煤老板欠债300亿:29家被套机构曝光
“山西7000万元高调嫁女”富豪邢利斌欠债300亿元引人关注,这是近年来金额最大的一起信用风险事件,多家银行、信托公司、金融租赁公司等金融机构卷入。《新世纪》这篇报道披露了29家被卷入的金融机构名单。《南风窗》的这篇报道披露了邢利斌嫁女背后的融资真相,在灰暗的基层金融生态系统中,炫富往往会成为一种有助于融资的信用资源。很多情况下,它是“土豪”们在这个系统中自由穿梭的通行证。
山西7千万嫁女首富欠债300亿 29家被套机构曝光
据《新世纪》,一起300亿元总额的债务危机突然在山西省吕梁市柳林县爆发。这是最近以来金额最大的信用风险事件,多家银行、信托公司、金融租赁公司等金融各机构被卷入。
债务危机的主角山西联盛能源(集团)***(下称联盛),是上个世纪末90年代起家的柳林县一家民营企业,本世纪初借上一轮煤业低潮时抄底,成为当地最大的私营矿业集团,最近几年频频多元化投资扩张,今年因煤矿业低迷终于陷入财务危机。
财新记者获得联盛在各家金融机构融资表显示,至2013年10月底,联盛在29家金融机构的融资总额281亿元,风险敞口(扣除保证金)总计为259.16亿元。前三大债权人机构为国家开发银行(下称国开行,总额45.1亿元)、山西农村信用联社(总额41.5亿元)和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下称中国华融,总额19.9亿元)。此外还有包括民间融资在内的其他债务几十亿元,联盛的总债务规模超过300亿元。
此时,距离11月29日山西柳林县人民法院依法受理包括联盛能源在内的12家联盛相关企业的重整申请,已经过去了一个月。在那次突如其来的破产重整决定中,柳林县法院指定了管理人,总部在北京的知名律师事务所金杜承接了这一案件。与前不久无锡尚德破产重整案不同,山西联盛的此次重整申请并非由债权人提出,而是由债务人提出。在重整申请被柳林县法院受理后,各债权人机构拿到了联盛提供的债权人名单。
不止一家债权人机构人士向财新记者表示,债权人对柳林县法院突然宣布受理联盛重整存在异议,质疑重整意图,债权人大会至今尚未召开。
因该案影响重大,山西省政府已经介入。有涉案银行表示,当地已指定山西银监局牵头协调金融机构,重整案目前已交至吕梁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但这次不管是债权人还是债务人一方,均尚未提出申请,目前吕梁市中级人民法院还未正式受理。
联盛方面表示宣布重整方案前要和债权人先私下通气。有债权人称,联盛实际控制人邢利斌已与机构通过气,“态度很好”,但目前重整并无进展。
12月26日,邢利斌在电话里告诉财新记者,联盛重整计划还在商议中,最快元旦之后才有重整草案,其他问题均“不便透露”。
“11月29日新闻发布会当天,柳林县各界政要均出席并表示支持联盛。此后省政府约谈金融机构希望促成重整。已有当地的金融机构如晋商银行,同意对联盛停息。”某债权人机构人士表示。
12月26日,山西省金融办综合处有关人士对财新记者表示,积极配合重整进程,但目前具体情况还不便多说。
一家股份制银行内部人士直言,目前银行比较被动。据给予联盛授信额度较小的债权人机构人士称,有债权人并不赞成重整,担心优质资产被转移,原本有优先清偿顺序的债权得不到保障。
也有山西当地银行人士向财新记者表示,省里要救联盛,一方面是因联盛与其他企业存在联保,一旦发生关联代偿,风险蔓延开来导致连锁反应;另一方面是认为联盛具备偿债资产,目前是由于行业风险和融资过度的原因导致现金流断裂,并非无可救药。
联盛到底资产几何,债权人大多表示不掌握准确数据。今年8月有记者问过邢利斌本人,他声称联盛总体资产500多亿元,以此看目前300多亿元的债务似乎不算惊悚。但联盛的这一资产数据截至本刊发稿前,缺乏可靠的佐证。
如果不是2012年3月以“山西首富7000万元三亚高调嫁女”的新闻,邢利斌的知名度可能仅限于山西省内。
12月初,山西省内银行业人士告诉财新记者, “2012年邢利斌的所谓‘天价嫁女’,是当时正值联盛集团成立十周年,在三亚举办年会,加上婚礼的开销,内部的开支口径是1500万元。”
