛泽东谈话内容后,于当天返回北京,分别告诉了黄永胜。邱会作,黄永胜连夜打电话告诉了在北戴河的叶群。林彪自然得知了这些新情况。
李作鹏告诉黄永胜。邱会作时,还对毛泽东谈话内容作了概括,说:毛的谈话有三个重要之处:一、九届二中全会问题没有完,还有穷追猛打抓后台之势。二、上纲比以前更高了。三、矛头对准了林彪。对于这种“打”特殊“报告”问题,后来在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调查李作鹏的罪行时,李作鹏认为:1、这些情况是刘丰主动告诉他的。
2、黄永胜是总参谋长,自己是副总参谋长,黄永胜是他的上级,他向上级汇报情况,不算告密。3、他回北京后,在告诉黄永胜等人毛泽东谈话内容的同时,还告诉他们说:不要告诉叶群,不要告诉吴法宪。
因此,不算告密。他还在法庭上对黄永胜的证言表示不满,说:黄永胜的证言中只承认我说过不让他告诉吴法宪,不承认我说过不要告诉叶群,“是不真实的,是一种赖账行为”。
在林彪出逃这件事情上,李作鹏也有责任。是他把周恩来关于“供林彪使用的256号专机,必须有周恩来。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四个人一起下命令才能起飞”作了篡改。
他在给山海关机场下达命令时说:“四个首长中一个首长指示放飞才放飞”。林彪的飞机起飞后,机场领导人打电话请示李作鹏:飞机强行起飞怎么办?李作鹏不采取任何阻止起飞的措施,推脱说:可直接请示总理。李作鹏的这一系列行为,为林彪出逃提供了方便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