今年46岁的邢利斌出生在山西省柳林县,1990年毕业于山西大学法学专业,同年从中阳承包铁厂起步,先后创办了中阳河东企业总公司、河东煤化总厂、山西得瑞煤化***。上世纪90年代初,邢利斌租赁经营了柳林县金家庄乡办煤矿,并对该矿进行了技术改造,后成立柳林县金家庄煤业公司。按照时任柳林县委***的李润林的说法,柳林煤炭企业2001年欠税超过1亿元,欠发工资5000万元。
2002年,县委、县政府将兴无煤矿作为改制试点。邢利斌经营的柳林县金家庄煤业公司出资买断该矿全部国有资产。按照邢利斌的说法,他一共出资了5.8亿元——现金8000万元,承接债务1.93亿元,偿付资源价款3.1亿元。有矿业人士表示,兴无煤矿的焦煤品质优量。
几年后,邢利斌把最优质的煤矿资产转移至境外,一半已套现。2008年5月13日,H股上市公司福山能源(现已更名为首钢资源,00639.HK)发布公告称,以105.3亿港元的价格收购山西省柳林县三个焦煤煤矿:兴无、金家庄、寨崖底。
卖方福龙集团***的控股股东为邢利斌(拥有56.92%的股份),买方为福山能源全资子公司Jade Green Investments Limited。福山能源控股股东王力平拥有福龙集团7.5%的股份。
港交所公告显示,邢利斌2008年7月15日持有首钢资源6.70亿股,占总发行股本14.68%,截至2013年12月5日,邢利斌最近一次抛售股票后,还持有3.18亿股,占总发行股本5.99%。邢利斌套现最高位为7.753港元/股,最低位为2.033港元/股。据此可推算邢的套现额在6亿-20亿港元之间。
2012年4月21日和24日,美国研究机构Glaucus Research发布两篇报告,称首钢资源收购邢利斌拥有的三个煤矿定价太高。4月25日,首钢资源回应称这三个煤矿是优质焦煤矿,当年的收购价合理,并称煤产品价格2007至2008年剧烈波动,美方计算方法存在偏颇。
2008年3月,由山西国际能源集团***和山西联盛共同出资成立的山西国际能源集团宏光发电***,其中国际能源出资比例为51%,山西联盛出资比例为49%。电厂位于山西省柳林县,项目为2×300MW 火电厂。
2009年6月,邢利斌与华润集团合作,成立山西华润联盛能源投资***,注册资本38亿元,华润电力控股66%。旗下拥有吕梁市兴县、中阳县、临县、石楼县、交口县等地共38座煤矿。
2012年2月,邢利斌成立山西盛联置业投资***,号称要打造山西本地最大规模房地产企业之一。12月26日,财新记者在联盛集团太原办事处了解到,该办事处专为联盛房地产事业部而设,目前项目已暂停。
从2002年联盛集团成立至今,邢利斌在十余年里,资产盘子从数亿元扩张到数百亿元,主要依赖外部融资。据接近邢利斌的知情人士透露,他身边有一个专门负责融资的团队,“如今他们的电话不是停机就是不接”。[page]
联盛债务危机传言已有一段时间,此番第一个宣布违约的是吉林信托。
12月2日,吉林信托发布公告,称“吉信·松花江【77】号山西福裕能源项目收益权集合资金信托计划”共六期、总规模9.727亿元到期不能偿还。该信托项目增信措施是:由山西福龙煤化***提供连带责任保证,由邢利斌、李风晓提供无限连带责任保证。
这一信托计划预期年化收益率均为9.8%。如果按照24个月的存续期计算,第一期和第二期的3.844亿元已到期,第三期也于12月28日到期。
公开资料显示,近三年间与联盛有过合作的信托公司还包括北京信托、华融信托、山西信托等。其中,北京信托48.72亿元和华融信托6亿元信托项目均已偿还。山西信托前后两期共10亿元的信托项目延期后已偿还。
截至10月底,联盛债权人名单包括银行、信用社、资产管理公司、信托、金融租赁、小额贷款公司和村镇银行等29家金融机构,融资总计281.61亿元,融资敞口259.16亿元。其中,国开行、山西农村信用联社、中国华融、招商银行、中江信托、建设银行、吉林信托、长安信托等敞口均超10亿元。中信银行、华夏银行、光大银行等敞口接近10亿元。
不少债务来自近年来联盛频频的并购案。某股份制银行人士表示,该行给联盛集团授信5亿元,后联盛兼并一公司,又给该公司授信5亿元。“第一,联盛集团在吕梁市,该市属于副省级地级市,政治地位、经济地位较高,联盛又属于当地龙头的民营企业,信用评级高;第二,2011年、2012年煤炭价格形势比较好,联盛有的煤矿资源属于优质资产。”该人士这样解释授信原因。
债权人名单显示,民生银行给予联盛的授信是4.98亿元。民生银行总行相关人士告诉财新记者,民生总行某事业部给山西某企业授信额度不超过5亿元,后该企业股权被联盛收购,民生才出现在债权人名单上。民生称此笔授信有强担保方,尚未到期,不存在违约风险。
山西当地某城商行人士说,259亿元敞口还不算联盛在当地民间借贷的数字。“连邢利斌也只是知道大概的数字。”
银行人士称,目前银行处境比较被动,希望几家银行能够共进退,因为影响实在太大,牵涉了几乎所有银行在山西的授信业务。“如果联盛真走到破产那一步,一旦出现大量展期、坏账,那将是山西金融界的灾难”。
某金融租赁公司人士透露,各金融机构的态度比较复杂。“银行如果要做资产保全,应该是在公司宣布重整之前。联盛的情况比较特殊,过去都是债权人大会向法院申请公司重整,这次是债务人一方申请并被受理。据我所知,目前没有一家银行做了资产保全。”
据债权人机构人士透露,债权人的态度强硬,至今连债权人会议都没有开, “目前,联盛一方面在接洽可能的接盘者,积极配合省里牵头的重整;另一方面积极安抚各金融机构”。
有报道称,联盛的潜在买家包括中煤集团、神华集团以及吕梁当地民企等。中煤集团投资者关系部人士表示目前没有可透露的消息。神华集团内部人士则表示,没有听说接触联盛,可能是有关方面为了给债权人信心,有意“放风”。一位熟悉山西煤炭业的人士说:“神华可能性不大,一来神华主要做动力煤,联盛主要是焦煤;二来还是联盛窟窿太大,太棘手。”
前述股份制银行人士表示,现在每周贷款最大户国开行山西分行牵头金融机构和联盛方面谈一次,重整草案僵持不下。
“虽然没有大规模召开债权人大会,但邢利斌私下跟金融机构该项目负责人基本上都见过面。他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利息还不上了,但本金一定还。”前述债权人机构人士表示。
接近山西当地某城商行的人士向财新记者透露,目前山西银监局、山西省金融办约谈各行,希望配合联盛重整,暂停利息。晋商银行内部人士表示已停息。值得注意的是,截至2012年年报期,山西联盛持股晋商银行4.90%,为晋商银行前十大股东之一。
根据《企业破产法》规定,法院裁定债务人重整的期限一般是六个月内,有正当理由的可延期三个月。如果未按期提出重整计划草案的,法院应当裁定终止重整程序,宣告债务人破产。
“法院应自收到重整计划草案之日起30日内召开债权人会议,对重整草案进行表决。出席会议的同一表决组债权人过半数同意重整计划草案,并且其所代表的债权额占该组债权总额的三分之二以上的,即为该组通过重整计划草案。”某专注破产重整的律师介绍。
了解邢利斌历史的业内人士透露,在国有大行股改上市前夕,审计曾查出某大行一笔1亿元的不良贷款来自邢利斌,邢利斌因此被“协助调查”,但“四大资产管理公司之一接手了不良资产,邢逃过一劫”。这一次,仅在金融机构的融资总额就高达280亿元,联盛还能再次转危为安吗?[page]
山西煤老板7000万嫁女背后:营造不差钱假象
据《南风窗》,这几年,中国的富人群体开始有点冲动:煤老板“7000万嫁女”,晋江女摆出“亿元嫁妆”,在堆积如山的大面值人民币前留影,或者让十几个好莱坞明星在城乡结合部的会议中心站上一个小时。总之,富人群体的“炫富”频率越来越高,规格也越来越“高大上”。因此,在过去的2013年,富人群体又重新戴上了“土豪”这顶帽子。
但是,在一个素有“不患寡而患不均”传统的社会,“土豪”们却越发热衷于展示自身的物质富足,这个现象本身是一个悖论。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土豪”们意欲何为?
事实上, “土豪”的炫富热情和民企飙升的负债率已成为孪生兄弟。在实际负利率时代,“土豪”之所以成为“土豪”,并不是在于实业经营的能力,而在于其借钱的本事。在灰暗的基层金融生态系统中,炫富往往会成为一种有助于融资的信用资源。很多情况下,它是“土豪”们在这个系统中自由穿梭的通行证。
民企老板的负债历程彼此相似,但他们被追债的故事则各有不同。
和太子奶李纯途、尚德施正荣因银行追债而走投无路不一样,联盛集团董事长邢利斌选择了在债权人登门“造访”之前诉诸公堂。2013年11月29日,山西省吕梁市柳林县法院受理了联盛集团的重整申请。14家债权人金融机构称,联盛集团和地方法院单方宣布债务人进入司法程序,属于“置债权人利益于不顾”。
联盛集团是山西省最大的民营煤企,产能近4000万吨,这个产能约为山西2012年产煤量的1/25。邢利斌个人资产则以数十亿计。2012年3月,他在海南为女儿举办了一场豪华婚礼,据称耗资7000万,明星规模则不亚于央视春晚。也正因为这场婚礼,邢利斌的名字第一次被公众知晓。
但不到两年光景,昔日的“土豪”沦为了“负翁”。目前,面对接近300亿的负债,联盛集团已严重缺乏债务清偿能力。抢在债权人“追债”前进入重整程序,这实属无奈之举。近年的民企债务危机都说明:负债民企多数都是被债权人“追垮”的,“墙倒众人推”。而进入重整,即意味着可以一定程度上摆脱债务人的蜂拥追偿。
邢利斌的“土豪”故事始于那场豪华婚礼,而联系到联盛集团近年的“负债***”,不难发现这场婚礼绝非“炫富”这么简单。
联盛通过不断负债,做大资产盘子的逻辑不难理解。作为当地最大民企,联盛已经一定程度充当了地方建设平台的角色,不少带有公共服务色彩的项目已成为了其业务板块。比如,其投资了38亿建设农业生态文化园区,让2万多名当地农民流转到农业合作社。承担巨大的建设任务,必须以不断融资为保障。银行、信托和民间借贷这3个渠道,为联盛堆积起了近300亿的债务。
一个县级民企,靠什么能借到这么多钱?靠信用。第一个信用是地方政府的背书。联盛解决了柳林县2万余人的就业问题,而该县人口不过30万人。显然,怎么强调联盛对当地社会稳定的重要性都不过分。因此,在联盛的借贷运作中,金融机构或民间借贷都看到了其背后有政府的影子。
联盛的第二个信用是现金流的保证,煤炭销售收入占其大宗。本次债务危机正是在这个环节上出了问题。2011年以来,焦煤需求萎缩,每吨价格也从1500元下降至近600元,这意味着企业每天进账骤减。进入2013年下半年,焦煤市场不见好转,债务危机随之而来。年初,已有当地官员对外透露,联盛集团从2011年7月就开始欠发员工工资。
但那时的联盛看起来并不差钱。2011年,邢利斌在6月和9月分别向一所政法名校和一所电力大学捐助了500万;而在2012年3月,除了举办海南的豪华嫁女婚礼外,他还向第三所大学捐赠了500万。
一位和山西煤矿投资人有长期接触的人士对《南风窗》说,不排除邢利斌“一掷千金”是出于捐资助学的公心和爱女之情。“他资产过百亿,嫁女花掉不到1%,这个比例和普通人一样。”
“但也可能是在强撑门面。”该人士也质疑称,在焦煤价格狂泻,主业销售疲软的时候,慷慨之举极可能是在营造“我不差钱”的印象,而这种印象有利于企业下一步融资纾困。“因为银行都希望借钱给有钱人。”
联盛的负债膨胀历程,的确和这些慷慨举动有着时间上的“巧合”。一家为联盛融资的信托公司管理报告显示,2012年9月末,联盛的资产规模约137亿,其中负债约72亿。也就是说,从2012年第三季度至2013年11月末,不到5个季度的时间内,联盛的负债膨胀到近300亿。可以说,联盛的大规模借债正是从其董事长2012年“7000万嫁女”之后才开始的。[page]
“7000万嫁女”究竟是出于何种考虑,外界只能猜测,只有邢利斌本人才知道个中内情。但从行业来看,铺张与炫富的确成为了煤炭开采业大佬们的主流生活方式。而仔细研究近年乐于炫富“土豪”群体,很容易发现,其所处行业都有着明显的特征,即都是周期性极强的行业。
在这样的行业中,当行业进入下行周期,债务人产销受阻,资金回笼困难,便有了借贷冲动。因此,企业必须营造一种实力尚存的印象,以便从外部融资;对债权人来说,这个行业并非一蹶不振,行业总会进入上行周期,因此也才有放款的必要。煤炭、钢贸等行业是典型。
除煤老板外,钢贸老板的“显摆”早已闻名遐迩。在钢贸行业最红火的2009年前后,上海、江苏一些钢贸市场的豪车停泊密度堪比迪拜。2013年,钢贸老板因负债“跑路”,丢下百万奢侈房车而不管的事情时常发生。
钢贸是典型的“资金密集”行业,钢贸老板向钢厂订货必须提前交订金,而提货则必须全额付款。因此,钢贸老板生存的第一要务就是融资。2008年,“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推热了钢贸业,银行大举进入放贷。为降低风险,银行采取了让钢贸企业之间或和其他民企联保贷款的形式,而豪车既是彰显民企实力的物质载体,也成为了民企老板之间乐于接受的质押物。
豪车并不代表企业的偿债能力,这一点,金融机构并非看不清。一位长三角城商行的内部人士对《南风窗》说,民企老板的“显摆”瞒不过银行。之所以银行愿意放贷,很大程度也是因为银行自身有业绩压力,很多银行都对分支机构有钢贸业的贷款任务,必须完成。而单家钢贸企业动辄贷款千万,过亿也不在少数,这些“大客户”都是理想客户。“反正都要贷那么多出去,那么对于银行来说,买得起豪车的总比买不起的靠谱。”
“显摆”作为信用彰显的手段,之所以屡试不爽,很大程度还在于金融机构对资金“贷后监督”的不足。部分银行或信托都把重点放在了“找项目”上,一旦钱放出去,便只是盯着企业按期兑付利息,而对企业经营和行业变动并不关心。
以上城商行人士便透露,现实中,很多银行和信托公司都是听到企业欠薪或和供应商闹翻之后才知道企业出了问题。因此,很多企业为稳住债权人,也乐于在获得融资后营造“良好印象”。实际上,很多钢贸企业正是凭借着这种“良好印象”,不断借债,最后跨越了70%的负债率红线而陷入困境。
近年来,另外一个高频率炫富的群体是福建民企,其中以晋江富豪“亿元嫁女”最受关注。在不少人看来,晋江女的豪华嫁妆主要是民间传统的因素。但不可否认的是,债务问题正侵袭着这个富有的商人群体。
晋江是福建民间借贷最发达的地区之一,很多知名制鞋、制衣企业都靠民间借贷发展而来。2012年以来,这些产业遭遇了存货危机,存货积压本质上是资金积压,资金周转速度放慢,民间借贷带来的压力便开始凸显。于是,对本来就婚嫁重嫁妆的晋江人来说,嫁女成为了一次极好的信用展示机会。证明自己“还得起钱”,这是让债权人安心的低成本方式。
“不全是为了借钱的目的,但的确有这样的考虑。” 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副院长李建军曾长期研究民间金融生态,他对《南风窗》分析,民企的铺张和奢侈的确有塑造形象的作用,但这只是对一些特定的融资渠道有用。说到底,民企能否融到资的根本还是在于其产业上的核心竞争力。
在借贷关系中,最可靠和最不可靠的信用保证都是人的因素。在中国民间借贷发展早期,血缘、共同文化和乡谊等因素都可以作为信用的保证。但随着民营经济壮大和扩张,这些地域性较强的信用纽带,既无法适应民间借贷资金体量的膨胀,更逐渐和金融资源的全国性流动相脱节。因此,在民间借贷中,更加具体化的奢侈生活方式及器物成为了信用的新载体。
但2011年是转折点,这一年,中国GDP增速开始下降。包括尚德、联盛在内的一批明星民企纷纷出现债务问题。而作为信用符号的奢侈生活方式,开始成为了债权人和公众的批判目标。
温州著名律师、浙南律师事务所负责人周庆春对《南风窗》说,在浙江一些地区,豪车、成捆的房产证、上百万的奢侈家具曾一度是民企老板充门面融资的工具。它们是“软实力”,放款人会注意到。在信贷扩张的时段,只要有豪车、豪宅,银行和其他放款人甚至会“把钱送到家里来”。
“但现在不管用了!”周庆春说,在现在的温州,一个小区的整排别墅可能只有一个产权所有者,但这个人却无影无踪,因为已经逃债走了。这些空无一人的房子在当年的放款者眼中,是极好的信用体现。
原始的信用载体轰然崩塌,新的信用基础却并未建立,这是周庆春最担心的问题。他举例说,以前,一个温州人在下午看上了内地某个要投资10亿的项目。当晚回到温州,便拿出了“分配”方案,自己占股30%,剩下部分分给7个朋友;7个朋友再把各自10%的份额分为若干份,派给亲戚,然后亲戚再找他们的亲戚,就这样一直分下去,分到接盘者的资金实力足以直接承担为止。
最后,这个温州人在两三个晚上便凑足了10亿投资。“比银行贷款效率高很多,温州老板就靠这个抢在了市场前面。”周庆春说。
尽管时常处在灰色地带,但不可否认,在基层金融的草莽时代,“温州模式”异常成功。但现在,不少温州人之间已没有了往日的信任感。在一些纠纷中,借款人和放款人开始因到底是“算入股,还是算借债”而闹翻。
广东一家银企中介公司的负责人对《南风窗》说,民企老板通过“显摆”来增加信用度的做法,不应被加以“道德评判”,很多时候是不得已而为之。目前,国内尚未建立起统一企业征信体系,加之不少民企财务管理落后,企业资信无法判断,奢侈的生活方式已经成为了“信用证明”。
另外,对“土豪”们财富转移性的炫富行为,另一种解读也颇有合理性。以奢侈嫁妆为例,其可以看作是民企老板家庭财富的二次分配,负债的民企老板可以通过嫁妆的形式把财产赠与女儿,即便自己成为了“负翁”,但按照当地民俗,追债方也断然不会向夫家索偿。
而从法理上来讲,嫁妆等于是一份赠与合同。按照我国《合同法》的规定,尽管债权人对债务人与第三人的赠与合同享有撤销权,但也规定了相应的时效限制。换言之,债权人知道或应当知道撤销事由(财产转移)之日起,应在一年内行使撤销权,否则追偿将变得困难。而转移行为发生之日起五年内不行使撤销权,则该撤销权归于消灭。
因此,在充斥着暴力的民间借贷领域,“嫁妆炫富”可以说是对子女的一种保护。
但在中国社会,民企老板不论出于何种目的,过分展示自己在物质上的富足,这对普通中国人来说仍是一种情感上的冒犯。因此,邢利斌在奢侈婚礼举办后不久,便通过媒体表达了对公众的“道歉”之情。
2014年,不论邢利斌的财富故事是否会结束,中国土豪“显摆”的事情都可能愈演愈烈。但越是疯狂地“显摆”,越是在宣告这一轮疯狂的负债潮即将水落石出。
